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國共西藏政策的不同走向
【大紀元2013年02月12日訊】六十多年前敗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其留在大陸的思想遺產和執政經驗並不一無是處。尤其是在上百藏人捨身自焚抗議中共統治的今天,那個由孫中山創立的國民黨,當年在大陸執政二十餘年所制訂的民族理論及施行的民族政策,更值得研究和借鑒。
在對待西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問題上,中華民國政府走過了一條曲折的路,經歷了從單方面宣示主權、主張同化到願意給予少數民族高度自治的過程。一個「准民主政府」,由於國內外現實環境以及它自身施行的憲政制度,使它在處理對藏事務時身段靈活,能夠與時俱進,逐步改善政策,緩和民族矛盾。
因此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當年的國民政府在內戰中獲勝,它不太可能像當今中共這樣嚴重摧殘西藏文化、蹂躪西藏人民,漢藏矛盾也不會陷入目前這樣無解的絕望境地。
◎空洞宣示主權,公開宣傳同化
在西藏人看來,他們在辛亥革命前只和元朝有蒙藏矛盾,和清朝有滿藏矛盾,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才開始產生漢藏矛盾。西藏人最不明白的是:西藏人與漢人同為滿人所征服,藏漢兩族本來不相統屬,一旦滿清覆滅,漢人的「中華民國」怎麼把藏地劃成他們的呢?
最初,革命黨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其本意是追求「漢族單一建國」,其他民族包括蒙古、西藏都是被排除在外的。但革命黨人一旦掌握政權,胃口就大了起來。早年鼓吹「漢族單一建國論」,到1912年孫中山發佈《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時,就變成了「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的「五族共和說」。
原本只指漢族的「中華民族」,這之後就把滿、蒙、回、藏等族統統給包括進來。看來我們漢人不容忍外族統治,卻很樂意去統治外族。民國政治家們的一大「創造」是:虛構了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不承認的一個民族——「中華民族」。一夜之間,中國成為單一的民族國家,其他民族不叫民族而被改稱「宗族」了。這個由民國大漢族主義者製造的政治名詞,被中共繼承下來沿用至今。
無論民國漢人怎樣親親熱熱地把藏族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西藏人卻不肯認這門親戚,只把他們與中國的關係定義為宗教意義上的「施主關係」。在西藏人眼中,漢藏是兩個具有平等地位的主權民族。然而,1912年頒布的第一部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卻明文規定:西藏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份。這樣民國政府就以立法的形式,強行認定對西藏的主權。
這個單方面的主權宣示,在當時是空洞而無意義的。西藏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期間一直是事實獨立的,民國政府從未在那裏實際行使過主權。但是,這個宣示卻給共產黨後來以大炮鐵蹄攻佔西藏,提供了所謂的「法理」基礎。曾一度宣稱「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從中國獨立出去」的中國共產黨,今天應該對他們的老對手感恩不忘,因為就在中共大唱「民族自決」先進思想之高調時,被他們視為「反動落後」的國民黨作為第一個漢族政府,擅自向西藏宣示了主權。
儘管國共兩黨在搞大漢族主義方面有共同之處,但比較起來,國民黨要誠實客觀一點。例如,國民黨就不太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份」這種話,因為民國時期學術界的主流認為,西藏並不是在元朝期間被納入中國版圖的。
國民黨大漢族主義者的誠實還在於,他們不像中共那樣「掛羊頭賣狗肉」,而是公開宣傳同化少數民族。孫中山曾於1923年在廣州號召說:「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此後,國民政府制定並實施了各項民族同化政策。
◎以「上國」自居卻無能治藏
在單方面宣示主權和制訂同化政策時,國民政府根本不考慮包括西藏在內的少數民族自己的意願,因為他們認為漢族天生就優越於其它民族,因此要由大漢族來承擔改造其他落後民族的使命。這就是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所說的:「民族主義導致集體的自我崇拜。」
但是,一旦漢族政府真要去遙遠的西藏實施主權,卻是處處碰壁。即使只想繼承滿清和西藏的那種類似「宗主權」的關係,也是難上加難。1929年6月,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決議:「派員分赴蒙古、西藏,宣達中央扶植蒙藏民族之政策與決心,慰問並調查蒙藏人民之疾苦。」但當時的西藏噶廈政府否認與中華民國有任何政治上的從屬關係,國民政府派員前去宣慰遲遲未能成行。
直到1934年,國民政府才能趁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之機,派出官員黃慕松帶團進入西藏。這還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國民政府高級代表團第一次進藏與西藏政府官員會晤。但西藏人一心維護自己完整的獨立狀態,他們明確地向黃慕松表示:「五族共和」不適合西藏政教制度,不能合作。
具有弱勢關懷的魯迅,曾在1933年的雜文《王化》中,挖苦國民黨的「王化」政策:「對於西藏的懷柔,是請班禪喇嘛誦經唸咒。」他指的是國民黨拉攏出走內地的班禪喇嘛,在內地舉辦祈禱法會,以此表示懷柔。
魯迅的諷刺說明,南京政府在少數民族面前以「上國」自居,卻又無能獲得藏地治權,只能訴諸於宗教形式。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從中看到,國民黨在政治上具有一定妥協性,不像後來共產黨執政時毫不妥協地施行暴力鎮壓。
