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六 「談戀愛」
革命的婚姻 （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
（接上13）
在一個涼爽宜人的秋日早晨，我母親去見王同志。秋天是錦州一年之中最好的季節，暑熱已消，但仍然暖和，可著夏裝。狂卷了大半年的風沙，此刻已消逝無蹤。
她穿著一件裁剪得體的傳統式藍旗袍，圍著白紗巾。為了趕上革命的新潮流，她剛把頭髮剪得短短的。在新政府機關的一個內院裡，她看見有個人蹲在樹下，背朝著她，正在花台邊上刷牙，她站在一旁靜靜地等候。當那人抬起頭時，一張黝黑的臉映入我母親的眼簾，他年約二十七、八歲，眼睛挺大略帶憂慮。在寬大的制服下，我母親看得出他很瘦，個頭大約比自己稍稍矮一點。他若有所思，夢一般的表情使我母親覺得他像個詩人。「您是王愚同志吧！我是學聯的夏德鴻。」
「王愚」是化名，他後來成為我父親，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他一直是這個地區的游擊隊指揮官之一，幾天前，隨共產黨軍隊攻入錦州。進城後他擔任共產黨市委秘書長、市委執行委員。後來又任市委宣傳部部長，主管教育（包括掃盲運動）、衛生、出版、娛樂、體育、青年工作以及收集公眾意見等，是個不小的官。
我父親出生於離錦州大約一干二百哩遠的四川省宜賓。宜賓位於岷江和金沙江的交匯處，素有長江第一城的美名，人口當時約三萬人。這一帶地方是「天府之國」四種的富庶地區之一，溫暖濕潤的氣候很適合種茶。今天英國人的中國紅茶，大部分來自這裏。
我父親排行老七，有九個兄弟姊妹。我爺爺張德華十二歲開始就在一家市區商號當學徒。成人後，和在同一商號做事的哥哥一起創業，幾年功夫發了財，買下了一座大宅。誰知，從前的老闆眼紅他們的成就，一狀告到官府，咬定張家商號起家的本錢是偷他的，官司一打就是七年。參與審案的大小官吏，十個九貪得無厭。張家兄弟為了洗清惡名，幾乎貼光了財產、資本，仍未能鬥過財大氣粗的老闆，爺爺被關進監獄。唯一解救的辦法是讓老闆撤回訴訟，這下又花去他哥哥一千塊銀元。爺爺出獄了，張家也傾家蕩產，僅剩下那座大宅。他哥哥喪氣又恨，加上連年勞累，一病不起，死時才三十四歲。
我爺爺不得不承擔起養活兩家十五口人的重任。他開始重新經營商號，生意終於在一九二零年出現轉機，但很快又陷入困境。軍閥混戰，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再加上經濟大蕭條，他窮於應付，心力交瘁，一九三三年正當四十五歲壯年時，就撒手而去。為了還清債，他們被迫收了生意，賣了家當。孩子們從此星流雲散，有的出外打零工，有的被迫當了兵——當時到處打仗，當兵等於送死。女孩們則儘可能找個經濟寬裕的人家嫁。我父親最喜歡的一位堂姐，當時剛十五歲，只得嫁給一個比她大幾十歲的鴉片煙癮君子。轎子抬走她那天，我父親光著腳，跟在轎子後面跑，不知以後還能不能再見到她。
我父親自幼酷愛讀書，三歲便能吟誦古文，鄰里稱奇。爺爺去世第二年他十三歲，正在初中讀書，因無錢以繼，只好輟學外出尋找生路。又過了一年，即一九三五年，他沿長江而下，來到重慶。這是個比宜賓大得多的城市，他在一家雜貨店裡當學徒。一天工作十二十小時以上，做完店裡的差事，還得幫老闆家打雜。每當老闆坐滑桿在城裡兜風時，我父親就得幫他提著水煙袋一路跟著小跑。笨重的水煙袋本來可以掛在滑桿上，老闆為了擺闊氣讓人提著，顯示他雇得起人專門提水煙袋。我父親沒有工資只有一張床和每日兩餐不能果腹的飯，每到夜晚，他飢腸轆轆，難以入睡。
