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救時宰相」保中原
1.土木驚變
明朝早期，蒙古勢力漸漸分為三大部：一為韃靼部，居住在戈壁大沙漠北部；一為兀良哈部，居住在韃靼部的東南；另一個就是瓦剌部，居大沙漠西面。在永樂年間，這三部懾於明成祖的文治武功，先後對明帝國稱臣。到了正統年間，瓦剌部出了個不甘寂寞的太師－－也先，他不但把本部首領弄成了傀儡，而且控制了蒙古其餘兩部，勢力範圍東及朝鮮，西抵中亞細亞，北達西伯利亞，南逼明長城一線，大有恢復大元帝國昔日雄風的勢頭。
此時，明朝的軍政大事，全由王振代理。他不僅胡作非為，殘害忠良，廣植私黨，還通敵走私。他讓黨羽郭敬每年私造鋼箭簇數十甕，用王振名義送給瓦刺，瓦刺則回送他良馬。
明正統三年（1449年），也先以明帝國刁難其貢使為由，興兵南下。長期務農的大同守軍，在太監郭敬節制之下，接連失利。大同總督宋瑛等4萬餘人全軍覆沒。 警訊傳到北京，朝廷震動。其實，也先來勢雖凶，也不過只有三、五萬兵力，和明帝國相比，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的。明軍如果調度得法，只要派一上將就可擊退也先。可是，王振卻想趁機炫耀自己的威勢，竭力慫恿23歲的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
平心而論，若說王振是瓦剌派來的特務，確實有些冤枉他，按民間俗語來說，這傢伙就是個「不知道自己一頓能吃幾碗乾飯」的草包加混混，可是，看看歷史，再看看我們身邊的事，就不難發現，這樣的草包，其危害性往往比真正的特務要大的多。王振草包偏偏又遇到個不知道自己「飯量」的明英宗，這就成了明帝國的劫數。英宗要親征的消息一經公佈，群臣都吃了一驚，反對之聲迭起，尤以兵部尚書鄺埜和兵部侍郎于謙為甚。可是，英宗已經被王振忽悠的昏了頭，啥也聽不進了，英宗下令由他弟弟郕王朱祁鈺監國，自己則湊齊50萬軍隊，即日動身。倉促調來的50萬大軍幾乎沒有後勤準備，為了攜運物資，每3個人配備1頭毛驢，隊伍中人驢參雜，混亂不堪。
王振本以為，50萬大軍的旗號打出去，可以「嚇退瓦剌」。可是，半路上遇到從前線逃回來的同類郭敬，聽完郭敬對瓦剌軍隊凶猛程度的一番描述，王振自己嚇的快尿了褲子。更重要的是，從北京出發後，直到大同，一路上風雨交加，就沒停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這是上天的警示，於是，明軍撤退了。八月十四日，明軍撤到懷來東南距城僅20里的土木堡，此地原本有個要塞，後因供水困難而廢棄了，稍有兵家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個險地，可王振讓大伙在此地露營，原來，他沿途搜刮的民財裝了千餘輛輜重車，這些車子落在後邊，王振擔心自己搜刮來的這些東西被人搶劫，需要軍隊保護，50萬明軍竟成了給王振押鏢的。
此時，瓦剌騎兵接踵而至，切斷了土木堡附近唯一的水源，明軍大亂，幾十位文武重臣，連帶明英宗自己都成了俎上魚肉，任人宰割。這一戰，明帝國全軍覆沒， 英宗被俘。唯一能給大明一點安慰的是，護衛將軍樊忠在陣亡之前，揪住王振，大呼：「吾為天下殺此賊。」一錘送他去拜見閻王了。這就是震驚天下的「土木堡之變」。
2.保衛北京
兵敗土木堡的消息一傳出，就不僅僅是朝廷震動，而是舉國震驚了。22歲的郕(音同「成」)王此時沒了主意，立即把留守北京的大臣們召集來，討論對策。侍講徐珵首先發言，他的基本觀點就是一個字──「跑」，把都城遷到南邊去，他說：「驗之星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
這個徐珵，是個有些小聰明的人，《明史》上說他，「為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這樣的人，如果在今天，確有幾分神秘色彩，然而，在中國古代，《易》為群經之首，是每個儒生的「必讀教材」。而對於「五術」（備註（1））的研究，能夠像孔明，劉伯溫這類學有大成者雖然是鳳毛麟角，但是那些基礎的「科普知識」，販夫走卒也能隨口道來。
徐珵在朝堂上談及天象，頗有班門弄斧的味道，而其主張竟是要腳底抹油，自然為大家所不容，「金英叱之」(並非所有的太監都是小人)，「胡濴(音同「營」)、陳循咸執不可」，理兵部的于謙更是厲聲斥責：「言南遷者，可斬也。」他接著提醒大家：「京師是天下根本，一旦遷都，大勢去矣，大家忘了宋室南渡的教訓了嗎？(「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話不在多，而在於是否能一語中的，于謙的寥寥數語，決定了明帝國未來的命運， 「王是其言，守議乃定。」
