【大紀元2013年08月14日訊】陳誠，抗戰期間任中華民國軍委會軍政部長，抗戰勝利後任國軍參謀總長，1947年晉陞陸軍一級上將，任東北行轅主任。1949年後在台灣歷任台灣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中華民國副總統等職。作為國民黨的高級官員，對於國共戰史有著不同常人的解讀，在其《陳誠回憶錄——國共戰爭》（2005年出版）一書中對這段國共戰史進行全面解讀。本文為其中部份節選。

共黨為患的由來

歷代都有匪患，其為禍之烈，雖在婦孺亦耳熱能詳的，在唐為黃巢，在明為闖獻，都曾創造過空前未有的記錄。然以與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以來的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下「中共」或「共黨」）相較，可就都望塵莫及了。共黨已經和仍在製造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他們為害中國乃至為害人類的程度，將不止是空前的，而且可能還是絕後的。

共黨就是由蘇俄領導的共產國際在中國一手製造的一種匪患，因其曾自稱為「中國工農紅軍」，故又可名之曰赤匪。

共黨為患，始於十六年他們在南昌發動的「八一暴動」。而中國之有共產黨，則始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從一開頭它就是接受俄帝指揮的一個出賣民族利益的組織。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國父倡議容共，何嚐不知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之不能相容，不過容共並不是容納共產主義的意思，更不是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意思。當時李大釗提出共產黨徒加入本黨的申明書中說：「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見容共是容納共產黨「人」之加入本黨，亦「歸斯受之而已矣」之義，以國父之寬容大度，對於「人」是不曾有所歧視的。至於一經作了共產黨，便不復再有人性，這豈是國父當初始料之所能及？再則國民革命發韌之始，倍受英、日殖民主義者的重重壓迫，爭取國際上的援助與同情，乃當時革命形勢之絕對需要，剛好俄國此時再三表示他們願意援助中國國民革命的誠意，則國父聯俄容共政策的確立，正是客觀形勢必然的歸趨。後來俄帝猙獰面目之逐漸暴露，還是共產政權罔顧信義缺乏人性的一種表現，但這不是任何人所能前知的。所以根據軍後的成敗，來評論事前的得失，未有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

共產黨徒以個人名義加入本黨之後，立即展開挑撥離間的分化作用，於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稱出現。在「革命的向左轉」的口號之下，共產黨在本黨陣營中已隱然露出他們的本來面目，不過共產黨的招牌還沒有公開掛出來罷了。「八一」南昌暴動是羅明納茲（斯大林派來中國傳達他的命令的人）策動，賀龍與葉挺執行的。（賀龍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葉挺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燒殺劫掠之後。南竄廣東，於潮汕一帶遭國軍痛擊，被各個擊破，殘部由朱德率領，流竄湘南。

共黨為患的慘烈

世稱黃巢造反，曾「殺人八百萬，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說並無所據。惟黃巢殘忍嗜殺，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楊復光陳破賊事狀，說巢賊「物無不害，惡靡不為」，已可見其為禍之烈於一斑。

闖獻荼毒生靈，距今不過三百餘年，仍為家喻戶曉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園尚存有張獻忠所書之「七殺碑」，其文為：「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以殺人為報天養人之法，是何理性？真是匪夷所思。

共黨以流寇方式起家，對於歷代流寇，尤其是黃巢闖獻，素極奉不崇敬，大有奉為「先賢」、「先烈」之意。其實他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他們這三十年來在中國所造的孽，雖起黃巢闖獻於地下，當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陸淪陷之初，港澳及各地華僑，對於共黨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謂大有人在。然而僅只一兩年的時間，人心為之大變，希望破滅了，完全變成絕望，好感消失了，完全變成咒詛。至今無論海內外的中國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黨中，形成「新階級」的人物外，對於共黨不存「時日曷喪，與汝偕亡」之想的，可說不可能有這樣的人。

共黨僅僅在一兩年之間，使華僑對它的觀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由於他們太殘酷，使人人覺得在共黨統治之下，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所以才毅然決然的摒棄了對他們的幻想。

共黨之嗜殺，不但數量上跨越黃巢闖獻，其手段之慘毒，也有非黃巢闖獻所能想望者。他們創造發明了許多酷刑，使受害者雖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來關於這類事故的報導，俯拾即是，我們不但不忍卒聽，而且也不忍備言。

單就殺人之多這一點來說，共黨所造成的記錄，稱得起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江西剿共結束後，中外新聞記者到劫後共區從事實地調查者，頗不乏人，他們都很注意淪為共區之前和收復以後各地區人口的變遷，茲就手邊所有資料，摘錄數條如後：

