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十一 「反右以後莫發言」
中國沉默了（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
（接上22）
新來的保姆十八歲。她第一次到我們家時，身穿印花的大紅大綠棉紡褲，這在城裡姑娘看來是「土氣十足」。當時城市居民流行穿的衣服是素色，這是共產黨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潮流，城市婦女服裝式樣也學蘇聯。而我們的新保姆穿的是傳統農民服裝開襟式，布做的鈕扣，而非新式的塑料鈕扣，不用皮帶繫褲子，而用鬆緊帶。許多從農村到城市裡來姑娘都馬上換衣著打扮，以免被人當鄉下佬。但我們的新保姆則安然自得，顯示她極有自信。她的手大、粗糙、黑裏透紅的面頰上，掛著略帶羞澀憨厚的笑容。一笑總有兩個酒窩。家裡人很快就都喜歡上她了。她和我們一道吃飯，和我姥姥、俊英娘娘一道做家事。姥姥很高興有了兩個知心女友，因為我母親從沒時間在家裡陪她說話。
新保姆來自地主家庭。她拼死拼活要離開農村，離開那個受歧視的天地。一九五五年肅反結束後，政治氣氛相對鬆馳了，又可以僱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了，我家才敢雇她。共產黨建立了一套戶口制度，每個人都得在她們生活的地方註冊，只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才有食物配給。新保姆是農村戶口，所以她在我家沒有糧食供應。但我家裡的配給足夠供她吃。一年後，我母親幫她把戶口從農村遷到成都市。
我家還付給她工資。政府的供給制已於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取消。我父親的警衛員也取消了，幾個副部長合用一個勤務員，在辦公室為他做打開水、安排汽車之類雜務。我父親現在按他們的級別拿固定工資，我母親十七級，我父親十級，他的工資比她多一倍。當時物價很低，又不是消費社會，因而兩人工資加起來綽綽有餘。我父親算「高幹」，這是由十三級以上幹部組成的一個特殊階層，在四川省有幾百名，十級以上的人有幾十名，而四川省當時有七千二百萬人口。
一九五六年春，毛澤東宣布了「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說是要給藝術、文學、科研更多的自由。共產黨想爭取那些受過教育的人的支持，因為中國開始進入工業化時期，建設急需人才。
歷來中國的教育水準都非常低，原因之一是人口太多（當時全國人口已有六億多），絕大多數人都很貧窮。傳統的專制統治實行愚民政策以使人民安分守己。中文字又特別難學，有好幾萬個單字，不能一望而知如何發音，而且每個字都有複雜的筆畫，得一個個分別記。全國有好幾億人一字不識。
任何受過教育的人因之都被稱為「知識分子」。在共產黨領導下，「階級成分論」成了統治基礎，「知識分子」算一個階層，相當含糊，即包括工程師、技術員、作家、教師、醫生、科學家，也包括護士、學生、演員。
在「雙百」方針下，整個國家享受了一年左右相當寬鬆的氣氛。一九五七年春，共產黨邀請知識分子批評各級領導。我母親聽了毛澤東的一個一級級向下傳達的話後，非常激動，整夜沒有睡意。她覺得共產黨真的越變越民主了，她為自己是共產黨員而自豪。
