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寶玲眼中的7任紐約市長風格對比
【大紀元2013年12月30日訊】(大紀元記者蔡溶紐約報導)曼哈頓華策會屬下的人瑞中心主任伍寶玲在華埠社區廣為人知,作為華人社區上個世紀首個向市政府爭取經費的非牟利機構代表,46年來伍寶玲與人瑞中心的生活跟隨7任紐約市長的變遷一起發生著轉變。
1967年20多歲的伍寶玲全家移民來到紐約,從車衣廠打工、華策會做社工、1972年創辦人瑞中心,發展到2005年人瑞中心有注冊會員6000余人、遷入華埠中心區的地標名樓……,伍寶玲如今是華埠老人和紐約市政府溝通的「活躍人士」,各界政客眼中可敬可愛的華裔民權「斗士」,她對歷任市長的體驗感受,聽來饒有趣味。
以下根據伍寶玲主任的口述整理。
1966年-1973年: John Lindsay 林賽 (兩任) ——高大威猛的靚仔(帥哥)市長
我是1967年11月感恩節那一天到美國的,因為懷著第三個孩子,我就和丈夫說,暫時去車衣廠打工,等孩子出世了再做打算。但是我一向對政治家的政策很有興趣,雖然不是我那一行,但我總是很關注新聞,因為在這個新地方,一定要了解當地的文化背景、語言和民生的情況,否則你如何才可以獲得自己理想的生活?雖然語言有障礙、文化有隔膜,但正因為這樣,我就更加積極去了解。
1968年8月女兒出生後,我回到衣廠工作,當時衣廠比任何一行都賺錢,但是我的理想一向是教育和社工,因為這里是移民國家,在華埠做社工目的也是想幫回自己的僑胞,所以我一方面去NYU(紐約大學)讀英文,一方面尋求自己的理想。皇天不負有心人,1969年1月我在報紙上看到下東城有一家不牟利的社會機構請社工,專門教戒毒、戒酒的問題人士,我就下決心去見工了。
去到以后嚇我一跳,那個地方雖然在華埠,當時中國人很少反而非裔、拉丁裔很多,我看到顧客99%不是我們中國人,尤其是吸毒、酗酒中國人有問題都不會去,認為丟臉,有一名中國職員就問我,想不想(做社工)幫我們自己中國人。
他介紹我去華策會,當時很少非牟利的社會服務機構,我按他說的去找剛組建的華策會,在披露街(Pell St)的一棟危樓里,一上樓梯就吱吱呀呀的響,舊時我在香港YMCA做社工,那個環境都比這好多了,為何美國這么富有的國家這樣,我就更加有心在這里做一些事情。
華策會見工的老板沒想到是猶太人,叫亞倫柯恩(Allen Cohen),從上午到下午4點他跟我面談了6個小時,問我在香港做什么工作,背景怎么樣,如何來這里,初來乍到什么也不會,如何面對挑戰,有什么理想?為何對社工有興趣?……打破砂鍋問到底。他說這個機構是「反貧運動」的機構,策劃會1965年成立以來第一筆拿到的經費,就是來自林賽市長發起的「反貧運動」,因為經費有限,什么時候出糧、是否有薪水都不知道,問我是否還做?但是我想追尋理想,就算積累經驗也行。
當時美國是以年齡編班的,不是以程度編班,新移民的子弟ABC都不會,感到很壓抑,策劃會的創辦人劉毛淑卿自己是ABC(美國出生的華裔),但她有愛心要幫華人移民子弟,她的大伯劉德光就把Pell街地址借給她做兒童補習班,這就是華策會的雛形,華策會1965年5月25日拿到執照成立,但直到林賽市長任上才拿到第一筆經費,那時拿很少錢,全部是義工出來幫小孩補習功課。
早期華策會從早8點到晚10點開門,分批上班,我下午和晚上在策劃會上班為了理想,上午在車衣廠打工為了掙面包錢。我英文程度不好,有什么不懂就去查字典,但是那時很多社會福利的專有名詞還沒有中文翻譯,例如什么是medicaid(州醫療輔助),medicare(聯邦醫療保險),social security (社會安全)?都是從來沒有聽過的詞,我問同行,同行反問我不懂怎么做社工?那我就不斷去medicaid的辦事處,實地觀察到底什么例子適合,自己拼命去學。