我父親的大姐在重慶，嫁給一位教師。我爺爺去世後，奶奶就搬來重慶與她同住。有一次，我父親餓極了，跑到姐姐家的廚房裡抓了一塊冷番薯吃。他姐姐發現後衝過來對他喊著：「養母親已經夠難的了，我可再養不起一個弟弟。」我父親很傷心，奔出屋去，再也沒有去過大姐家。
他向老闆要求一天吃三餐飯，老闆非但不給，反而罵他。一怒之下，我父親跑回宜賓，到處打零工。一天找不到活幹，一天就餓肚子。周圍的人，也各有辛酸史。每天他步行去做工時，總會碰到一個賣烤餅的老人，駝著背，瞎了眼，摸索著走。為了招引行人的注意，他總用顫抖的聲音唱著小曲。每當我父親聽到這令人心碎的曲子，他就對自己說；「這個社會非變不可！」
出路在哪裡呢？我父親還能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聽到「共產主義」這個字眼的情景。那是一九二八年，他剛七歲。這天，他在離家不遠處玩耍，忽然望見一大群人圍在市中心十字路口。他從人縫中擠到前面，只見一個年輕人盤腿坐在地上，雙手被反綁著。身旁站著手持大刀的彪形大漢。年輕人向圍觀的人講說他的理想——「共產主義」，一講就是一個多小時，講完後，劊子手舉刀從他背後一刀砍下他的頭。我父親嚇得「哇！」的一聲用手蒙住雙眼，血淋淋的場面令他毛骨悚然，而年輕人臨刑前的鎮定和視死如歸，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他聽說這人叫李家勛。
三十年代中期，即使在宜賓這樣的偏遠城市，共產黨也已組織了一個有規模的地下組織。他們當時的行動綱領是抗日。蔣介石對日本人佔領東北、侵犯華北實行不抵抗政策，集中力量圍剿共產黨。共產黨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要他取消「剿共」聯合抗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蔣介石被他自己的兩員將領扣了起來，其中一位是從東北撤退出來的少帥張學良將軍。後來蔣介石獲釋，部分功勞是共產黨出面調停，條件是他答應共產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蔣介石明知同意這個條件會使共產黨得以生存和發展，但卻不得已而為之。照他看來，日本人只是「疥癬之患」，而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國、共雖然結成聯盟，但共產黨在大多數地區仍得從事地下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和許許多多中國人一樣，我父親對祖國存亡痛心疾首，投身於抗日救國活動中。當時他在一家出售左翼出版物的書店當店員，利用守夜的機會讀了大量左傾書籍。他的另一個工作是在一家電影戲院為當時風行的美國默片當解說員。他還加入了一個抗日劇團，因為身材瘦削，面目還皎白清秀，多扮演女角。在劇團裡，父親結識了不少朋友，而且第一次接觸到共產黨地下組織。他對共產黨關於抗日和建立公平社會的主張很是傾心，一九三八年十七歲時加入了共產黨。當時，首都南京剛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落入日本人之手，蔣介石把政府遷到重慶。為保障首都安全，國民黨警察和特務在四川嚴防共產黨。我父親的劇團被迫解散，一些朋友被捕，有的則逃走了。我父親不知如何為抗日救國出力，深感憤懣。
幾年前，共產黨紅軍進行了兩萬五千里長征，曾穿過四川邊遠地區，最後在陝西延安落腳。劇團的朋友屢屢談起延安的生活：平等友愛，朝氣勃勃，沒有腐敗，工作充滿效率——儼然是我父親嚮往的理想社會，一九四零年初，他一個人踏上了延安之途。他先到重慶，從一位當國民黨軍官的姐夫那裡弄到一封信，以通過國民黨控制區和延安外邊的封鎖關卡。由於沒有錢， 交通又不便，他多是步行，整整走了四個月，到達延安時，已經是一九四零年四月了。
