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十二 「巧婦能為無米炊」
大飢荒（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
（接上23）
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六歲了 ，開始上小學。從家到學校約要步行二十分鐘，沿途多是泥土、石塊鋪成的僻靜小巷。每天，在上學、放學途中，我總用雙眼緊盯著每一寸路面，搜尋被踩進石縫、泥土裡的破釘子、銹螺絲釘。所有能送進火爐去的破銅爛鐵都是我的目標。當時六歲的我正在為席捲全國的大鍊鋼鐵出力呢！我得和同學們比賽，看誰揀的廢鐵最多。到處都有大喇叭傳出震耳欲聾、日夜不停的宣傳口號和振奮人心的革命歌曲，紅旗四處飄揚。報紙通版標題、塗在牆上的大標語都在吶喊：「大躍進萬歲！」「全民動手，大鍊鋼鐵！」儘管我不完全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我知道毛主席要全國老老少少煉很多很多的鋼鐵。在我的學校裡，坩鍋代替了我們燒飯的鐵鍋放在廚房改裝了的大爐子上。鐵鍋已被砸得稀爛，與我們收集到的廢鐵一起，倒進裡面。爐子晝夜熊熊冒火，直到倒塌為止。
我們的教師一天二十四小時輪流把木塊、煤炭塞進爐中，有的則用大勺子在坩堝裡攪動。許多課程都停下來了，因為老師們得全力以赴對付大坩堝。高年級的學生也統統參加了，我們低年級的被組織起來打掃教師的住宅，照看他們的孩子。
我記得有一次和同學去醫院看望一位老師，她的手臂被熔鐵燙傷。身著白大褂的醫生和護士們都神情激動地在醫院院子和病房過道裡跑來跑去，原來這醫院院子正中就立著一座煉爐。他們必須不停地把木材、煤炭送進去。有的醫生一下手術台就跑去鍊鋼，整夜醫院裡熱鬧異常。
在我入學前不久，我家搬進一個特殊大院，這裡是四川省權力的中心，由幾條街打通組成，一堵高牆與外部世界隔開，住宅、辦公樓應有盡有。進大門斜對著的是二次大戰時期的美國軍人俱樂部，海明威曾於一九四一年在這裡住過。俱樂部建築是中國傳統風格，有深紅色的大圓柱玫黃色的穹形瓦鋪成的大屋頂，檐角翹上藍天，這座樓現在是四川省委辦公廳。
院內有個很大的停車場，司機們閑坐著等待調遣。現在這裡也豎起了一個巨大的煉鐵爐。夜晚火光衝天，嘈雜的人聲在距它三百哩外的我的住房裡都可以聽到。我們家的炒菜鍋和所有其他廚房內的鐵家當都被扔進了這個爐子。這並不影響我們吃飯，我們不需要它們了。不成文的規定不允許各家自己做飯，大家都必須到食堂搭伙，但是這煉爐總也填不滿。我父親柔軟而舒適的鋼彈簧床被送了進去，附近街道的鐵欄杆也送了進去。我有好幾個月沒見到父母了，他們經常不回家，以確保他們各自所管的火爐溫度不會降下來。
這是毛澤東想把他不成熟的夢想變為事實的時代，毛想一夜之間把中國變成第一流的現代化強國。他稱鋼鐵為工業的元帥，並號召人們在一年之內提高一倍的鋼鐵產量，即從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萬噸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零七十萬噸。但他並不擴建由專家管理的先進鋼鐵工業，而決定沿用他的老辦法：搞群眾運動，讓所有人民參加。每個單位都有一個鋼鐵指標，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所有的人都停下正常工作去完成它。國民經濟的發展被簡化成生產多少噸鋼鐵的問題，全國上下被捲進這個支配一切的運動。據官方估計。近一億名農業勞動者放下手上的農活去大搞鋼鐵，而國家大部分糧食生產都是靠他們。平原、山區的樹木都被砍光了用作燃料。但是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生產出來的都是廢鐵，老百姓叫它「牛屎疙瘩」。