柯恩先生很喜歡我的勁頭,他就拉我去市政廳參加會議,那時華人沒有主動去公聽會的,更不要說華人女性了,開始我也不知道,我抱著學習的心態跟著老板走,不想去到那里,柯恩叫我上去說,老外是很會培訓人的,他見我初生牛犢不怕虎,就讓我在公聽會上講,個個都望著我等我說話,講就講吧!我的破英文(broken English)表達不清,就換一種方式,用身體語言(指手畫腳)一直講到他明白。
那時我才知道,紐約市市長這么靚仔(帥哥)、高大威猛,初時我見到他時是微微笑的一個英俊小生,非常和藹可親,講話非常斯文淡定,人品非常好,他很和善、很耐心的微笑著聽我講,這樣市長對華埠就有些認識了,老板后來每次去公聽會都帶我,結果十拿九穩都爭取到錢回來,不是我的功勞,是我老板的功勞,他帶我四周圍去開會,包括housing authority (樓宇管理局)等,所以我們得到很多資源回來,不斷的繼續研究,所以我也有興趣。
舊時中國人從來不去爭取政府經費的,第一是因為語言問題,那時很多中國人說他們來了幾十年,地鐵、巴士都沒有搭過,一直在華埠的小圈子里生活;第二是資源問題;第三是面子問題,覺得拿救濟很丟臉;第四他想申請家人來美就不能拿救濟,因為拿救濟就是說你沒有經濟能力擔保家人來,很多種原因,所以中國人那時根本就沒有人拿福利。
1965年美國還很少見中國人,那時中國移民的配額一年只有105名,肯尼迪做總統的時候他批準很多中國人來,1979年中美邦交後更多人來美。舊時很少人偷渡來,不像現在很多偷渡、旅游過來不舍得走的,現在華人發展成紐約第二大移民族裔,世事變遷,所以我們很感激林賽市長,拿到第一筆經費,我們可以開展工作,策劃會在華人社區屬于首創。
當時柯恩以為我只能做兩年,但不曾想我做了40多年。因為他人很好,他肯教你,雖然沒有什么錢,但最要緊是跟對一個好老板、完成自己的理想,所以我和老板是好拍檔,紐約市開始知道華埠的存在。
慢慢我們又覺得托兒所的需要,因為那時中國人一來到紐約,男的進餐館,女的進衣廠,我們老板發現不但移民學生的學業有問題,父母做足12個小時一天卻沒有托兒所。老板就和我去家庭探訪,我說中文,他要去看一下然后寫報告,結果我們一去到都流眼淚,很多人很可憐,父母把嬰兒綁在嬰兒床上,那個奶瓶固定在嬰兒旁邊,拉屎拉尿都沒人管,真是很不人道的生活,你沒辦法,沒有托兒所、又不能帶嬰兒上班,只能這樣生存,所以我們中國人經過很多的苦難,柯恩就說,不行,我們要搞托兒所。
我們不斷去探訪,了解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遭遇和困難點,但華策會沒有錢,我和柯恩就覺得應該和車衣工會合作,那些孩子大部分的父母在車衣廠工作,我們就找23-25工會,要求工會出錢我們出社工,舊時23工會非常有錢,大部分是猶太人和意大利人主導這個工會,紐約車衣業(上百年歷史)是經過猶太人、意大利人、香港人才到中國人,因為中國人不出聲,一直不受車衣工會重視。
當時23工會和我的老板都是猶太人,我的老板和他們去說就有力量,結果就創立了華策會和23-25車衣工會托兒所,在基絲汀街(Chrystie Street)115號二樓,幫助了很多人,那些父母可以安心、專心工作,產品數量高收入也高,對車衣業好,對工人、對工會、對小孩更好。
后來柯恩先生寫的很多報告都可以拿到經費,因為他可以親耳、親眼體會到,他訓練我做他的跟班到處走訪,后來我們覺得要增加課后托兒班(after school program),因為公立學校下午2-3點放學以后學生沒處去,他們的父母在制衣廠是按件工作的,功課沒有人教,所以我們又去爭取課后托兒,由一年班一直到六年班(5到12歲),現在我們的課后托兒有十間這么多,幫助了很多華人。