戰略上已經決定堅守了，接下來面臨的，是一個實質而且尖銳的問題，用甚麼守？朱祁鎮這趟出門，把京城「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的主力，明帝國北方精銳以及半個朝廷六十幾位重臣，統統留在土木堡了，可以說，大明幾十年攢的家底基本賠光了。京城周圍則是「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于謙請郕王把各地的預備役（「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甚至後勤部隊（「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都調到北京來了，細心經畫部署，這才「人心稍安」。于謙也不再是代理，而被任命為正式的兵部尚書了。
這真是大明的多事之秋，沒過幾天，朝堂之上又出了亂子。大伙對於造成土木之變的王振恨之入骨，在朝會上，請郕王下旨「族誅王振」。王振的爪牙馬順當時在場，按理說，在這樣群情激憤的場合，他應該悄悄的躲在一邊，惟恐大家注意自己才是，可是這小子竟然不識時務的「輒叱言官」，他大概以為還是王振專權那會兒，給事中王竑（音同「宏」）忍無可忍，衝上去就報以老拳(「廷擊順」)，其他大臣也相繼加入了毆打馬順的行列（「眾隨之」）。明清兩代最重「官儀」，上朝面君，廷前奏對，如何邁步，眼睛看哪兒，都是有講究的，誰曾想平時邁方步的斯文大臣們，竟然挽袖子、掄胳膊，打起群架來了－－王振專權，殘害忠良，土木驚變，社稷危亡－－所有的怒火燒在馬順的身上，一會兒的功夫，馬順去地府和王振會合了。朝堂上亂了，衛兵們也嘈雜一片。面對這一切，郕王害怕了，起身要溜，朱祁鈺若是就這麼走了，掌管東廠的王振餘黨們，鐵定會殺害這些大臣，給馬順報仇。那時候，不必也先來攻，明帝國從內部就崩潰了。此時力挽狂瀾的又是于謙，他從人群縫隙間擠了出來（排眾直前），這番掙扎還真是力氣活，于謙「袍袖為之盡裂」，他拽住郕王，讓朱祁鈺當眾宣佈：「馬順罪有應得，（打死他的事） 不予追究」。有了郕王這番話，王振的餘黨們就不敢亂來了，大臣們也安定下來了。退出朝堂時，吏部尚書王直握住于謙的手感慨連連：「國家就得靠你啊，今天的事，就算有一百個王直也沒用啊！」于謙從此成了大明帝國的主心骨。
接下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擺在了面前，「國不可一日無君」，大明現在面對的局勢比這個更糟，因為那個「君」現在在敵軍手上，不但不能掌管朝政，還成了瓦剌手裡的擋箭牌。於是，大臣們請皇太后立郕王為帝，擺脫這種尷尬的局面。郕王卻嚇的一再推托（「驚謝至再」），看來，皇帝也不是甚麼搶手的職業，坐在那個位置上是要擔責任的。于謙搬出孟軻老先生「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高聲道：「我們完全是為國家考慮，不是為個人打算。」於是，「王乃受命」。于謙固然是為天下計，然而，此舉在明英宗心裏，卻對于謙留下了芥蒂。
是年九月，郕王朱祁鈺登基，後世稱為景帝，尊英宗為太上皇。于謙針對瓦剌的企圖，向景帝陳述了自己的對敵策略，還推薦了一批文武官員，並立下軍令狀－－ 「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依明制，兵部尚書不能直接指揮軍隊，為此，十月，景帝下特旨令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此時的北京與之前相比，已經完全不同了。英宗兵敗土木堡的消息剛傳回京城的時候，整個京城自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一片人心惶惶，軍隊完全是一觸即潰的狀態。然而，經過于謙一個多月的精心調度，京城的防務變的條理清晰，雖不能說固若金湯，但足以與也先一戰了，最重要的是，人心安定了，大家現在考慮的不再是如何逃命，而是摩拳擦掌，要給瓦剌入侵者一點顏色看看。
與此同時，也先正得意洋洋的挾持著英宗，攻破紫荊關，直奔北京而來。大將石亨建議收兵固守使敵兵勞累衰竭。于謙不同意，說：「為甚麼要示弱，使敵人更加輕視我（「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