其實傳達到我母親的只是毛澤東歡迎批評的話，並沒有傳達另一席話。那次毛說鼓勵批評好似「引蛇出洞」：誘出那些膽敢反對他和共產黨統治的人。一年前，蘇聯領袖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譴責了斯大林，深深震撼了毛澤東。因為毛與斯大林是惺惺相惜的。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發生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暴動事件——不久被鎮壓住了——也使毛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國有一大批受過教育的人都希望開放、自由。他想要防止中國發生類似的匈牙利事件，後來他曾對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表示，鼓勵人批評等於是個陷阱，他的同事提議要「收」了時，他說還要繼續「放」，以確保所有潛在的異端分子都統統現形。
毛澤東不擔心工人或農民。他堅信這些人會感激共產黨讓他們填飽了肚子，使他們過上安穩的生活，他不相信這些人會想起來造反。毛澤東不喜歡知識分子，他們比別的階層更喜歡獨立思考。匈牙利事件就是知識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基層幹部和知識分子由於對毛澤東的真正意圖一無所知，都忙於歡迎批評和提出批評。按照毛澤東說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母親熱心地到她主管的學校、醫院、娛樂部門一再宣傳要人們在會議上大鳴大放，寫大字報。於是各種各樣的意見都出現了。一些知名人士帶頭在報上發表批評文章。
我母親是東城區文教機構的領導，當然首當其衝，最主要是說她偏愛重點學校。當時中國有若干小學、中學和大學是指定的重點學校，國家把有限的財力投入這些學校，優先分配給它們優秀的教師，先進的教學設備，讓它們選擇最聰明的學生。重點學校畢業的學生升學率極高，特別是進入重點大學的比例很高，於是一些普通學校的都是抱怨我母親「偏心」。
教師也分不同等級。好的教師級別高，薪水也高，在食物短缺時有特殊配給，還有較好的住房和招待戲票等。我母親提拔的大多數高級別教師家庭背景好像都有點兒「問題」。所以有些低級別的教師抱怨她用人重才輕階級成分。我母親當時檢討了「偏愛重點學校，對一般學校關心不夠」，但她堅持說她提拔、重用人才沒有錯。我母親對一個批評十分反感，有位小學校長是一九四五年入黨的，比我母親早，不服氣受她指揮。她說我母親根本沒有能力當宣傳部長，只是靠丈夫的官大。
還有不少別的意見：校長要求有聘任教師的權力，而不是由教育局硬性分配。醫院院長要求自己採購藥物，因為醫藥公司分配來的藥物常不對路，需要的不給，不需要的一大堆。外科醫生抱怨糧食定量低，說他們的工作量不亞於京劇的武生，但定量比他們少四分之一。一位機關幹部還感嘆許多傳統名牌貨，如「王麻子剪刀」、「胡開文筆紙」都從成都市場上消失了，現在成批產的商品都粗製濫造。我母親個人對這些意見也十分贊同，但她沒法替他們解決，因為這些事涉及國家政策。她所能做的僅是彙報上去。
我母親聽到的意見大多是個人牢騷或改進工作的具體意見，並未涉及政權問題。這些議論在一九五七年初夏興盛了一個月。六月初，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那席話口頭傳達到了我母親這一級。在這席話裡，毛澤東說「右派」已對共產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攻擊。還說，右派占知識分子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到十，要「聚而殲之」。管「反右派運動」的人於是取了毛澤東所說的兩個極端數字的中值：百分之五，定為必須抓出來的右派人士額數。為了完成「指標」，我母親得在她管轄的學校、醫院、娛樂團體裡找出一百多名右派來。
雖然我母親對有些直接攻擊她個人的意見十分不滿，但憑心而認，她看不出有什麼夠得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報紙上倒是登了些反對共產黨「一黨專制」，或不滿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但在她管轄的小單位裡，哪有這樣大的意見呢？
