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6月03日訊】編者按：「六‧四」學運二十四週年之際，香港《明報》 登出「六‧四」學運領袖、流亡人士封從德的親述回憶，包括當年與柴玲出逃的驚險經歷，印證香港傳媒當年收到柴玲錄音帶的歷史片段。封從德在美期間，著書親述「六‧四」發生過程，並揭發當年傳媒尚未披露的真相，這些年，柴玲多番言論引來不少爭議，而封從德細閱柴玲回憶錄後，發現有內容需要澄清，於是決定增訂《 「六‧四」日記》。

我和柴玲六月七日晚到達武漢大學。從離開北大到北京火車站的經歷，這裡不能細講，因為涉及到一些人。路上，我騎車帶著柴玲，一邊騎一邊睡，結果栽倒。穿過長安街時很驚險，軍隊控制著路面，民眾要穿越需冒很大的危險。火車票是隨機買的。我當時的安全策略是：切斷一切親友的聯絡，沿途不留任何痕跡，隨機上到任何交通工具，再隨機下車隨機換乘，這樣，就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裡，當局自然無從猜出我們在哪兒。結果正好買了兩張去廣州的票。火車開到武漢長江大橋前，因學生臥路，就走不動了。車上，我們認識了一位台灣商人，他似乎黑白兩道都通，願意幫我們，並約六月十一日中午在廣州白雲山賓館見。火車在長江大橋前堵了很久，我擔心出問題，便與柴玲下車，換公共汽車去了武漢大學。

到武大時，那裡的學生還在悼念「六‧四」死難者。聽他們說，頭天晚上的追悼會規模極大，從北京返回的博士生蔡崇國講述了「六‧四」凌晨他親眼目睹的六部口坦克碾壓學生的慘景。我們在那裡也看見了官方電視上的曲解畫面，滿是軍車被燒、解放軍被殺的鏡頭。

蔡崇國游水到港傳遞錄音帶

另一方面，我們沿途收聽美國之音和BBC ，死亡數字越來越高，三千、五千、七千。我很懷疑這些數字，覺得有必要對外講明真相以正視聽，就暫時放棄沿途不留痕跡的安全原則，約了武漢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李海濤為我們準備錄音設備，讓柴玲做了一個四十分鐘的錄音。

我請李海濤翻錄三十盤磁帶，到街上散發，以保證傳到海外。兩天後，蔡崇國游水到香港，將磁帶交給電視台播出。

（2012年6月10日香港媒體人張圭陽在《 明報》 撰文：八九年六月十日晚上約八時許，一名神祕男子在廣播道無線電視的總台接待處留下了一盒卡式錄音帶，宣稱是柴玲本人的錄音講話。為了求真，首先找了經常訪問柴玲的兩名記者，確定是否柴玲本人的聲音，確認後由於柴玲下落是一個謎，天安門在六月四日凌晨發生甚麼事還沒有第一身的說法，由於新聞性很高，新聞部很快得出一個結論，要中斷正常的電視節目，在晚上十時許播出了這段柴玲講話。講話播出後，引起全城關注，根據群眾要求，在同一晚上又重播了一次。海外新聞機構紛紛要求拷貝，新聞部即時配上中英文字幕，拷制了數十份，免費派送給全球的電視新聞機構。）

做完錄音我們就走了，坐船到九江上岸，又隨機乘坐公共汽車去南昌。在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廣場，我們看見民眾還在悼念「六‧四」死難者。我們跑了很多地方，好不容易才買到一台短波收音機，當時國內民眾為了收聽海外電台瞭解「六‧四」真相，短波收音機幾乎脫銷。

之後又是隨機地選乘火車，經湖南株州輾轉到達廣東某市。在那裡有一段奇遇，遇到後來救助我們的一群義人。詳細情況還是不能披露，但大致情況現在可以說一說。

遇到那群義人的機緣說來很奇妙。我們去那個地方是因為坐錯了車，而他們本來也不會在那裡待那麼久，就這樣萍水相逢遇到一群修煉人。得知是北京逃出的學生，他們趕緊把我們藏到家裡。過了幾天通緝令下來，二十一個學生的照片出現在全國的電視上，他們才知道我們具體是誰。這一藏，就是十個月。

當時我們的價值理念截然不同。煉功的人思想很傳統，而學運則是西化、反傳統的。他們幫我們，只是覺得政府不該殺學生，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雖然觀念不同，還是冒險相救，納粹時期德國基督徒救猶太人的情形，大概與此類似。幫忙最多的我們叫他大哥，後來我們的錢用光了，大哥把他準備結婚的錢全拿出來。這些都令我十分感動，但我觀念發生徹底變化，卻源於一次闖關中的奇遇。

