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十一「反右以後莫發言」
中國沉默了（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
（接上21）
由於我們沒有保姆，母親每晚又得回隔離處睡覺，我們幾個孩子仍得繼續呆在各自的托兒所裡。其實，母親不管怎樣都無法照顧我們，她正忙於和其他中國人一樣「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就像一首宣傳歌裡唱的。
毛澤東加速了改變中國面貌的計劃。一九五五年七月，他號召加快「農業合作化」；同年十一月，又突然宣布把所有的私營工商業國有化。政府和私人老闆先共同擁有企業，政府再逐步把企業從私人手裡「贖買」過來。業主每年可領取他的企業總值的百分之五。共拿二十年。因為按官方說法，中國沒有通貨膨脹，所以二十年國家就付清了贖買費。以前的老闆仍留下來當經理，並支領高薪，但是在他之上有一位黨的領導掌握實權。
我母親受命領導一個工作組負責指導東城區內的數百家食品廠，糕點鋪和飯館的國有化。雖然她受審查，每天晚上得回隔離處過夜，但她仍被派任此重要任務。
當時，黨組織對她是「控制使用」，一邊給她工作做，一邊繼續審查她。這只有她自己和專案組的人知道，她所領導的工作組只知道她曾被隔離了六個月，並不知道她的問題還沒結果，隔離審查初期，我母親寫了封信給姥姥，編了個理由要她暫時呆在東北。她不想讓母親知道自己出了問題而擔驚受怕。
國有化運動開始時，我姥姥仍在錦州，她也捲入了這場運動，原因是夏瑞堂的藥店。她和夏瑞堂一九五一年離開錦州後。藥店由她弟弟玉林代管。夏瑞堂於一九五二年去世後，藥店所有權由姥姥繼承，現在國家要出錢「買」她的藥店了。每個私營企業裡都成立了一個小組，由工作組成員、資方代表、職工代表組成，負責估計資產，使國家能「合理」地付款。當然，大家總是定出一個低得可憐的數目，取悅政府。雖然夏家藥店估值低得可笑，大約人民幣五百元（不足一百美金），但卻給我姥姥帶來了意外的好處：她的階級成分因此變成了「小業主」，算「獨力勞動者」，沒戴上「資本家」這頂「剝削階級」的帽子。她雖然對財產被變相剝奪而滿心不願，但一言不發。
在這場國有化運動裡，共產黨政權動員了大隊人馬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歡呼。還有無數的會議，有些是專為資本家開的，會上我姥姥看見所有的資本家都說樂意讓政府把企業買去，甚至還表現出一副很感激的樣子。許多人說，運動比他們所預料的好得多，聽說在蘇聯，企業都被沒收，在中國則是買賣。而且國家連命令也沒下，得大家心甘情願才算數。當然，誰敢不心甘情願呢？
我姥姥也給搞糊塗了，不知該憤恨這場她自己女兒全心全意投身的革命呢，還是該慶幸？藥店生意是夏瑞堂半輩子的血汗。曾是她和女兒賴以生存的支柱，她當然不願眼見它就這樣化為烏有。
四年前在朝鮮戰爭期間，我姥姥有一次類似的經歷。當時，政府鼓勵老百姓捐錢買戰鬥機。我姥姥有薛之珩和夏瑞堂留給她的珠寶，這是她的全部財產，也是一生的紀念物，她不想獻出去。但我母親也勸說她，這些都是舊社會的東西，是剝削來的，理應退還給人民。她還引用當時標準的口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美援朝，打敗美帝。」我姥姥心想她管不了什麼美帝不美帝，但她被我母親的這些話說動了：「媽，您還留這些東西做什麼？現在沒有戴這些玩意兒了，您也不必靠它們過活。我們有了共產黨，中國不會再窮了，您還擔什麼心？不管怎樣，您有我，我會好好照顧您的，您不必為生計發愁了。還有，我得說服別人捐獻。這是我的工作。如果連自己的母親都不帶頭，我怎好去動員別人呢？「我姥姥終於屈服了。只要為了女兒好，她什麼都可以做。她交出了全部的珠寶，只留下一對手鐲、一對金耳環和一個金戒指，這是夏瑞堂給她的結婚禮哦。政府給了她一張收據，對她的「愛國情操」大加表揚。