這樣荒謬的情景不僅反映了毛澤東不懂現代經濟，也反映了他不時認為自己可以改變、創造現實的傾向。不顧現實可能對吟詩作賦有用，但對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政治領袖，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此處刪去一句）幾年前，他對芬蘭大使說：「即使美國的原子彈威力再大，投到中國來，把地球劈穿了、炸毀了，對於太陽系來說，還算是一件大事，但對整個宇宙來說，卻算不了什麼。」
蘇聯的變化使毛澤東益發堅信自己。在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譴責了斯大林之後，毛對赫魯曉夫越來越感到失望。次年，他去莫斯科出席世界共產黨最高級會議，回來後，確信蘇聯與東歐已背棄社會主義而變成了「修正主義」。他認為中國實行的是唯一純正的馬列主義，得為世界開闢出一條新路，非我莫屬的信念很容易就和唯意志論結合在一起了。
除了迷戀鋼鐵以外，毛澤東突然開始憎恨麻雀，理由是它們吞食穀物，於是動員各家各戶驅趕這些失寵的小生物。我們全部坐在房屋外面拚命敲打金屬器皿，從銅鈸到鋁鍋都有，以驚嚇麻雀，使它們不得停息在樹上、房上、地上，最終因疲勞墜地死亡。時至今日，我還能清晰記得我們姐弟和省委機關各級幹部坐在大院裡大枸樹下拚命敲打發出的震耳欲聾的釘鐺聲。
毛澤東的經濟目標也猶如神話一般，他宣稱中國工業要在十五年內超過英國趕上美國。對中國人來說，這兩個國家代表資本主義世界。十五年內超過它們將是中國的勝利。毛的號召喚起了人民的自豪感，激發了民眾極大的熱情。當時，美國和西方其他主要國家拒絕承認中國，使中國人感到氣憤。他們渴望向全世界顯示中國人能夠比西方國家活得更好，相信自己能創造奇蹟，毛澤東鼓舞了他們，他們的精力有個宣洩口。雄心壓倒了謹慎，就像無知戰勝了理性。
一九五八年初，毛澤東從莫斯科回國後不久，來到成都，呆了近一個月。他此刻滿心都是這個念頭：中國什麼都能辦到，特別是從俄國人手裡接過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就在成都，他構思出「大躍進」草圖。成都市為他組織了聲勢浩大的遊行隊伍，但參加的人並不知道毛就在這裡，他避開了人們的視線。遊行隊伍裡有一條標語是：「巧婦能為無米炊」。修辭學上的誇張變成了實際要求，不可能的幻想被人認為可以實現。
那年春天幾乎天天陽光明媚。一天，毛澤東要去唐朝詩人杜甫的故居「草堂」。我母親的東城區幹部負責公園一部分安全警衛工作。她和同事假裝成遊人，留心觀察可疑人物。毛澤東很少遵守時間表，他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確實行蹤。所以，我母親枯坐在茶館喝茶，盡量保持警惕。終於她坐不住了，告訴同事她想去走走。她無意中走到西城的監視區，那裡的幹部不認識她，立即跟了上去。當西城區黨委書記接獲報告親自趕來看時，他笑了起來，「這不是東城區的老夏同志嗎？」事後，我母親被她的領導郭先生批評為「無組織、無紀律，到處亂跑。」
毛澤東還訪問了成都平原的一些合作社。當時合作社規模尚小，正是在這裡，毛澤東號召農民合社。後來，這些合併後有大社稱作「人民公社」。這年夏天，全中國農村都「人民公社化」了。每個「人民公社」有兩千至兩萬戶人家。運動的先鋒之一是毛澤東塑為樣板的河北省徐水縣。當地幹部迫切地想證明他們不會辜負毛澤東的厚望，於是宣稱他們要把糧食產量提高十倍。毛澤東十分開心，笑著說：「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國家並不需要這麼多，但農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毛澤東陶醉了，沉浸在中國農民歷來的夢想——填飽肚子中。聽毛這麼一說，當地農民為了讓偉大領袖更開心，就聲稱他們的馬鈴薯可畝產一百萬斤，小麥畝產十二萬斤，白菜一棵重五百斤。
