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2月01日訊】瑞典有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是，瑞典文學院僵化的終身制，持續二百多年。由一些早該頤養天年的老爺爺，一群不懂中文的院士來擔任中國文學的終審判官，怎麼可能不是「糊塗官判糊塗案」呢？

在莫言發表獲獎演說的半個小時之前，我和瑞典女友瑪格麗達就站在文學院演講廳門前，笑眯眯地向各國來賓散發我那鋒利如劍的文章——《瑞典文學院背叛諾貝爾》（中英文兩種版本）。大約在發完一百多份之後，我們終於被人報警了。我並不意外，因為我知道中國駐瑞典大使館不是吃乾飯的。

幾個瑞典警察客氣地「請」我們到樓下大門外去，這是零下十幾度的夜晚。我擔心身有微恙的瑪格麗達會染上風寒，就把正在和警察理論的她推進大門內。然後，我一個人站在斯德哥爾摩老城燈光黯淡的小街上，繼續笑眯眯地用瑞典文和中文向前來的聽眾打招呼、派文章。抽空閑，就和守住我的四個男女警察鬥嘴，笑問他們是否已學會中國的專制手段。

一個苗條而美麗的女人踏雪走來。她一把摟住我，說：「茉莉，我已經讀到你的文章了。你千萬不要太生氣，我知道你的心臟不太好，你要注意身體！」她就是翻譯了莫言的三本書、目前名聲大振的瑞典翻譯家陳安娜。

我們兩個不同民族的女人，在關於莫言獲獎的問題上，立場是如此對立，但這並不妨礙相互間的真誠理解。初來瑞典時，我曾在「國際特赦」組織的會議上做過一個題為《中國的死刑和受害者》的演講，當時，身為該組織成員的陳安娜為我擔任口譯。此時，她理解我們這些政治流亡者心中的痛苦，理解我們為甚麼無法接受瑞典文學院的這一選擇。在暗夜的寒風中擁抱安娜，我欲哭無淚。

警察說：「你這是一種抗議。

貴賓莫言的車最後才到。一群人簇擁著莫言走來，我用中文問走在前面的人：「你們是莫言的朋友嗎？」「是啊！是啊！」他們以為遇到了熱情的粉絲。我麻利地把文章的中文版一份份遞過去，他們很高興地收下了。

輪到莫言走近時，一個高大的瑞典警察用身體擋住了我。我踮起腳跟，拼命舉起我的手，想從警察肩頭把文章遞給莫言，但他徑自進門沒有轉過頭來。我只好在一旁大喊：「莫言，請你讀一讀我的文章！」

到了聽演講的時間，我走進門口。一個警察擔心我進了演講廳繼續散發文章，要求我把剩下的幾十份文章留在寄存處。我辯解說，我的文章只是文學交流而已，你讀一讀就知道了。他搖頭說：「不！你這是一種抗議。」

沒錯，這是一種公開的抗議。在來斯德哥爾摩的前幾天，我早就用Email把文章的英文稿發給諾貝爾基金會和瑞典文學院，並要求將此文轉給基金會和文學院的全體成員。這就是為什麼陳安娜說她已經讀到此文，而馬悅然先生路過我身邊時，對我擺擺手拒絕接受我遞過去的文章，想必他早已看到。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在湖南邵陽市廣場發表悼念死難者的演講，幾天後被捕入獄。此後二十年流亡，在異國他鄉我仍然沒有擺脫「街頭鬥士」的角色，免不了和各國警察打交道。曾在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門前舉起釋放政治犯的橫幅，被大使館叫來警察干涉。曾在台北一○一大廈門前，獨自舉著釋放大陸政治犯的標語，抗議來訪的中共官員陳雲林，我被台灣調查局要求交出護照查身份⋯⋯

最難忘的一次是，一九九六年江澤民訪問挪威。當時我應國際特赦組織之邀，前去演講中國人權問題。在奧斯陸維格朗雕塑公園，江澤民在離我只有七、八米的地方下車，我衝上去大喊：「平反六四！釋放魏京生！」挪威警察當即將我按住，抓捕搜身，然後用警車把我載到城郊才釋放。第二天，那些因為讓江澤民受了驚嚇而遭到批評的中國便衣警察，用挪威人聽不懂的中文臭罵我：「騷貨！」

攪局者要在讓人聽見的地方發言

現在我已經不年輕了，教學工作也不輕鬆，常感疲累。莫言獲獎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台灣參加「西藏問題國際研討會」，看到海內外很多異議作家發出尖銳的批評聲音。我也覺得瑞典文學院頒獎給莫言很荒唐，錯得離譜。十年前我就撰文批評過莫言小說，深知其作品之低俗和粗劣。在北歐的冬日裡，我更願意讀一些溫暖而詩意的文學，所以最初我不願也不屑再談莫言。

但最後，我又責無旁貸地，充當了一回被警察驅趕的「街頭鬥士」。因為我想，國內很多沉默的人會希望我為他們發聲。當我從台灣回到瑞典，國內學者朋友來信，氣憤地追問我這個「瑞典人」：為什麼你們的文學院要把這個獎頒給依附共產黨的精神侏儒？讀到一些異議作家在網上表達他們失望和悲哀的心情，我捫心自問：難道我就不能為此做點甚麼？

寫作就是行動。作家要在公共生活中展開行動，承擔揭露真實的責任，就必須如傅柯所說的，以「不屈不饒的博學」去寫作。幸好這十幾年來我一直撰寫有關文學獎的報導和評論，對文學院的歷史有一些研究，所以比較能看清這次評選醜聞的原因和後果。