人們驚訝的發現，文職出身的于謙，在軍旅中調度有方，絲毫不亞於古之名將。他調動諸將，率領22萬部隊，列陣於九門之外。于謙自己則和大將石亨，副總兵范廣帶兵守在德勝門外，這裡正面當敵，壓力是最大的（「而謙自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興陳德勝門外，當也先」）。於尚書的這一系列動作，徹底顛覆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偏見。
于大人還有一個驚人的決定，「悉閉諸城門」，也就是說，要麼得勝凱旋，要麼大家就戰死在北京城外，此舉頗有當年大將軍韓信背水列陣之風。而于謙的另一道軍令，後來差不多成了明軍的鐵律－－「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大明守軍嚴陣以待了，瓦剌那邊如何呢？
也先原以為土木一戰，明朝君臣一定嚇破了膽，北京城完全是囊中之物了。誰知到了這兒才發現，大明守軍正磨刀霍霍等著他呢，本來信心滿滿的也先，有點洩氣了 （「意稍沮」）。這時候，有個叛變的宦官喜寧給也先出了個餿主意，讓他「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說白了，就是把英宗當肉票，讓家屬拿錢來換人質，又邀于謙及王直、胡濴等出城談判，景帝不准。也先的信心又受了一次打擊（「也先氣益沮」）。
「每況愈下」這個詞，簡直就是為此時的也先量身打造的。庚申日，也先部隊窺伺德勝門，發現幾個神色慌亂，裝備不整的明軍騎兵在晃悠，也先的結論是，明軍沒準備好，於是，他出動了一萬騎兵想趁虛而入，帶隊的是也先的弟弟，號稱「鐵頸元帥」的孛羅茂洛海。然而，也先可憐的信心再次受到了重創。
副總兵范廣帶著神機營留守京城的部隊，正埋伏在沿路的民居中（「設伏空舍」）。大明帝國的火器可不是蓋的，19世紀70年代，清末名臣左宗棠出師西征，在陝西鳳翔發現明制的「開花炮彈」，不禁感慨道：「利器之入中國三百餘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於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土木堡一戰，完全是 因為王振「外行領導內行」，神機營才未顯出神威。此刻，神機營要一雪前恥了。一時槍炮齊鳴，「伏起齊擊之」，「鐵頸元帥」變成了「斷頭將軍」（「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砲死」）。
北京城有九個門，在德勝門損兵折將，不能就這麼算了，也先想撈回點本兒來。於是，「寇轉至西直門」，在這裡負責「歡迎」他的是都督孫堂，孫都督的歡迎方式就是手持大刀，身先士卒（「斬其前鋒數人」），這時候，石亨的援軍趕到了，如此規模的「歡迎儀式」，讓也先感覺特別不適應，他掉頭就走（「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在彰義門，瓦剌兵受到了差不多的待遇（「副總兵武興擊寇彰義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總之，也先碰了一鼻子又一鼻子灰，估計快出鼻血了，他只好撤退到土城。
這裡同樣不歡迎也先，居民們爬上屋頂，磚頭瓦塊，可能還夾帶著夜壺之類的，雨點一樣的砸向瓦剌兵，同時還用嗓子配以音響效果（「居民升屋，號呼投磚石擊寇，嘩聲動天」），明將王竑和福壽也帶著追兵趕到了，也先只剩一條路了－－跑吧。
相持了五天，也先要談判沒人搭理，在戰場上又挨揍,這份沮喪真是難以言表。那感覺，就像正在做一個美夢，在夢裡大元帝國就要復興了，這時，突然有人在耳邊喊：「也先，起床，要尿炕了。」而這個喊醒他的人，就是于謙。不過，現實連沮喪的時間也不肯給也先，探馬來報，大明各路勤王的部隊正在紛紛開赴京城，也先知道，再耽擱下去，自己的性命多半也要交代在這兒，只好帶著明英宗「由良鄉西去」。于謙卻不肯這麼放他走，「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于謙的《出塞》詩記錄了這場保衛戰的勝利：
狼貪鼠竊去復來，不解偷生求速死。
將軍出塞整戎行，十萬戈矛映雪霜。
左將才看收部落，前軍又報縛戎王。
羽書捷奏上神州，喜動天顏寵數優。
不願千金萬戶侯，凱歌但願早回頭。