延安坐落在黃土高原，以九層寶塔為中心，整個小鎮是由一排排土黃的窯洞組成。我父親就是在這種窯洞裡住了五年。毛澤東和他的筋疲力盡的軍隊已分別於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來到延安，隨後在這裏建立起共產黨的大本營。延安位於窮鄉僻壤、幾省交界地方，使共產黨得以立足。
我父親在陝北公學呆了一段時間後，申請進入共產黨最高理論研究機構——馬列主義研究院。入學考試很嚴，但他考了第一，這多半歸功於他在宜賓書店閣樓上日夜的苦讀。一起應考的同伴們都很驚訝我父親這個「鄉巴佬」居然會比他們強，他們大部分來自像上海這種大城市。我父親成了學院最年輕的研究員。他熱愛延安，發現這裏的人充滿熱情、理想而且樂觀。共產黨官員們生活簡樸，和普通人差不多，這與國民黨官員的奢華生活形成強烈對比。延安不是民主社會，但與他以前的世界來比，簡真是天堂。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動了一場運動，要大家提意見改進工作，叫作「整風」。研究院的一群年輕人，包括我父親，由王實味領頭貼出大字報，批評研究院負責人，要求自由和個人有更多的發言權。此事在延安引起軒然大波，毛澤東也來看大字報，他很不高興。後來整風演變成了整人，王實味被指控為托洛斯基派和間諜。我父親是研究院參加「市事」的最年輕學員，院領導之一、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艾思奇一向很欣賞他，說他頭腦敏銳，絕頂聰明。此時他說我父親「犯了一個天真的錯誤」。這樣我父親沒被毀掉，但連續好幾個月，他和他的朋友耳邊仍灌滿了無情的批判聲，說他們在延安製造混亂，削弱共產黨的團結和紀律，損害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他們得參加一個又一個會議，在會上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檢討，共產黨領導幹部則一再向他們灌輸：為了救國必須絕對服從黨。
學院關了門，我父親被派到中央黨校教那些農民出身的半文盲軍官中國古代史。這番嚴峻的考驗使我父親完全皈依了共產黨。就像許多熱血青年一樣，他歷經萬難才來到延安，對共產主義傾注了全部身心，他不會輕易放棄這個事業。他覺得嚴酷的磨練是應該的，甚至認為這是一種寶貴的經歷，為救國大業而凈化靈魂。他相信救國的唯一辦法就是執行鐵的紀律，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當然，延安的生活也有輕鬆的一面。我父親踏遍了附近山山水水，搜集黃土高原的民謠，也學會了優雅地跳西方交際舞。交際舞在當時的延安很流行，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包括後來的總理周恩來，都喜歡跳。黃河支流延河沿著寶塔山蜿蜒而下，河水充滿黃沙，我父親常來這裏游泳，他喜歡仰泳，從水面上仰望立在山尖上的古老石塔。
延安的生活雖艱苦、但也令人振奮。一九四二年，蔣介石對延安加緊封鎖。糧食、布匹和其他日用品一下子幾乎都沒有了。毛澤東號召軍民揮鋤種糧，紡紗織布，自製必需品。我父親成了手工紡紗的能手。整個抗戰期間他都在延安。儘管被封鎖了，共產黨仍在大片地區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尤其是在日本人占領的華北地區。毛澤東的確高明，聯合抗日使共產黨獲得生死攸關的喘息空間。到抗戰結束，他們已有效地控制了十八個根據地，大約九千五百萬人口，約占當時中國總人口的兩成。同樣重要的是，他們還積累了如何管理政府的經驗，學會了在艱苦條件下搞經濟，這些年訓練出來的組織能力和控制體系更是舉世無雙。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軍隊開赴東北掃除日軍，兩天後，中國共產黨提出與蘇聯人軍事合作共同打擊日本人，但被拒絕，因為斯大林認的是蔣介石政府。同一天，中國共產黨命令自己的戰鬥部隊和政治幹部進入戰略上至關重要的東北。