◎國民政府的和平原則與自我改善
應該說,當時的國民政府不是沒有軍事實力征服西藏的。三十年代初,國民政府統領上百萬軍隊,光是駐紮在離西藏不遠的川、青兩地的軍隊,就多達數十萬人。其時西藏噶廈的軍力總數不足萬人,而且缺乏戰鬥力。但是,有實力的國民政府在對藏政策上,自始至終奉行和平主義原則。
例如,1923年九世班禪喇嘛出走內地後,國民黨就一直支持班禪返回西藏,希望利用這位親漢班禪的返藏,來實行他們向西藏滲透的計劃,獲得藏地的治權。但此事因各種原因受阻,一直到1937年班禪在青海圓寂,也未能成功。在這十幾年間,國民黨曾一度計劃以軍事護送班禪回藏,有人主張「假手武力」、「施以兵威」。但國民黨最終仍然堅持恩撫懷柔。
除了拒絕對藏動武的和平主義原則之外,國民政府值得稱道的,還有他們對西藏原有政治制度的態度。最初國民政府企圖用三民主義去改造西藏,推行政教分離,後來轉為承認西藏的特殊性,採取羈縻的放任政策。
1929年3月,雄心勃勃的國民黨曾在其決議案中宣佈:將在西藏等邊疆地區實行三民主義。雖然「人民之方言習俗,與他省不同」,但同為中華民族,應該實現西藏和內地一體化,「同進於文明進步之域」。
然而,西藏人認為他們世世代代有自己不同於漢人的文明,「吾藏隆盛之教業」是「吾數千年以來西藏之正統」。儘管藏人對國民黨企圖改造他們的意圖有危懼之感,但噶廈官員仍然對前去拉薩的國民政府特使黃慕松說:「改變為民國之法規,於教於政,均有極大方悖之處。」
1935年,南京行政院對此表態:「國民政府得依西藏官民之願望,允許維持其固有之政教制度。」這一點,後來以武力攻下西藏的共產黨也曾在其《十七條》裡承諾過,只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
國民政府的自我改進,更體現在他們對少數民族的立法上。1931年《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各省及蒙古、西藏」。此時蒙藏兩族的地位與各省差不多,只是稍有一點特殊。到1934年黃慕松入藏時,國民政府表示給予西藏的「適度之自治」。1945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宣言,宣佈「賦予外蒙、西藏以高度自治之權」。
◎為甚麼國共兩黨對藏政策走向相反?
從行省化到適度自治,再到高度自治,國民黨的政策隨著形勢發展不斷變化,變得越來越尊重少數民族的意願與權益。在國民政府遷台十年之後,西藏人民不滿中共的統治奮起抗暴,蔣介石在台灣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發表聲明,承認西藏人民有「民族自決」的權利。想必此時,蔣總統對國民黨早期的西藏政策有所反省。
這就有了一個令人奇怪的問題?為甚麼早年信仰馬克思民族理論的中共,到今天走到它自己的反面?中共的民族政策,從早期的「少數民族自決」理論,到建國後制訂民族自治政策(大都停留在紙面上),再到目前醞釀取消民族自治政策。六十年余來,中共走在一條與時代潮流悖逆的道路上,至今仍採取強硬鎮壓的暴力手段,釀成西藏民族巨大的悲劇。
肯定會有人說,國共兩黨的對藏政策之所以走向相反,是由於不同政權所擁有的不同實力決定的。國民政府在大陸執政期間,先是對付軍閥割據之混亂局面,而後陷入國共戰爭之泥潭,接著是日本入侵中國,抗戰勝利後又是三年內戰,國府敗逃。一言以蔽之,他們缺乏足夠的實力和餘暇來征服西藏。
這個說法當然是有道理的。蔣介石也曾說過:解決邊疆問題之方法有兩種,「一即剛性的實力之運用,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羈縻。」「但吾人今當革命時期,實力不夠,欲解決邊疆問題,只能講究政策。」這樣看來,如果國民政府不是陷入長期戰亂,其治藏手段可能要剛硬一點。
但是,民國畢竟不同於共產黨國家,即使蔣介石想要強硬對付西藏,也會有各種力量制約蔣介石,使他不能像當今中共一樣動輒使用武力。民國時期就有各種制約政府的因素,使其不能為所欲為。
第一,憲政體制。20世紀初,中華民國開始實行憲政制度,明確規定主權在民。雖然由於形格勢禁,國民黨在大陸時沒能完全實行民主制度,但它畢竟有一個時間表,計劃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步驟,確定了五權分立的國家組織方法。這樣,蔣介石想要像毛澤東一樣,只要一個命令就發起進攻西藏的戰爭,似乎不太可能。
第二,傳統繼承。眾所周知,共產黨一貫破壞中國傳統,而國民黨一直繼承中國傳統。中國自唐代以來,便有允許邊疆民族自治之羈縻政策。儘管國民政府是具有憲政性質的共和政府,但蔣介石還是尊重傳統的,他認為:「放任自治,則邊民樂於自由,習於傳統,猶有羈縻籠絡之餘地。」
第三,國際環境。當時國共兩黨受到不同國際勢力的支持。蔣介石受到英國的影響,西方的壓力,使他在對藏事務上不能不小心翼翼。而在社會主義陣營方面,蘇聯斯大林直接指使毛澤東佔領西藏。1950年元旦之後,毛澤東從莫斯科發回電報,指示解放軍強行進攻西藏。
第四,自由知識份子的作用。民國時期,一些從西方留學歸來的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家致力於構建「邊政學」,其中有作家冰心的丈夫吳文藻。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使漢族統治者認識邊疆民族的不同文化,改進了政府對於邊疆民族的政策。但到了共產黨時期,這些專業學者中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
總之,雖然國共兩黨都是在中國千年專制土地上產生的政黨,都有不同程度的大漢族主義,但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他們的民族政策有著相反的走向。如果當年國民黨不敗於中共,今天的西藏很可能是一個高度自治的區域,中國很可能實行了聯邦制。
人們常說,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反思歷史卻需要假設。在反思中假設歷史原本存在著某種更明智的選擇,認識到這一點,人類才能避免更大的悲劇。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3年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