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7月09日訊】前一段寫批評余傑假借神明阻止郭飛雄跟布什總統見面一文時（「余傑的三個錯誤」），曾有朋友提醒，郭飛雄是反美的民族主義分子。意思是為他說話要小心。

但我那篇文章的出發點，不是為誰說話，而是講一個道理。因為余傑那種「假借神意」把自己不地道、不道德的行為合理化、正義化是非常可怕的——那個思路是通向邪惡的。用上帝的名義幫人、助人，是加倍地高尚；而用上帝的名義損人、害人，則是加倍地惡劣。

宗教信仰在提高個人修養、增強身心健康的範圍內，有相當正向的意義，但只要成為要「否定、摧毀、滅掉某種東西（觀點或肉體）」的工具，就其害無窮（無邊）——阻止一個人見美國總統可以是「上帝」的旨意，在波士頓馬拉松放炸彈也可以是「上帝」的旨意——程度不同，思維方式相同。所以，「假借神明」的問題是「欺騙」，這已不是觀點之爭，而是品行的探討。

人的觀點都可以、可能改變，這是非常正常的；我自己就在不少重大問題上有過改變。判斷一個人品德的最關鍵點，並不是他持甚麼觀點，而是他有否人格的統一性。觀點錯了可以改變，但人格撕裂，我不知道「用甚麼藥」、或者「有沒有藥」可救。

近日看到郭飛雄這篇文章，覺得他的思想有相當的轉變（如果他原來真是反美的民族主義分子的話——我沒讀過他以前的東西）。他現在這篇文章，基本是美國建國先賢傑弗遜、麥迪遜們的思路，即確信「個人權利優先於國家權力，公民的自由和尊嚴高於國家利益」。這是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根本原則精神（保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

只要確信「個體價值」（個人權利和自由）為根本，其他一切都會迎刃而解。如果這真是郭飛雄先生的思想轉變，在這裡祝賀他，並期待更多的民運朋友也這樣轉變。

中國只有確立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的思想價值，才能對抗群體主義（collectivism），最終結束中共黨天下，因為群體主義是一切專制的根基。

郭飛雄：自由、人權、憲政對國家主義

1、個人權利優先於國家權力，公民的自由和尊嚴高於國家利益。

在恐怖的核平衡已使人類的安全得到基本解決、經濟貿易已徹底融入人類共同體的大勢下，作為世界主要的地緣戰略大國之一，中國已不存在決定性的外部難題。

近年來，中國主要的周邊摩擦，釣魚島紛爭、仁愛礁事件等等，以及曾經喧囂一時的大國爭雄、中國崛起之類理念，在民間社會實質已淪為邊緣話題。國人真正的關切，是對純粹的人權、自由、尊嚴與幸福的關切。人民的判斷是尊貴、理性而務實的：沒有人願意拿自由和人權，去和國家的偉大、光榮來交換。在這片土地尚未實現憲政民主之前，所有的國家榮華和威勢，不過是煙霧和泡沫而已。

當普世價值傳入、啟蒙基本完成之後，如下的政治倫理已成為中國民間共識：

個人權利優先於國家權力，公民的自由和尊嚴高於國家利益。人類為了自保才設置國家，個人是國家的主體，是國家的目的，國家是沒有本位、沒有人格的工具，它要向每一個具體的個人的人權彎腰，要為所有個人的幸福鋪路。國家無權侵犯個人自由、奴役人類。享有大自然賦予的神聖自衛權的人民，有權對失控、失職、越界、犯罪的國家作出變更。

2、目前中國首要的國家利益，乃是建立憲政民主政體。反憲政民主者，皆國賊也。

站在人民主權、人民主體立場上來看問題，如果說今天的中國存在著國家利益考量，其核心還是內政考量。

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政治制度的不良，它給當今的中國人造成了巨大的物質障礙和精神痛苦，也給中國的未來埋下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正因為如此，目前中國首要的國家利益，乃是政體革命——建立憲政民主政體，從制度上徹底實現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福利、機會的保障。自然，這才是中國社會真正的長治久安之道。