如果我只在中文世界發言，不管如何有理有據、頭頭是道，瑞典文學院的那些老院士大都會不屑一顧。為此，我的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國朋友，承擔了將我的文章翻譯成英文的工作。她那精確的譯文，使我的文章大大增色，並使諾貝爾基金會、瑞典文學院以及各位參加演講會的外國學者無法輕視這篇檄文。

有了抗爭的文本，我還需要做甚麼呢？賽義德認為，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餘者和干擾現狀的人。這種干預活動包含「一種戲劇感和起義感，善用一己罕有的發言機會，博取觀者的注意，比對手更具才智。」

跑到文學院不顧一切地散發文章，我這個攪局者很有一點「起義感」。來賓爭相閱讀批判文章的情景，我被警察趕到門外的爭執，其場面也頗具「戲劇性」。但至今為止，諾貝爾基金會和瑞典文學院都對此保持沉默，莫言及他的宣傳者假裝不知道我的存在，原來約好要採訪我的中國媒體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有海外媒體的報導，我就沒有展開辯論的對手。但是，「莫言是一個偉大作家」的神話，在一些閱讀了我的文章的人那裡，多少給增添了一些懷疑，有了一點破碎的跡象。

浮囂泡沫源自「糊塗官判糊塗案」

中國留學生在斯德哥爾摩街上獻歌獻舞，女的大紅綢衣，男的扎白羊肚巾，一曲高亢的《紅高粱》。雖然這裡年年頒發諾獎，但好靜的瑞典人這還是第一次見識獲獎作家的國人如此狂熱鬧騰的陣勢。瑞典記者到中國國內採訪，幾乎人人都說：「莫言獲獎，中國人很高興，因為這證明了中國的實力。」

就這樣，由瑞典文學院的判官們一錘定音，中國就冒出了一位空前的「文學大師」。國家公權力的操縱，官方媒體的渲染，很多文學評論家立刻把對莫言的「文學批評」改換成「文學贊揚」，莫言獲獎給國人製造了一種「文學強國」的幻覺。無邊無際的溢美之詞，加上愛國愛黨的高音階，吹出了一片輕浮喧囂的泡沫，充滿了滑稽的娛樂性。其中最大的一個氣泡，來自瑞典文學院撰寫的授獎詞。

瑞典這個才九百萬人口的小國，有著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是，一七八六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建立這個文學院時，就規定了一個院士終身制。這個陳舊僵化的制度至今未改，而人類的壽命又大大延長。這樣就造成了今天這種令人悲哀的現象：一些早該在家頤養天年的老爺爺，一群不懂中文的評委，還有一個雖懂中文但自認缺乏文學理論修養的院士，由這些人來擔任中國文學的終審判官，怎麼可能不是「糊塗官判糊塗案」呢？

假如莎士比亞還活著，讀到瑞典文學院給予莫言的授獎詞，他都會自愧不如的。十二月十日，瑞典文學院諾獎評委主席維斯伯格在頒獎儀式上高度贊頌說：「這位作家知道一切而且能夠描寫一切——一切手藝活、冶煉術、建築業、下水道、畜牧業、游擊隊團夥的花招。他似乎把所有的人類生活帶到他的筆端。」「莫言捍衛小人物反對一切非正義——從日本占領到毛主義的恐怖和當今的生產狂熱。」（根據瑞典文翻譯）

然而據我們所知，莫言的寫作是迴避當今中國一切非正義的敏感領域的，從天安門的血跡、因言入罪的政治犯到藏地的火焰。看來，在宣布頒獎莫言的兩個月之後，瑞典文學院實在無法向外界解釋，為甚麼要頒獎給一個二流作家，一個站在專制立場上的中共文化官員，於是他們只好在慶典上用如此華而不實的誇張語言，給莫言披上「反對一切非正義」的子虛烏有的新衣。第二天，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關於中國言論審查制度的惡劣講話，立即給了瑞典文學院一個耳光。

作家在文學污染中尋找清澈水流

「有時，名和利會頑固地躲避那些最應該受之無愧的人，而偏偏糾纏和降臨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曾向青年小說家道出現實的荒謬。莫言獲獎的現實也告訴人們，如果你不能像莫言一樣在生活中極盡聰明油滑之能事，你就很可能被置於盛宴的一旁，永遠是一個邊緣人。

那麼，既不願效忠專制體制、也不願投西方人之好的中國作家，還有路可走嗎？不止一位國內朋友來信說，他們同意我在文章中所說的，這次頒獎大大打擊了堅持獨立寫作的人們。但是我相信，有人格尊嚴的作家會迅速地從這場打擊中恢復過來，從此洞察人類的悲劇性與悖論。在對諾貝爾獎去理想化之後，他們可以利用文學的想像資源，在被污染的文學泡沫下，尋找那清澈的水流。

一位美國人說過：「若一個公民批評自己的國家，那就意味著他是在向自己的國家交一份意味深長的貢品。」我這次冒雪去斯德哥爾摩散發的批評文章，以及後來所做的多次採訪發言，都是我送給我的母國和第二祖國的禮物——以諾貝爾精神為宗旨的公共說理。

讓莫言帶著諾貝爾那八百萬克朗走吧！我們只忠誠於自己心中的文學審美原則，承擔詩人為世界道德立法的責任，以詩性對抗強權。這樣，我們可能生活在清貧之中，但是不會生活在醜陋之中。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轉自《開放》雜誌2012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