日本投降後一個月，我父親奉命離開延安前往東北的西南部一個名叫朝陽的地方，它位於延安東面七百哩處，靠近內蒙古邊界。步行了兩個月，我父親一行人於十一月來到朝陽縣。這裏多是荒山禿嶺，差不多和延安一樣窮。三個月前，朝陽還是「滿洲國」的一部分。蘇軍進駐朝陽縣的第二天，當地共產黨地下小組即宣布成立共產黨政府，但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也亮出國民黨牌。結果共產黨軍隊馬上從五十哩外的錦州趕來，逮捕並處決了國民黨首領，罪名是「陰謀推翻共產黨政府。」
我父親的小組是延安共產黨總部正式委派的，他們接管了政權，我父親成為核心領導人之一。新政府在一個月內開始有效地管理這個有十萬人口的地區。第一件事是到處張貼安民告示：（一）釋放所有在押犯人；（二）關閉當鋪——當物免費領回；（三）關閉妓院，放走妓女，由老鴇發六個月的生活費；（四）開官倉發糧救濟貧民；（五）屬於日本人漢奸的財產全部沒收；（六）中國人的工商業受保護。
這些政策大受歡迎，因為對絕大多數的窮人好處最多。當地人們都說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好的政府。在軍閥混戰期間，朝陽地區遭到各方勢力的燒殺擄掠，後來又被日軍占領，劫奪了十餘年。
我父親新工作剛開始幾個星期，毛澤東發布命令，要共產黨軍隊撤出易受攻擊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線，退到附近的農村，「讓開大路占領兩廂」、「農村包圍城市」。我父親的部隊於是進了朝陽荒山，與他們終日為伍的只有一些零零落落的野花和偶然碰到榛子樹、野果，很少找到叫的東西。夜間溫度低到零下二三十的攝氏度，室外過夜如果缺少禦寒衣物，會很快凍死。本來，幾個星期前還眼看著日本人戰敗，東北地區共產黨的根據地驟然擴大，似乎勝券在握，但此刻卻化為烏有。當我父親和戰友們躲在山洞，蹲在窮苦老百姓的茅屋裡面，他們的心情極度沉重。
這段時間，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忙於調兵遣將，準備全面內戰。蔣介石把首都遷回南京，在美國人幫助下把大批軍隊運到華北，並密令他們儘快搶占戰略要地。美國人派馬歇爾將軍到中國，勸蔣介石容納共產黨，建立國共聯合政府。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國共停戰協定簽字，於一月十三日生效。一月十四日國民黨開進朝陽縣城，立即建立起龐大的武裝警察部隊和情報網，組織地主武裝，共同剿共，武裝力量達到四千餘人。到了二月，已趕得我父親一行人節節後退，進入越來越荒涼的地帶。大多數時間他們只能躲在最窮的農民家裡。到了四月，他們無路可退了。唯一生存的辦法就是分散開來打游擊。我父親以一個名叫六家子的村莊為中心，建立了他的根據地。這個山村位於小凌河源頭，在錦州西面約六十五哩。