她上哪裡去找右派分子呢？另外，她打從心底覺得此事不公道，先是宣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現在卻把提了意見的人打成右派。
整個中國有好幾百萬的共產黨幹部和我母親一樣陷於兩難處境，成都市反右運動遲遲開展不起來。四川省上級決定拿一個人來開刀——一家研究院的黨委書記郝先生，這個機構彙集了許多高級科學家，所以上級曾要求他抓一大批出來，但他卻說那裡一個右派也沒有。他的上司發火了，說：怎麼可能呢？這些科學家中有好多人是從西方留學回來的，他們必定受過西方思想的毒害，怎麼會滿意共產黨呢？怎會沒有右派呢？郝先生說這些人回國是出於自願，這正說明他們不反共產黨，他可以擔保。他的上級屢次要他改變立場，但他堅持不改，結果被劃成右派，開除出黨，撤職降級，被分配去打掃他那個研究院的試驗室。
我母親認識郝先生，她很佩服他的勇氣，因此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友誼一直持續至今。她常在傍晚和他在一起，向他述說自己的苦悶。但是從他的身上，我母親也可預見自己的下場——如果她沒完成上頭所交待下來的任務的話。
我母親每天在沒完沒了的會議後，得向市委彙報運動的進展。不需要報名字，數目就是一切。
但是她到哪裡去湊這一百多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呢？最後，一位負責學校教育的孔先生報告說有幾所小學學校的校長已劃了幾個教師為右派。其中一個小學教師的丈夫是國民黨軍官，在內戰中喪生，她曾說過「今不如昔」之類的話。有一天，校長說她懶惰，不認真教書。她動了怒，與校長大吵，還動手打了校長。別人勸阻她，說校長懷孕了。據當時那些形容是，她狠狠地說：「我正想打掉這共產黨的狗崽子！」
另外，有一位女教師的丈夫逃到台灣去了。一些年輕的女教師揭發她，說她把丈夫以前送給她的金銀首飾拿出來向她們炫耀，宣揚國民黨時代的生活多麼愜意，還對她們說，她很遣憾，美國人沒能打贏朝鮮戰爭，進攻中國。
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母親不可能去調查核實，謹慎會被視為袒護右派分子，懷疑同事的誠實。
醫院的院長和衛生保健部門的負責人都沒有抓出右派來。但是當局把在市委組織的會上鳴放的幾位醫生劃成了右派。可是這些加起來還不到十個人，還低於我母親所要完成的定額數。我母親的上司殷先生後來不耐煩了，警告她：如不能找出足夠的右派，就證明她本人「與右派只差一步」。被劃成右派不僅意味著丟官、在政治上受歧視，更重要的是孩子、家庭都將受到牽連，他們的前途也都完了。孩子們會在學校、所住的街上受孤立，區委會將監視這個家庭，留心誰來看過他們。要是右派被送到農村，農民會把最重的活攤派給他和他的家庭。還有別的種種後果，但沒有確知是什麼。這種吉凶未卜、提心弔膽的日子是最可怕的。
我母親進退維谷，她如果被劃成右派，就只有兩條路走：要麼與孩子們斷絕關係，要麼毀了他們的前程。我父親可能被迫和她離婚，否則，他也會跟著倒楣。就算我母親肯犧牲自己，與我父親離婚，整個家庭仍將永遠抬不起頭。可是拯救她自己和她家庭的代價是一百多位無辜的人和他們的家庭。
我母親的轄區內，有一所「成都市第二師範學校」。師範學生都免學費，還發生活費，往往吸引了窮人家小孩來讀。當時第一條連接「天府之國」四川和其他省的鐵路「寶成線」完工通車，大量食物突然被調運出川，結果一夕之間不少物價漲了一倍。「二師」學生發現他們的生活水準下降了很多，於是上街遊行，要求更多的生活費。這次遊行被市委比作是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學生們開的會被比作「裴多菲俱樂部」，學生是「匈牙利知識分子的徒子徒孫」。市委下令把所有參加遊行的學生都劃成右派。這所學校共有三百多名學生，一百三十名因參加了遊行都變成了右派或「反社會主義分子」。雖然此校並不屬於我母親掌管（她只管小學），但因校址在東城區地盤內，市委就大筆一揮把這筆數目算成她的。