在那個年月，把夢想當作現實來吹牛，而且自己也信以為真，已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農民們把幾塊田裡的莊稼全移到一塊田野給黨的幹部看，以證明他們真的創造了奇蹟般的收成。類似的「樣板田」也展示給輕信或願意相信的農業科學家、記者、各地來訪者和外國人看。儘管不適時的移栽和有害的密植使莊稼在幾天內都死掉了，但來訪者卻不知道或視而不見。大多數人都捲入了這種迷亂、瘋狂的世界中，自欺欺人支配了整個國家。許多人——包括農業科學家、黨的高級領導——都說他們目睹了奇蹟。誠實的人也被弄糊塗了，因為他們怎麼也造不出那種奇蹟，反而懷疑自己的能力有問題而責怪自己。當時消息被封鎖、製造，一般人很難憑自己的經驗或知識來建立信心，遑論此時已成為全國性的一股熱潮，淹沒了理智，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會被孤立。消極的隨波逐流是最容易、最輕鬆的事，稍為放慢腳步、停下來想一想都會馬上遇到麻煩。
有一幅四處張貼的漫畫描繪一個老鼠模樣的科學家翹著二郎腿喝茶，一邊嘲笑身邊煉爐前的鍊鋼工人說：「你們這種爐子只能用來燒水給我沏茶。」那位高大的工人此時打開巨大的爐門，流出滾燙熔鐵，反駁道：「你能喝下多少？！」大多數人看到不合理的現象已不敢說真話，特別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剛過去後。即使有人敢直言，也馬上被批判，撤職降級，他們的家庭也跟著受歧視，孩子們的前途暗淡。
在許多地區，拒絕吹牛說謊的人最後也被打出「產量大增」來。在宜賓，一些生產隊領導被倒叫在村裡的廣場上，被這樣逼問：「你們生產隊每畝生產多少斤小麥？」
「四百斤。」（一個實際的數字）
「四百斤？打！」
然後，再問：「每畝多少斤小麥？」
「八百斤。」
即使是這種不可能的數字也遠達不到要求。這不幸的人還是挨打了，結果是，有的人忍受不了折磨而不得不把數字提高到「一萬斤」；有的則因拒絕亂說而被活活打死。（此必刪去一句）。
打人、吊人的基層幹部和農民自己往往也不相信這類荒唐的牛皮，但因害怕挨打而去逼別人。他們覺得反正是執行黨的命令，只要閉上眼睛跟著毛澤東就可平安無事了。人們的責任感和人格被扭曲、被摧毀。甚至連醫務界也跟著吹牛，誇口「治愈癌症放衛星」。
卡車常常開到我們居住的省委大院，載著嘴笑的農民來彙報他們創造的奇蹟。一次，車上是一根黃瓜，足有卡車那麼長，又一次，兩個孩子抬著一個大番茄，好像重得抬不動；有一次，一頭紙糊的大豬差點沒擠破破卡車，農民們說他們真的養了這麼大的豬，當時年幼的我也信以為真。或許是我被周遭的大人弄糊塗了，他們表現得好像是真有這回事。人們學者蔑視理性，大家一起演戲。結果全國上下交相欺瞞，言語脫離了現實，不負責任，也反映不出人們的真正想法。說謊說得心安理得，因為話說了就算了，沒人認真。
社會變成了個大軍團。毛澤東在建立人民公社時，就說過其主要的好處是「便於領導」。農民被組織起來，不再是分散的個體了，由最高領袖指揮他們耕作土地。毛澤東把農業簡化成八個字，「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中央委員會發布了兩紙文件，指示全國的農民應該怎樣改進地力，如何使用肥料，密植農作物。這些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指示必須嚴格照辦，結果農民們得一次又一次地按指示重種他們的莊稼。
