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5月30日訊】自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受盡了無端的折磨，是年8月26號，「牛鬼蛇神」遊街時，我受不了這樣非人的侮辱，服毒自殺未遂，昏迷了兩天之後清醒，造成藥物性肝硬化。
1967年5月13日，我被造反派毆打致傷，造成胃損傷出血，在河南省人民醫院住院，做胃大部份切除術，(術中發現肝硬化)；從此之後我就經常拉肚子，每天3到5次，甚至更多。
1966年6月我被停職，受盡了「牛鬼蛇神」的生活，1974年4月起，恢復工作，這麼長時期的精神折磨逼的我患了高血壓病，精神緊張時血壓高達220/180mmHg，心率過緩，一般為40多次/1分鐘，悶氣、咳嗽，於是開始了我長期服藥的生涯。
我拖著半病的身體，於1974年4月調入河南省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婦科，自此，我投入治療惡性滋養細胞腫瘤（惡性葡萄胎、絨毛膜癌）工作，這一投入便是十多年。在這些日子裡，逐漸出現選食，牛奶、蘋果、香蕉、豬肉等，我吃了就拉肚子，硬食、冷食也不能吃了。1990年7月我退休。為其他原因，我沒有接受醫院返聘，而選擇在社會上從事婦女衛生保健和防止性騷擾的宣傳工作，同時寫了十四本衛生科普書籍，請我講課的單位較多，他們主動付講課費，一堂課三小時我至少能收入300人民幣，最高者達500元，九十年代初期，我收入頗豐。
當時主要的宣傳陣地是各級婦女聯合會、工礦企業工會女工部、各大專院校學生會，從鄭州市講到河南各地區；場次也很多，如1995年「三八節」就在三個大學各講一場(即三場)，聽眾很多、熱情也特別高。彼時無人嫉妒我，更無人打壓我。那時我已年逾花甲，因精神愉悅，卻也從不感到疲勞。
1996年4月，在一次外院會診中，我第一次了發現一個因手術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婦女。她輸的血液來自醫院血庫，我敏感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血庫裡的血攜帶了愛滋病病毒，那麼受害者絕非少數。當時我找衛生廳，那裏的官員說：「就你大驚小怪，哪兒有那麼多愛滋病叫你看見！我都不知道河南有愛滋病。」我對他們這樣的說法不服氣——我確實看到愛滋病病人，應該立即尋找血液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源頭，一查究竟。從此我自費轉向農村，深入調查愛滋病疫情，宣傳預防愛滋病的知識，救助愛滋病病人和孤兒，踏上了一條困難坎坷的預防愛滋病道路。
從此，我的個人健康狀況日以下降，下鄉走路過多過累，腳腫、關節疼。飲食受限更多：魚肉、蝦蟹、雞肉及水果，從此無緣沾染。在無奈的情況下，我在途中食用的，都是乾炒麵。
2006年4月，老伴因咽癌去世，推倒了我的精神支柱，而這時防艾工作的壓力有增無減，為了保存愛滋病資料，無奈之下，2009年5月，我離家出走，8月來到美國。飲食情況進一步惡化，腹瀉次數時間有增無減，不再是單一稀便，腹瀉重時稀便中伴有粘液。
一、股靜脈血栓的首次出現
2010年5月下旬，我左側臀部鈍疼，左腿、左腳浮腫明顯，病情日漸加重，一連找負責保健的女醫生三次，然則她態度很好，診斷卻不清，給了點止疼片，無效；6月上旬，我行走困難，多數時間纏綿於病榻。6月12日，陪同我居住的博士生鼕鼕著急了，帶我去哥倫比亞大學附屬醫院掛急診。醫生做了各種檢查，確診為左下肢大隱靜脈血栓，要求我立即住院治療，當即服用化血栓藥物香豆素。6天後我的疼痛浮腫有所減輕，次日出院；遵醫囑繼續服藥三個月。保健女醫生仍不放心，介紹我從7月份起轉赴紐約血液病醫院以進行進一步檢查。
給我看病的是一個老年女醫生，白人，雖然說話我聽不懂，得通過翻譯，但她很認真負責。事無鉅細，每次抽血檢查，她都寄給我各種檢查結果的清單，並隨時調整服用抗血栓藥物的劑量。多次檢查以後，老年女醫生告訴我：「你的血栓病有遺傳因子，必須終生服抗血栓藥物，同時，每2到3周，必須抽血化驗香豆素的濃度。」就這樣，我成了醫院的常客。
這個衛生所，每次抽血之後都告訴我化驗結果，只是抽血護士技術太差，有時穿刺5—6次，都不成功；最後一次竟穿了6次也沒有抽出血，因此我轉了衛生所，找到一個衛生所有中國人做保健醫生，言語容易勾通。
二、心臟病的搶救
2011年12月中旬，我悶氣加重，22號晚不能平臥，學生叫了救護車送我到紐約長老會醫院急診監護室，一經入住，醫生護士立馬開始搶救，而不提收費。他們都非常重視我，吸氧、心監護器（心電圖），每5分鐘自動測量一次的血壓記，輸入液體和搶救藥物（我不知道藥名），輪番上陣；各種監護器對血壓、脈搏、呼吸不時地報警，（血壓90以下，心率在50次以下，監護機器就自動報警。當時我的心率最低時只有36次/分鐘。）他們記錄每一個環節，使我深刻體會到美國大醫院處理急診的重視和高效。