自由民主主義不需愛國背景敘事，但也並不違背愛國的基本感情。在當今中國，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首先應當敢於直面中國最大的阻礙——極權專制，敢於批判暴政，致力於促進政體轉型。推動自由民主的政治異議人士，才是中國最大的愛國者。而那些打著愛國旗號歌頌暴政、鼓吹奴役人類、阻擾建立憲政民主政體者，皆國賊也。

3、自由民主主義肯定在外敵入侵時保衛國家的正當合理性，但拒斥不開放的、排他的、進攻性的民族主義

自由民主主義與開放的、理性的、防守性的民族主義從不敵對，它決不會愚蠢到像極權主義過去所做的那樣，在危機時刻反對祖國、無條件接受莫斯科指令、力主「武裝保衛蘇聯」的地步。以個人自由為起點，自由民主主義的邏輯線路可以簡易地論證在外敵入侵時保衛國家的正當合理性。這就是我們從英美數百年的歷史中所經常看到的情形：自由民主的國度，才是愛國主義自然表達、應時發揚的國度。

但是，自由主義拒斥不開放的、排他的、進攻性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通往危險的國家主義。一個擁有超級軍力的國度，其國家主義通往軍國主義。

從理論上，無法理性地確立能與個人自由、尊嚴與政治主權平起平坐的第一位的國家實體，國家是次生的、虛幻的、非主體的、第二序列的。那種和「人權高於主權」、「個人先於國家」真理相對抗的國家至上、主權至上理念，是得不到充分論證的。

國家主義、軍國主義——野蠻壓倒理性，獸性壓倒人性，武力殘害生命，怪獸奴役人類。

4、國家本性惡，警惕國家主義是數代人的思想使命，關於「中國自古愛好和平」的說法，其實在偽造歷史。我們有責任為了人類的長期和平，預防軍國主義在中國興起。

更深層的是，對「國家本性惡」的反思，在曾經遭受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的嚴重欺騙和戕害的中國大陸，是一項歷史運動。警惕國家主義是數代人的思想使命。

國家本性惡源於權力本性惡，國家天生有壓迫民眾和濫用權力的趨勢，與民權之間有你進我退的張力。主張國家至上、對外爭霸追逐大國光榮的國家主義，必定走著這樣一條濫用權力的線路：借對外爭雄而擴權，用虛幻的國家榮譽鼓動和誘騙民眾充當炮灰，欺凌弱國，又轉而用擴充而起的暴力和次暴力、特權和強權，加強對內部的彈壓，直至實施暴政，嚴重侵削本國民眾的人權和自由。因此，國家主義實為權力惡和強權惡的放大器。

法國自完成君主集權、奠定國家認同之後，尤其是自路易十四統治起，直到一戰結束，其歷史，基本都見證了國家主義是如何放縱野性和殺伐、嚴重破壞人類和平與安寧的。至於德國的國家崇拜給整個人類帶來的空前災難，更不必贅言。著名的自由主義大師、歷史學家阿克頓如是總結，「國家所從事的事業是最基本的犯罪行為——通過戰爭、司法審判或暗殺剝奪人類的生命。」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內不少人流行用「文化決定論」來解釋國家崇拜所造成的嚴重負面效應，否定「國家本性惡」的深層脈動。慣常的推理是，西方文化崇尚進攻，而中國人由於文化因素，「自古愛好和平」，不搞侵略，不欺負弱小民族。其實，這一流行論調在偽造歷史。唐朝早期，中國曾嚐試建立全局性的軍事帝國，帝國擴張之初就滋生了程咬金、薛仁貴們對西北遊牧民族的種族滅絕，數十年後安史之亂造成全國減少三分之一，與此類行徑不無因果關聯。明朝對邊疆民族的欺凌和屠殺似乎一直潛藏在水下，但李成梁軍隊屠滅努爾哈赤滿門的故事卻無法遮掩，它引發了滿族在關外和入關後對漢人的瘋狂殺戮、報復，釀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醜聞之一。一個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幸的。