人民公社辦食堂也是軍事化的一種，毛澤東那時完全迷上了它，輕描淡寫地把共產主義定義為「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食堂本身並不從事生產，這一點毛澤東並不在意。一九五八年，不成文的規定要農民不得在家中做飯，大家都得到公社食堂進餐。廚房用具如鐵鍋之類，都砸了拿去鍊鋼。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錢也被廢除了，每個人現在由公社和國家來照料了。農民每天工作後，整隊進食堂，大吃大喝，吃夠為止。而從前即使是在收成最好的年分、最富裕的地區，農民都不敢敞開肚子吃。現在，他們消費加上浪費，很快就吃光了整個農村的儲糧。當然他們也整隊到田裡幹活，但做多做少無關緊要，因為產品都是國家的，完全與農民自己的生活無關。毛澤東給人的印象是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快到了，所謂「共產」，對農民來說意味著做不做事，都能分到一份。由於喪失工作的動機，大家只是到田裡打個轉，或睡個好覺。
因為「鋼鐵大王」掛帥，大批大批
一九五八年欠收已預示了食物將會嚴重短缺，但官方統計卻顯示農產量呈倍數增長。官方宣布，一九五八年全國小麥產量領先於美國。《人民日報》開始討論這樣的議題：糧食太多了怎麼辦？
我父親的部門負責四川省的報紙，和當時全國的其他出版物一樣，他們也登了許多「奇蹟」式報導。新聞報刊是黨的喉舌。當涉及到黨的方針政策時，我父親或其他任何宣傳機構的人都無發言權，他們不過是一條大輸送帶裡的一環。但我父親已警覺到危機將要發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級反映。一九五八年底，他寫了一封信給黨中央委員會，陳述這樣生產鋼鐵毫無意義，徒費資源，農民被搞得疲憊不堪，浪費了勞動力，且而食物已出現短缺現象。他呼籲採取緊急措施來扭轉惡化的趨勢，他把這封信交給省長李大章轉上去。李大章是四川省的第二號人物，當初就是他幫助我父親調來成都。
李省長告訴我父親他不會代轉這封信的。他說信裡所說的事一點兒也不新鮮，他說：「黨了解一切，要相信黨。」毛澤東曾說：無論如何絕不再給群眾潑冷水。大躍進已改變了中國人被動的心理，中國人不再前怕狼後怕虎，而是敢想敢做。
李省長還告訴我父親，在省內領導階層中，他已被冠上「反對派」的危險綽號，只因為他對黨絕對忠誠、嚴守紀律，才平安無事。省長說：「好在你只對黨說出了心中疑問，沒有在群眾裡說。」他警告我父親，如果一意孤行硬要上書，他就會惹上嚴重的麻煩，他的家人和其他人也會受到牽連。這裡的「其他人」明顯指的是李省長本人。我父親不再堅持了，他一半覺得省長的話有道理，而且代價委實也太高了，這段時期他已開始學習做些妥協了。
但是我父親和宣傳部門的仍收集了一大堆的意見，報上給中央。當時在人民和幹部中瀰漫了不滿的情緒。事實上，大躍進使領導階層發生了分裂，這是共產黨掌權十年以來所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分歧。毛澤東從國家主席位置上退了下來，劉少奇代之。劉少奇擢躍升為中國第二號人物，但他的威望還不及毛澤東，毛仍保留共產黨主席這個最關鍵的位子。
反對呼聲持續高漲，以致共產黨於一九五九年六月在廬山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的做法，提出經濟建設的辦法要實際。這封信事實上已寫得十分婉轉了，還照例加上樂觀的結論：四年內趕上英國。儘管彭德懷是毛澤東最親密的老戰友，毛仍聽不進人家對他的批評，特別是當時他處於被動地位，即便他已意識到自己錯了。他以一種滿受委曲的姿態稱彭的信「大有炸平廬山之勢」。他把會議拖長了一個多月，猛烈譴責彭德懷元帥。彭和幾個公開支持他的人被定為反黨集團，每個人都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被罷了國防部長之職，被軟禁起來，後來被送到四川，安排了一個有職無權的官職。