殷先生並不因此放過我母親，反而把她列為右派懷疑對象。但是在他還未來得及採取行動前，自己就被打成右派。一九五七年三月，殷先生赴北京參加全國省、市宣傳部長會議。分組討論時，與會的代表們都被鼓勵對他們所在各省領導提意見。殷先生對四川省委負責人說了些牢騷話。我父親是四川省代表團團長，回川後他得照例作會議情況報告。後來，當反右運動開始時，這位負責人找副團長核實，但這位先生當時一聽殷先生開始發牢騷就聰明地去了廁所。在反右後期，殷先生被定為右派。我父親聽到這個消息非常不安，翻來覆去地想他對殷被劃為右派負有責任。我母親安慰他說：「這怎麼會是你的錯呢？」但我父親始終沒有心安過。
當時有些幹部藉機公報私仇，這是一箭雙鵰的買賣：既湊夠了右派指標，又打擊了自己的私敵。在宜賓，劉、張二人利用反右清洗他們忌妒又合不來的才幹之士。我父親在宜賓時所提拔的人，許多都成了右派。一位他的得力助手被劃為「極右派」，原因是當時中共稱「對蘇聯要一邊倒」，而他說不該「太絕對」。結果他被判了三年勞改，去修築一條穿越荒蕪山區的公路，許多人死於此工程，他算是活出來了。
反右運動並沒有席捲整個社會。工人和農民照常過活。一年的運動下來，至少有五十五萬學生、教師、作家、藝術家、科學家、醫生及別的專業人才被劃為右派。大多數人都失去工作，下放到工廠和農村去做笨重的體力勞動，有些人進了勞改營。他們的家庭成員都成了二等公民。教訓既殘酷又清楚，（此處刪去一句），有一句順口溜道出了當時的氣氛，「三反以後莫管錢，反右以後莫發言。」（此處刪去一句）更有甚者，一九五七年的悲劇還在於，大禍不僅「從口出」，而且「從天降」。「指標」制度加上個人私怨，意味著任何人都可能遭殃。有的右派得了這樣的頭銜：「抽籤右派」，由大家抽籤決定；「廁所右派」，有些人在馬拉松式的會議中實在忍耐不住大、小便，去了廁所，返回時才發現自己成了右派；「有毒不放」，即使任何話也沒說，任何人也沒反對，但當一位領導不喜歡你時，他也許會說，「這人看起來不對勁，他父親曾被共產黨處決，我就不信他對共產黨沒有刻骨仇恨，不過不說就是了。」有些好心的領導則正好相反，「讓我抓右派，抓誰呢？我總不能害人，抓我自己算了。」這樣的人被稱為「自認右派」。
對許多人來說，一九五七年是一道分水嶺。我母親仍然忠於共產主義理想，但已開始對它的實踐產生了疑問。她把這些疑慮對她的朋友郝先生說了，但她從不對我父親說。不是因為他沒有疑慮，而是因為他不會和她討論。共產黨的紀律就像軍事命令，禁止黨員們私下議論黨的政策。黨章規定：黨員必須無條件服從黨組織。下級服從上級，你有不同意見，只能向代表黨組織的高一級領導反映。這種軍事化紀律沿襲了共產黨在延安時期或更早期所建立的制度，也是他們勝利的關鍵。他們就是用這種鐵的紀律在一個傳統上個人關係高於一切的社會裡保持政權。我父親無條件服從這種紀律。他相信革命要成功，就不能從內部挑戰。在革命過程中，你站到哪邊就得為那邊作戰，就算你這邊並不完美，但只要比對方好就行。團結統一勝過一切。
我母親看得出，凡事只要涉及到黨，她在我父親眼裡就是外人。一天，她針對時勢向我父親發了些牢騷，他沒有理睬。我母親苦澀地說：「你是個好黨員，不是個好丈夫！」我父親點了點頭，說他知道。
十四年後，父親對我們提到他在一九五七年的險遇。早在延安時期，他二十歲時，曾和著名女作家丁玲成為要好的朋友。一九五七年三月，他到北京參加宣傳工作會議，丁玲託人帶信請他去天津看她。我父親是想去，但更急於回家，故打消了念頭。幾個月後，丁玲成了中國大右派。父親告訴我們說，「如果真去看了她，我這頂右派帽子就跑不掉囉！」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