游擊隊武器很少，只能靠襲擊當地警察補充，或向地主「借」。他們特別努力爭取過去「滿州國」的偽軍和警察，因為這些人既有武器又有戰鬥經驗。在我父親的根據地，共產黨的主要工作是推行減租減息，沒收地主多餘的糧食、衣物，錢財等分給貧苦農民。剛開始時進展緩慢，游擊隊實力單薄，根據地也不鞏固。到了七月，當高粱將熟，「青紗帳」內可以藏身時，形勢有了明顯好轉，各路游擊隊已能夠齊集六家子村開會。會場設在寺社內，我父親任主席。他引梁山泊好漢的故事做開場白：「這裏就是『聚義堂』，讓我們在此共商怎樣『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我父親的游擊隊向西挺進，攻占的地區包括大部蒙古人居住的村莊。一九四六年冬天降臨時，國民黨加緊了清剿。十一月的一天，父親的游擊隊中了埋伏，他本人險些被抓。經過激烈的槍戰，他僥倖突圍，衣服褲子被樹枝扯成了碎片，至今他的同志們憶及此事還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們幾乎天天變更宿營地，有時一個晚上得轉移好幾個地方。睡覺從不脫衣服，生活就是一連串不間斷的埋伏、包圍和突圍。游擊隊裡有一些婦女，我父親決定把她們和傷病員向南移到靠長城較安全的地區去。這是一次穿過國民黨控制區的漫長危險之行，任何聲響都可能導致全軍覆沒。我父親萬不得已命令把所有的孩子留給當地農民寄養。有位婦女實在難捨孩子，我父親最後讓她選擇：留下孩子或軍法處置，她把孩子留給了農民。隨後幾個月，游擊隊逐步向錦州和鐵路沿線靠近。國民黨發動了好幾次圍剿想消滅他們，但一次也沒成功。游擊隊影響越來越大，當時二十五歲的父親已聲名遠播，以至錦州城裡四處都貼有通緝令懸賞捉拿他。我母親看過他的通緝令，也從她的國民黨特務親戚口裡聽到不少有關他和他的游擊隊的故事。
父親的游擊隊每離開一個地方，地主就隨國民黨軍隊反攻回來，強迫農民交回分去的糧食和衣物等。不少因飢餓吃掉了糧而交不出的農民受到嚴刑拷打，有的還被殺。六家子的頭號大地主金廷泉當過「滿洲國」警察署長，曾野蠻地強姦過村裡眾多婦女。當我父親的游擊隊來此安營紮寨時，他逃掉了，游擊隊打開他的糧倉濟民。金廷泉隨國民黨軍隊還鄉後，逼著農民跪在他面前，向他討饒，歸還共產黨分給他們的東西。已吃掉糧食的農民被拷打，家也被砸了。有個農民既不還糧，也不磕頭，金廷泉竟當眾用火把他慢慢燒死。
一九四七年春天，形勢開始對共產黨有利，父親的游擊隊重新佔領朝陽城控制了周圍廣大地區，慶功宴會後是晚會，父親巧妙地把戰友名字作成謎底，編成謎語，猜得大家喜笑顏開。
土地改革隨即進行，把占人口極少數的地主擁有的大部分土地平分給農民。但在六家子無人敢要金廷泉的地。儘管他已是階下囚，農民們見到他還是點頭哈腰。我父親走訪了許多農民，終於了解到金廷泉上次還鄉後的暴行。朝陽縣政府據此下令處金死刑，執行槍決。但被金燒死的那個人的家屬和其他受害者則要求以牙還牙，燒死金廷泉。當火焰在金廷泉周圍熊熊燃燒時，他咬緊牙關，一聲不哼，直到火舌舔到胸膛才叫了一聲。共產黨理論上反對酷刑，但通知幹部在農民要求復讎時，不應干涉。所以派來對金廷泉執行死刑的共產黨人沒有阻止農民。
像金廷泉這樣的人並非一般的富裕地主，他們在其勢力範圍內有莫大的權力，肆虐鄉民，叫作「惡霸」。有些地區，非惡霸的一般地主也被算作「石頭」，意即革命的阻力。對「石頭」的政策是「可殺可不殺者，殺！」我父親認為這是錯誤的。他告訴部下和群眾，只有那些罪證確鑿的人才應處死。他一再給上級報告提出對人命要謹慎處置，過多的死刑只會損害革命。由於許多像他這樣的人直陳己見，一九四八年二月共產黨中央發出緊急命令，要各地禁止濫殺。
共產黨的正規部隊到來後，一九四八年初，我父親的游擊隊受命與他們共同作戰。他轉為負責錦州——葫蘆島一線的情報系統，搜集國民黨部隊署及糧食供應情況。他的情報主要來自國民黨內部的地下工作人員，包括夏家的房客毓武。從這些報告中，我父親第一次聽說了我母親。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