她對失去珠寶耿耿於懷，只不過把怨氣都藏在心裡。撇開感情的因素不說，還有非常現實的一面。我姥姥一生的生活總無保障。共產黨真能照顧好每個人嗎？永遠嗎？四年過去了，她又面臨同樣的問題：國家要她交出她想留下的財產，這家藥店是她僅剩的東西了。當然這次她毫無選擇餘地，但她也跟政府配合，她不想讓女兒失望，也不想讓女兒因她而遭到一絲為難。
藥店國有化拖了很長時間，我姥姥一直呆在東北。我母親也不想在獲得自由之前，讓姥姥回四川。一九五六年夏季，我母親才完全恢復了行動自由，隔離取消了。然而，她的案子仍沒明確的結果。到了年底，成都市黨委才作出結論，她和國民黨沒有政治聯繫。這種明確的裁決算是救了她，因為她知道她的案子有可能因為「缺乏證據」而一直懸在那裡，就像許多人一樣。那樣她就將永不能翻身，一有運動就會被拉出來整。十八個月的痛苦總算熬過去了，她非常感激她的專案組組長匡先生，因為一般官員作結論時，往往「寧左勿右」，以保護自己。匡先生得要有很大的勇氣，才會開脫了她。
我母親算是很幸運的了，這次「肅反」下來，全國十六萬人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此後幾十多年的生活被毀掉。這些人中有我母親在錦州的朋友，他們就因為曾當過國民黨三青團幹部，而丟了工作，被下放去勞動改造。
這場徹底剷除國民黨勢力的運動使一個人的家庭背景和親朋關係變得至關緊要。中國歷史上有株連九族的傳統，有時甚至街坊鄰居都要跟著倒楣。「肅反」前，共產黨裡有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甚至有許多政敵的兒女在黨內居高位。事實上，早期共產黨領導本身就沒幾個「出身好」的，但在一九五五年之後，出身什麼樣的家庭變得越來越重要。日後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受害者的數字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首當其衝的都是受害者的至親。
儘管有這些人為的悲劇——也許正因為這樣的鐵腕控制，一九五六年是本世紀中國最穩定的時期。外國侵略、內戰連綿、餓殍遍野、土匪蜂起、通貨膨脹、貪污腐敗——所有的這些都成了歷史。安定——中國人的夢想——真的實現了。這使得像我母親這樣的人儘管個人受罪也支持共產黨。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姥姥回到成都。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各托兒所把我們接回來。我姥姥打心底就不相信托兒所，說一個阿姨管那麼多孩子怎麼照顧得過來。我和姐姐看上去還好，不過一看到她，我們就大哭大鬧吵著要回家。京明的老師說他孤僻得令人害怕，不讓任何成年人接近他，只一味固執地要他的奶媽。我姥姥一看見小黑就忍不住眼淚直流，這孩子看上去像個獃子，只會一個勁地傻笑。把他放在哪裡，或坐或站，他就一動不動呆在那裡保持原姿勢，他甚至不知道去廁所解便，連哭叫都不會。我姥姥一把將他抱在懷裡，從此小黑成了她最疼的外孫。
一進家門，姥姥就一邊流淚一邊罵我父母是「鐵石心腸」，她不知道他們是有苦說不出。而她一人畢竟無法照顧我們四個小傢伙。我和姐姐還是得回幼兒園去，住全托，只有星期六才接回家來，每逢星期一早上，我父親和他的警衛員就一人肩上扛一個，送我們去幼兒園。我和姐姐總是雙腿亂踢，扯他們的頭髮，就是不願去。不久後，我似乎潛意識地得了怪病。一到幼兒園就發高燒，高得嚇壞醫生。但一回家，燒就奇蹟般地退了。最後，父母無可奈何了，只好讓我和姐姐也呆在家裡。
家是姥姥創造出的神奇天地。她讓我覺得大自然的花呀、樹呀、雲彩呀、雨呀，全是活生生的東西，它們也有感情，有眼淚，有心地。我們中國向來對小孩的要求——聽話，就會平平安安。否則，各種古怪的事都會降臨。吃橘子時，姥姥說：「如果你們不聽話，把橘子籽吞進了肚子，它就會在你們的肚子裡發芽、長大，長呀長，有一天，哎呀！就從你頭頂上冒了出來。長葉子，結果實，最後比我們家大門還高，你就進不了房子了！」