搶救了一夜，次日，我已經幾乎不認識人了。中午醫院的專家會診，提出要我手術安置心臟起搏器，我同意了。但因我正在服用抗血栓藥物，必須先停藥三天，又要直系家屬簽字（當時給國內親屬打電話，我女兒開始請假來美國護理我，豈料，層層審批，直到2012年元月28，她才來到紐約。）還好，12月24日，我妹妹從芝加哥飛來簽字，我被轉入心臟病病區接受治療，28日下午，在術前準備完畢、監護俱全，我在靜脈麻醉的情況下，才做上了心臟起搏器的安置手術，痛苦不大。術後笫三天出院，我的心率恢復到60到70左右一分鐘，但活動時仍會悶氣、咳嗽。
對我體內安入的心臟起搏器，需要定期檢查，多虧了醫療保險，否則這筆巨大的醫療費難以承擔。
三、暈倒與摔傷
2012年6月9日晚8時許，我起床開燈時突然暈倒，頭部摔傷出血。當時我家中無人（陪我住的小郭工作很好，富有同情，從來不發脾氣，她只要在家，就不讓我刷鍋，晚間，她主動幫我往暖瓶裡灌開水，小郭是一個聰明的我最喜歡的女孩。不過，她像貓咪一樣，每天晚上天不黑就去跑步，一般11點到12點才回來）我清醒後一直用手摀住頭部傷口，又爬到小櫃子上拿了大塊的傷勢止疼膏貼在頭上，但是出血仍不能完全停止，我衣服多處已被染上了血。11點多小郭回來，我們去哥倫比亞大學附屬醫院掛急診，醫生給清理了頭部傷口，同時在傷口上釘了三顆鐵釘（相當於縫合三針），又給我吃了止痛片，出血這才停止了。次日凌晨二時許我們才回到住室，這時我大量嘔吐，醫生堅持讓我吃藥，直至15日才拆掉鐵釘。
我曾經在過於勞累的工作狀態下發生過類似暈倒的現象，但退休後甚少發生。來美國後出現這樣的意識消失性昏倒，還是第一次。對我來說很可怕，因為我雖有室友，卻常常獨居。
四、血栓再現與併發症
自2011年到2012年，我的多個牙齒出現鬆動，很疼，於是一連拔了5顆牙，每次拔牙就必須停抗血栓藥物一週。自2012年6月，拔除第四顆牙齒之後，我發現活動後左臀部疼痛（在原血栓處），但可以忍受；不料8月14日，疼痛加劇，即去哥倫比亞大學附屬醫院就診。兩位女醫生檢查後說，B超顯示，在我的原血栓下方又出現一個陰影。醫生不讓我回家，並和小郭說：「如果病人離開醫院，必須直系家屬來簽字」。說了半天，當夜我終於住進了病房。入院約10分鐘左右，未經任何檢查，來了一個半黑人的女醫生，她說：「沒事，扭著腰了。」
住了兩天醫院，因吃飯問題，我又出現腹瀉，17號出院，腹瀉日益加重，每天5—6次，不但便稀，同時伴有粘液，全身出汗，四肢不斷抽筋，很是痛苦。我又去保健醫生那裏，他發現我的血壓下降，高壓不到90mmHg，急診用救護車送我去長老會醫院急救室，進行各種檢查。我在那住了兩天兩夜，21日，被轉入病房。醫生檢查說又發現了一個新的血栓，同時合併胃腸道感染，需進行綜合性治療。三天後病情好轉；總計住院一週，我於8月28日出院。
出醫院29天，長老會醫院的醫生護士來家中訪問了9次，每次訪問都要檢查我的體溫、脈搏、血壓，詢問我的服藥情況等等，如此種種，不厭其煩。最後一次，一位醫生看到了我房中「高耀潔星」的獎牌（如圖），他用手機在網絡上查到了我的經歷，便開始坐在我家一直跟我說話。我也聽不懂，只是看著覺得——他很高興，意思說，能夠為我服務，他非常高興。我們兩個人比手畫腳地溝通著，我覺得可滑稽了；他能夠幫我將這些有關愛滋病病人的悲慘故事傳播給更多的人知道，我也很高興。
從此我的身體情況更差了，能吃的東西更少了，不但肉類奶類不能碰，而且大多水果不能吃，豆漿也不能喝，最近連每日植物油的食用份量都需嚴格控制在1毫升以下，否則又發生腹瀉，當真後果自負。我多次找保健醫生，他一直按胃腸道疾病治療。我原來有肝硬化病史，我懷疑是肝臟問題。從2013年5月17日開始，通過B超進行肝臟檢查，近來加上關節疼痛加重，我很少能正常活動，生活非常困難。
13年以來，我的身體狀況不容樂觀，牙齒脫落殆盡，左眼出現白內障，手在長老會眼科術前檢查三次，手術前三天滴二種眼藥水，每天各滴四次。5月10日在眼科手術，術前和術中的形勢令人緊張，進手術室即安上了監護器、心電圖、輸液、吸氧、血壓5分鐘自動測量一次，手術經過約20分鐘，痛苦並不大，接著就是回術後觀察室，繼續輸液，下午回家。第二天去醫院複查，醫生說：「手術效果不錯，」給我三種眼藥水，每天各滴四次，約一週後再查。我想不會有啥問題，可能是因為我年歲過高，又患有多種疾病，故增加了手術緊張氣氛，否則真像殺雞用了牛刀。
平時，我小病不斷，每天按醫生指導服藥，可謂用藥物來維持著我暫時的生命。好在我的頭腦尚清晰，還能把暮年在紐約臥病的情況記錄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