一、黎川之新羅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後只存千人。

二、寧都縣城原有居民約二萬人，劫後只有八千人，約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害。以上兩條均見上海德文日報主筆Mr.Simon Eberhard所作《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

三、南豐全縣原有人口十九萬餘人，現在僅存十一萬四千四百餘人，其中男子五萬六千餘人，女子五萬八千餘人。共區女多於男為極普遍之現象。

四、廣昌城外數里許一村莊，有一大屋，約三十間，謝姓。過去可斷為一大家，現則荒涼冷落，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則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歲之小孩，詢之則已二十二歲。又另一村家，則只有中年女子三人，並無男丁。

五、寧都全縣原有人三十四萬，現僅有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萬零一千七百餘人，女丁十二萬二千六百餘人。其中壯丁僅三萬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寧都縣屬之長勝圩，全圩面積約十餘華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餘，自民國十九年（一九三○）被共黨慘殺三百餘人，除裹脅以去者三百餘人，現僅存九百二十餘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壯丁僅八十餘人。

七、瑞金原為贛南最富庶之縣份，俗有種一年吃三年之諺，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黨佔據時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復時止，原有之三十餘萬人口，被殺三分之一，被脅迫以去者六千人，僅餘二十一萬人左右。尤以知識份子屠殺淨盡，辦理善後，亦難找得人才。

以上五條均見中央社特派記者鍾貢勳所作之《江西農村視察記》。

以上錄有的資料，雖殘缺不全，不足以見共區人口變遷的全貌，但舉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會有多大出入的。我們綜合起來看，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一、在共黨統治下的地區，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普遍的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總計以上七條所列原有人口為八十五萬三千餘人，劫後人口為五十五萬八千餘人）減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於屠殺。

二、共區人口普遍的女多於男，這純粹是人為的現象。因為男丁非被屠殺，即被裹脅以去之故。

三、共區因缺乏壯丁，勞動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園荒蕪，百業俱廢。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雖已年屆成人，而形態猶如兒童。

共黨由嗜殺而造成飢餓，由飢餓而促成死亡，也就等於慢性的屠殺。其被裹脅以去者，名之曰「工農紅軍」，其實是供給共酋人海戰術充當炮灰之用的原料，也還是一種變性的屠殺。所以共黨之殘忍嗜殺，實在已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為共黨，便如此嗜殺，而毫無惻隱之心？原因就是惻隱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側隱之心。人人皆知共黨是唯物主義者，他們是不承認有所謂「心」的。他們認為「心」也就是「物」，人不過是血肉製成的工具罷了。所以把人用在經濟生產上，就是血肉的機器，把人用在戰爭作業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鞏固殘暴的統治上，就成了殺之以鎮猴子的雞了。總而言之共產黨統治政策的一個最大環節，就是屠殺，這是他們一了百了的得意傑作。其所以敢於如此與古今中外一致擁護的「人道」觀念為敵，沒有別的憑恃，就因為他們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則他們認為屠殺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必要手段。換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產統治的成功，所以共產黨徒不願意放棄屠殺，正如他們不願意放棄統治和政權一樣。

列寧曾說過：「我們不曾在原則上拒絕過恐怖主義，我們也不能這樣。恐怖乃是一種軍事行動，可以加以有利的應用。在某些時刻，它甚至於是必要的。」

這話說的太技巧了。豈止某些時刻，恐怖主義是必要的。自始至終，恐怖主義和共產統治就沒有分過家。沒有恐怖主義，共產統治既不能出現，也不能持久。

邱吉爾的回憶錄上，記載他有一次問斯大林：

「俄國在清黨期間（一九二○到一九三○）有多少人被殺死或被永遠驅逐？」

「一千萬人！」斯大林很坦白的回答：「這是很可怕的，……但這是必要的。」

以此類推，則大陸淪陷的初期，說被共黨屠殺的人民，有三千萬……之眾，不但不是虛報，而且可能還有不實不盡之處。

三千萬人的大屠殺，真是曠絕古今的一次大屠殺了。

黃巢闖獻嗜殺，並不諱言嗜殺，張獻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揚其嗜殺。唯共黨則不然，共黨殺人，明明是師承列寧、斯大林的恐怖主義，以遂行其血腥的獨裁統治，卻往往飾詞造說以相掩飾，並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這種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殘酷，而且卑鄙。以視黃巢闖獻雖凶殘而尚能表裡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屬下下。

所以吳稚暉先生批評共黨，說他們「好話說盡，壞事做完」，最為要言不煩。比起黃巢輩的「物無不害，惡靡不為」來，可說是匪化的一種「大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