（此處刪去5行）。當時，只有極少數高級幹部站在彭元帥這邊，儘管大多數人心裡都對毛的災難性政策持懷疑態度。有個人避免到廬山舉手同意打倒彭德懷，此人就是當時的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當時他的腿摔傷了。鄧的繼母在家裡嘀咕：「我一輩子都在種田，從來沒有見過這種胡說八道的種田法！」當毛澤東聽到鄧因玩撞球而傷腿的經過時說：「傷得可真巧啊！」
四川省負責入開完廬山會議後，帶著印有彭德懷在廬山發言的文件回到成都。文件發到十七級以上各部，要他們對彭的觀點表態。
我父親已從李省長處聽到了一些廬山會議的爭論。在他參加的「考試」會上，他對彭德懷的信作了一些含糊的評論。回家後，他做了一件以前從沒做過的事：暗示我母親這是一個「引蛇出洞」的圈套。我母親非常感動，這是第一次他把她的利益放在黨規之上。
在母親的「考試」會上，她很驚訝地發現其他許多人似乎都已聽到風聲。一半以上的同事對彭德懷的信都表示憤慨，說他對毛的政策批評是「顛倒是非」。其他人看上去像失掉了說話能力，吞吞吐吐半天也說不出個所以然。有個男人則勉強地說：「處在我的立場上，很難說同意還是不同意，因為我不知道彭元帥舉的證據是否真實。如果是真的，我支持他。當然，如果不是真的，我，就不支持。」
成都市有兩位局長是老紅軍，曾是彭德懷的部下，兩人都說同意他們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員的觀點，他們還加上自己在農村的經驗來支持彭的意見。我母親擔憂這些老紅軍知不知道這是個陷井，如果知道，他們仍說出自己的心裡話，真是英雄！
她但願自己有他們的勇氣，但她得替孩子想想——他們怎麼辦呢？她已不再像當年做學生時那樣無牽無掛了。輪到她發言時，她含糊地說：「這封信的觀點和黨最近一兩年的方針不一致。」她的領導郭先生不大滿意她的說詞，因為她沒有表明是贊成還是反對彭德懷。那些天她每天都惴惴不安，不知何時大禍臨頭。支持彭的老紅軍戴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解除職務，下放體力勞動。我母親則在會議上受批評，說她思想「右傾」。郭先生指出她還犯了另一個「錯誤」，一九五九年買賣雞、雞蛋的黑市在成都蔓延，當時國養雞場困難重重，作用不大，而人民公社又禁止農民私下養雞。結果雞和雞蛋都從國營商店消失了，少數農民設法在家裡留下一兩隻雞，藏在床下下蛋，偷偷帶到城內的偏僻小巷以國營商店的二十倍價格出售。幹部們每天都被派出去捉拿這些農民。有一次郭先生要我母親去「抓黑市」，她說：「只要老百姓需要，賣雞蛋又有什麼不對？有求就要有供嘛！」就因為這句話和她在「考試」會上的暖昧態度，我母親被批評思想「右傾」。
由於有許多共產黨幹部同意彭德懷的觀點，清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再次撼動全黨上下，這次的教訓是：不准對毛澤東提任何批評——即使明顯是他的錯。幹部們都看到。不管你的職位有多高（彭畢竟是國防部長），也不論你過去的功勞有多大（彭一直是共產黨部隊裡高級將領之一，為共產黨打天下，立下汗馬功勞），只要觸犯了毛澤東，一夜之間就會淪為階下囚，他們也明白：開誠布公地說出心裡話再辭職也不行，哪怕是悄悄辭職，辭職被看成是一種抗議，參加了革命，入了黨就沒有退出的餘地，（此處刪去一句）在此之後，大躍進更是如火如荼地發展，更多天方夜譚式的經濟指標從上面強壓下來，更多的農民被派去鍊鋼，不切實際地命令像雨點般落下，在農村造成混亂。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