瓦剌兵退，京城解了圍，「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于謙卻說：「仗都打到家門口了，這是卿大夫的恥辱，我怎麼還能邀功請賞呢！」因而「固辭」，可是景帝不答應，非賞不可。自此，直至景泰8年正月英宗復辟前，于謙在朝中始終一言九鼎。
自朱元璋罷免胡惟庸，中國再無宰相之位，然而，于謙在景泰年間的地位和影響，乃是事實上的宰相，應驗了當年那位高人「他日救時宰相」的預言。
3.清廉自守
轉眼明英宗在蒙古住了快一年了，這期間，于謙堅持不和瓦剌講和，又設計殺了那個給也先充當狗頭軍師的太監喜寧。也先越發覺的，把英宗留在身邊，討不到半點便宜，還得免費給提供食宿，這買賣虧大了。於是，也先接連派出使者，提出要把英宗送回去。大臣們商量派使者去迎接，景帝不高興了：「我本來不想坐這個位置，是你們把我推上來的。」言外之意是：「我哥哥回來了，我們倆如何相處？」于謙給了他一個定心丸：「皇位已經定了，不能再改，我們得快點把他接回來。」景帝態度馬上變了，連說：「聽你的，聽你的（「從汝」）。」於是，先後派李實、楊善前往把英宗接了回來，安置他住在南宮。所以，《明史》上說，英宗最後能回家，是「謙力也」，然而，于謙從不以此居功（「上皇雖歸，口不言功」）。
土木之變後，明帝國國力大衰，湖廣、貴州、廣西、瑤、侗、苗、僚等處變亂蜂起，調兵遣將，平息叛亂的重責，都擔在于謙一個人肩上。在戰事急迫，瞬息萬變的當口，「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于謙的同僚和下屬「相顧駭服」。
此時的于謙已經位極人臣，然而，他並未得勢忘形，生活依然簡單儉樸，居住的房子僅能遮擋風雨而已。景帝把西華門的一處豪宅賜給他，他推辭說：「國家多難，作臣子的怎麼敢只顧自己享受。」以往皇上賜給他的璽書、袍服、銀錠之類，他也全部封好，寫上說明，只是每年拿出來檢查一下。
有一年，于謙過生日，皇上派人送給他一隻金座玉貓。誰知管家根據于謙的叮屬把送禮的太監拒之門外。太監有點不高興了，就寫了「勞苦功高德望重，日夜辛勞勁不鬆。今日皇上把禮送，拒禮門外情不通。」四句話，叫管家送給于謙。于謙見了，在下面添了四句：「為國辦事心應忠，做官最怕常貪功。辛勞本是分內事，拒禮為開廉潔風。」太監見于謙這樣堅決，無話可說，回去向皇上覆命去了。
景帝深知于謙的為人，因而「所論奏無不從者」，景帝想任用哪個人，總要事先悄悄問問于謙的看法，于謙總是據實以答，「無所隱，不避嫌怨」。這下得罪的人就多了，那些不稱職的人都怨恨他，不像于謙那麼得皇上信任的，也妒嫉他。然而，「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這句話在于謙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驗證，于謙的剛正並未因此而有絲毫改變。
當初那個建議南遷的徐珵托了個熟人，求于謙推薦自己作國子監祭酒，于謙向景帝推薦徐珵，景帝的記性倒是很好，一聽這名就想起來了，原來是那個業餘預測愛好者啊，這人不行啊，會把國子監那些學生帶壞了（「將壞諸生心術」）。徐珵不知道于謙給他說了好話，還以為于謙故意擋他的仕途，「深怨謙」。這小子後來把名字改為徐有貞，可是對于謙的怨恨依然沒改變。
武將石亨，在北京保衛戰之前，本來因為違犯軍法被削了職，是于謙請求景帝重新起用了他，還讓他「總兵十營」，但他因為害怕于謙而不敢放肆，覺的自己總是束手束腳，因此也不喜歡于謙。京師保衛戰中，石亨的功勞並不比于謙大，但是卻得到世襲侯爵，內心覺的不太踏實，於是他上疏推薦于謙的兒子于冕。景帝因此下詔讓于冕到京師，于謙推辭不肯：「國家在多事之秋，臣子在道義上不應該顧及個人的恩德。石亨身為大將，沒聽說他舉薦一位隱士，或提拔一個士兵，以補益軍隊國家，而只是推薦了我的兒子，這能得到公眾的認可嗎？我對於軍功，極力杜絕僥倖，絕對不敢讓兒子濫領功勞。」
于謙稱得上是維護中國傳統道德價值觀的典型代表，在傳統的道德價值觀中，善惡是非是有固定的尺度去衡量的，決不會因為某人對自己好，就認為某人好，反 之，也不會因有人對自己不好，而另眼相看，甚至打擊報復。這番話出自于謙之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並非他對石亨有甚麼個人意見。然而，石亨並不是個道德君子，他因此事對于謙怨恨更深了。(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