網絡間對解放軍屠滅越南遊擊戰村莊的傳說的津津樂道，2012年反日遊行中波譎雲詭、四處瀰漫的打砸搶燒，都直接印證著強權崇拜的極端愚昧和醜陋。故大國崛起背後，國家主義的喧囂將之帶往危險的軍國主義走向。在恐怖的核平衡時代，軍國主義只有局部施展空間，但在其最終被內外合力掐滅前，卻可能會給本國和周邊各民族釀成不小的災禍。對中國而言，若逆道而行，軍國主義的可操作路徑，無非是和俄羅斯、伊朗、北朝鮮這樣的國度合作，與歐美玩爭霸遊戲，而後避實擊虛，主要對弱國、弱小民族實施暴力欺凌，顯示所謂的大國威儀和民族榮耀。對此，民間社會應保持高度警覺，我們有責任為了人類的長期和平，預防軍國主義在中國興起。充分發揮自由民主主義的道德力量，將促成一代風俗之變，熏陶出普遍的崇尚自由、棄絕野性、鄙視奴役的高尚心靈。最終靠確保法治和人權的憲政民主制度，徹底制衡潛藏的國家主義獸性和軍國衝動。

5、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與中國民主轉型的國際環境。

憲政民主是迄今為止最優良的政治制度。但是，人性並非為制度而改變，而是被制度所約束。明智的阿克頓曾指出：「眾所周知，民主也喜歡奴隸制、帝國主義、征服戰爭、宗教的不寬容、暴政、普遍的無知。」民主並沒有徹底消除人性之惡，但是，它已展示出具有通過和平方式改進自身的道德和制度缺陷的自我更新能力。

二戰之後，聯合國成立，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獨立，回撤的西方文明將主要衝擊力轉向內政，在普及選舉和自由的同時，接納平等理念、福利制度，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良治。冷戰結束後，經過數個回合的調整，全球社會逐漸走向實力均衡。

中國自加入WTO以來，基本融入了全球經貿體系，十年來經濟總量實現了2倍以上的增長，這充分證明了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歐洲和美國對於中國人民的善意。一切舊式勾踐—夫差式互相陷害的權略，和新的國際陰謀論，皆為強有力的事實吹得煙消雲散。

曾經引起嚴重疑慮的美國，在近年來中國周邊的釣魚島紛爭、仁愛礁事件上，保持了可貴的中立，值得人們深思。然而，周邊事態對於作為具有超級數量級潛能的中國，總是邊緣問題。中國的核心需求，還是徹底融入開放文明、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全球經濟文化共同體。在享受全球化紅利的同時，中國也面臨著參與反恐、調控北朝鮮之類的不安分衝擊等安全義務承載。

對於中國社會而言，美國是我們融入全球共同體的第一道考題。抱有開放、理性胸襟的中國人，不僅需要學習美國的先進科技，在目前，美國的憲政民主制度和政治科學尤其值得我們借鑒：它的三權分立架構，聯邦制下的州國平衡，小政府，充分的宗教自由、社會自治、種族熔爐，崇尚勞動的健康福利制度，對於同為大國的中國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以中國之大，內政是外力無法干預的。然而，健康發展的中美關係、中歐關係，對中國國內的和平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轉型，構成了良好的、輕鬆的外部氛圍。對於民間社會而言，所有的人權支持和道義聲援，都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

6、中國真正的危機存在於核心內部。

過去，我曾經以為，釣魚島之爭、南海之爭，台灣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對中國未來的民主轉型將構成重大困擾。難題可能導致轉型路徑扭曲。但是，十年來的形勢演變，使我的思路發展了較大轉變。

以中國反對力量自身過去十年無端的苦難遭遇，可以換位反推：在極權主義壓迫下的中國周邊世界、中國邊疆民族，他們的處境、遭遇、感受、血淚，又將如何？

而在近年的各種內外紛爭中，周邊和邊疆的參與要素，並非無節制和不可控制。真正表現出強烈的獸性的，反而是中國核心內部。

中國最大的轉型難題，還是內部政治不文明，以及在長期內部政治不文明的大勢下催生的普遍的叢林野性崇拜。官與官的內鬥，官對民的內鬥，以及極少數民間力量的內鬥，所表現出的叢林野性、不擇手段、無規則性，都潛存著巨大的、毀滅性的當量。他們引發的裂變危險，將遠大於釣魚島、南海、台灣、西藏、新疆問題的風險。

假定人民總是正確的，人民主權是不受限制的，被壓迫的反對運動天然具有政治正確性，都是違背自然的。一個明智的民主運動，需要對所有重大的人性惡，都做出深刻的反思和預先的規制。

2013年6月21日

——原載《中國人權雙週刊》第1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