頭上長棵橘子樹的景象使我十分入迷，有一天，我故意吞下一粒橘子籽，只吞了一粒，因為我不想在頭上有片果園，那會太沉，我是扛不動的。整天，我每隔一會兒就摸摸頭頂，看橘子樹是不是長出來了。有好幾次我差點忍不住要問姥姥：頭上橘子樹結的果能不能吃，但我還是憋住了，不想讓姥姥知道我不聽話而傷心。我決定在姥姥發現頭上的橘子樹時，撒個小小的謊，說是不小心吞下去的。那晚我睡得很不安寧，總覺得橘子樹正在蠢蠢欲動地頂開我的頭。
不過通常姥姥講的故事總是使我快樂地進入夢鄉。她能講很多中國古典戲曲中的故事。我們也有很多有關動物、鳥類和其他神話傳說的兒童書。外國書像《安徒生童話》、《伊索寓言》、《小紅帽》、《灰姑娘》、《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都是我童年的伴侶。
我也愛上了童謠，它們算是我最早接觸到的詩。姥姥有時抑揚頓挫地念古詩，儘管我完全不懂意思，卻總像著魔似的入神。有一天我母親無意中聽見她在要我們念《楚辭》，覺得對我們來說，是太艱深了，想阻止她，但姥姥卻堅持說，我們並不一定要理解裡面的含意，只需欣賞它的韻律美就夠了。姥姥經常說她很後悔在二十年前離開義縣時，丟掉了她的古琴。
我的兩個弟弟對睡覺前聽故事沒有興趣，但與我住同房間的姐姐卻和我一樣著迷。她的記憶力十分驚人，三歲時就能完整地背誦普希金的長詩《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令所有聽過的人都驚嘆不已。
我們的家庭生活平靜而充滿了溫馨。儘管母親對父親有意見，但很少跟他吵架，即使吵架也不當著我們的面。父親非常疼愛我們，雖然我們三歲後就很少用摟抱、親吻來表達父愛了。對弟弟們，他讓他們「搭馬馬肩」（騎在他肩上），有時拍拍他們的肩膀，或摸摸頭。但對女兒們就沒有這些舉止，很有點「授受不親」的味道。他在進我和姐姐的房間時，總要敲門徵得我們同意。
我母親也不常抱我們、親吻我們。這是因為她得遵守另一套不成文的規矩：共產黨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在五十年代早期，共產黨員除了吃飯睡覺外，每一分鐘都屬於革命，都得花在工作上。抱孩子與革命無關，得儘快做完了事，否則會挨批，說你不全心全意為革命工作。
起初，我母親很戀家，所以不斷受到批評，說她「家庭觀念重」，後來她才慢慢習慣了永無休止的工作。當她每天夜裡回家時，孩子們早已入睡，她就坐在我們床邊看著我們熟睡的臉，聽我們平靜均勻的呼吸，這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時刻。她一有空就摟著我們，輕輕地給我們搔癢，尤其是搔胳膊肘，簡直舒服透了。我最喜歡的還是掏耳朵：搬張小凳坐在她面前，把頭枕在她膝蓋上，眯著眼，好像飄上了九重天。「掏耳朵」是一種享受，我記得小時候常看見那些職業掏耳朵的人擔個小擔子遊街串巷，一邊是竹椅，另一邊掛著一串串晃來盪去的五花八門掏耳工具，小勾匙啦，帶絨毛的小棍啦，等等。
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幹部們星期日可以休息了。我父母愛帶我們上公園，去兒童樂園玩。我們在那裡盪鞦韆，坐旋轉木馬。還沿著青草覆蓋的斜坡往下飛跑。我至今還記得有一次曾翻著筋頭從坡上滾下來，我料想會落在我父母張開迎接的胳膊裡，結果卻撞到幾棵芙蓉樹幹上。
但父母跟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仍是不多。姥姥總搖著頭嘆息：「誰見過這樣當爸爸媽媽的？」她於是把全部心血都花在我們身上。但她怎麼也照料不過來我們這四個小傢伙，我母親就從宜賓把俊英娘娘請來幫忙。她和姥姥處得十分融洽。到了一九五七年初，母親又請來一位保姆，住在我們家，她們三人也和睦無比。也正在這時，我們搬進了新房子，這是以前一個基督教教士的住宅。我父親也搬來了，第一次我們整個家庭都生活在一起了。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