起初我沒想闖關出國，只想留在國內靜觀其變。觀來觀去，卻是誰誰被捕、誰誰逃到海外繼續民運的消息。藏在一個小空間久了很是無聊，聽美國之音說秦城監獄裡七個同學關在一起，還讓我很是羨慕：一來不再擔驚受怕，二來大家一起正好切磋。當然他們遭的罪遠沒這麼羅曼蒂克，這都是窮極無聊時的想入非非。

求觀音菩薩保佑平安

於是我跟大哥商量闖關。起初他不同意，覺得風險太大，好說歹說同意了，就有個條件——我必須一起求觀音菩薩保佑，並唸「唵嘛呢叭咪吟」六字大明咒。因為我是當事人，當事人不求，光他們求是沒有用的。六字大明咒也叫六字真言或觀音心咒，據說消災除障的神力極強。我跟他們念了一週，直到學會金剛念，也就是念在喉嚨裡而不出聲，後來整個闖關行動中都保持金剛念的狀態。這一週他們還用來布氣場，並帶我做上香、唸咒等一套儀式。考慮到大家的安危，我不僅不能拒絕，還得很誠心地參與這些祈禱儀式。

順著田埂走，快到盡頭時，突然從樹後跳出兩個士兵，用當地話問我們幹甚麼的。大哥很鎮定，上去跟他們聊天，問他們怎麼會在這裡。士兵說是專門「抓小道」的，很多北京來的學生就從這裡跑出去。奇怪的是，我就在面前，只要問我一句我就暴露無遺，可他們始終就沒理我，只查大哥的證件，最後讓我們過去了。大哥很警覺，此前已探過幾次，這條路都沒士兵，怎麼今天冒出兩個來？

他決定撤消整個行動。在往回走的途中，經過一片農田。正不知該走哪條路，見一農家婦女在耙地，另一塊田裡還有一些人。大哥上前跟她聊天裝作土地調查，這位婦女開口就問是不是北京來的學生啊，又指著小路盡頭大馬路上的一個小棚子說，你看那邊有輛吉普車，當兵的在抓北京來的學生。我們一看，二十多米遠處果然有輛吉普車在小棚子後面冒了個頭，於是趕緊從另一條小路走了。

走了老遠上到大馬路，找到招呼站，準備坐公共汽車回去。大哥擔心我們一起目標太大，就讓我先走，並說前面過橋沒有邊防軍崗哨，過橋後到那兒下車匯合。結果車在橋前被邊防軍攔住，上來一個個地查證件。我緊張到極點，假裝掏兜，還好我上車時選了窗邊不太顯眼的地方坐，他們沒查我就查後邊的去了。他們查完後邊走回來時，我的心已經提到嗓子眼了，盤算著是裝聾還是作啞。然而奇蹟再一次發生，他們沒問我，就直接下車了。

半夜遇上神祕黑道人物

此前、此後還有一些奇異的遭遇，包括此前半夜在黑卒卒的山脊樑上遇到走黑道的神祕人物，嚇得我們躲在山樑上半個小時不敢動，這裡不細說了。總之，我沒在預定地點下車與大哥他們匯合，而是獨自去了邊境小鎮。試了一下午也沒成功，偷偷接觸幾個入境的華人都不敢幫我。最後遇到兩個進大陸送聖經的荷蘭傳道人，他們商量後同意回去幫我傳遞信息，找人來營救。我等了幾個小時，這時天色已晚，才不得不離開。

幾年後我又見到其中年輕的荷蘭傳道人，他叫Otto ，女兒出生正好在六月四日，他告訴我，當時的消息確實傳到了，但來營救的人卻沒找到我。乘車離開小鎮還有一次盤查，這次比較松，軍警探個頭瞅瞅，就揮手放行了。

柴玲為避通緝令割雙眼皮

這是我們在國內逃亡時唯一的一次外援，可惜沒有成功。幾經周折回到大哥家，他們驚訝到說不出話。他們以為我已經被捕了，早已趕緊將柴玲轉移走了，從此我們就一直分處兩地。中間只有一次機會去看柴玲，她錯以為我「被捕」後，差點去自首，顧及大哥等人的安危才打消這個念頭。後來她又曾去軍隊醫院割雙眼皮，因為通緝令上說她是單眼皮。

（作者封從德，四川人，生於1966年。1980年代入讀北京大學，後入北京大學遙感所碩士班，研究電腦識別衛星圖像專家系統。1989年5月，封從德獲波士頓大學5年博士學位獎學金，後因學運未及前往。在八九學運中當選北京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常委、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絕食團和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六‧四」後和妻子柴玲在境內逃亡10個月，1990年逃亡至法國，後入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歷史系研讀，1999年回法國研究道教和中醫。2001年創辦「六‧四檔案」網站。2003年，封從德獲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學博士學位。2005～2008年間在紐約「中國人權」工作。現居美國舊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