我們在每一間公立學校的校舍內設立課后托兒,小孩日間在公立學校讀書,放學後不需要換地方,就在原處補課,主要是輔導功課,第一步檢查功課做好了沒,再給他們上課,安排唱歌、體育,指導學生充實自己,一直到下午6點,主要是幫低收入的貧苦大眾,不用他們給錢,放學後肚子餓了,下午2-3點我們還提供小點心。
除了托兒所、房屋法律問題,再次還有青少年部。那時紐約的治安差到極點,呂宋人有呂宋人的幫派,黑人有黑人的幫派,其他的幫派一樣,就是爭權爭利,每一個地方都有,我們自己本族都發生很多問題,就像華埠的飛龍幫、鬼影幫就互打,很混亂,我在華埠住整天聽到槍聲、(看到)一個個被抬走的,那時青少年真的很陰功(慘),不會英文怕人家欺負,他其實不想入幫派,但他是想要尋求人保護,那時父母要美國夢,目的是為了子女有一個理想的人生,卻心驚膽跳擔心子女誤入歧途。
有華策會輔導他們問題,這樣就避免了青少年卷入幫派的機會,青少年項目(youth program)就像課后托兒一樣補習,所不同的是美國的初中、高中開始要走課室,不同的課程要換課室,選不同的課程同學都不一樣,學生的人際關系、課室安排都比公立小學復雜,所以我們身為社工,就要了解每一個課程的情況,萬一他有困難的時候我們都要了解,另外在華策會也有一個地方專門為他們補習。
青年的活動不同,我們請年輕的領袖教他們如何打球運動,心理不平衡加以輔導,就包括天才生也一樣要輔導,很多很聰明的孩子一樣要見心理輔導,因為壓力大,有專業輔導會講他們的方言,讓他們有信心、有一個可以依靠的靠山。那時我們社工少,老中青一腳踢(一個人包辦)什么都要做。
1972年8月人瑞中心成立,華策會沒有地方可供老人活動,他撥經費支持我們老人中心,所以我們的第一筆經費從老人局拿到,也是多謝林賽市長。我們是被忽視的一群,但是他很聽取民意、推廣福利的工作,他給我們經費達到目的,雖然治安很混亂,起碼有了托兒所、青少年部這些以後,華人的生活比較穩定一些了,所以我對這一任的林賽市長印象很深,中國人爭取福利是由他這一任開始的。
1974年-1977年:Abe Beame 愛賓 (一任)—— 紐約各方面沒變化 人心思變
1974年愛賓市長上任,這一位先生不像林賽這么平易近人、這么和藹,他的樣子也很古縮(粵語:沉悶不善交際、經常生悶氣),對社區沒有積極性,不是太關懷的那種,不像林賽經常四處走訪,林賽和彭博都喜歡周圍拱,而愛賓比較沉實,可能有些人不是太適合做政治家,因為政客口才要好,腦筋也要靈活,判斷力要快,還要懂得圓滑。
我們社區經費覺得都過的去,所以和他沒有特別的聯系,一切照舊,這一點我們也感謝他,雖然沒有大的進展,平平凡凡的度過他這一任。
紐約市的各方面也都沒變化,樣樣都一樣,所以那時治安混亂,需求當然多,警力多,開支當然大,他競選連任為何敗北,大家都知道原因,一分耕耘一份收獲,如果政績不好,大家都想改變、改變。當時郭德華的第一個口號喊的就是「要改變」,人心思變,所以就他贏了,覺得紐約市要改變了,紐約是金融地帶,如果經濟不起色,大家就不會繼續投資,各方面大家都要求改變,所以愛賓做了一任就無法繼續下去了。
1978年-1989年:Ed Koch郭德華 (三任)——激發華人參政的直言市長
所有猶太人、所有政治家都很喜歡郭德華,他這個人很有意思,如果你懂得他的心理,他很喜歡和你開玩笑,但是他受軟不受硬,你硬他比你更硬,你軟他對你好的不得了,我們做社工的就用軟功,所以他和我們好的不得了,他在任的時候訪問我們人瑞中心幾次。
郭德華非常喜歡吃中國菜,有一次在唐人街中餐館吃西洋菜吃噎著了,現在唐人街餐館必貼海報(「噎到東西之急救處理方法」)就是由他開始的。1980年他來我們人瑞中心訪問,當時我們正在做醬油雞腿,他聞著香就要吃一件,吃完我問他::「你吃雞腿很香吧?但是很多傷殘、行動不便的獨居老人吃不上呢。」那時老人還沒有護理的服務,只能依靠家人照顧,他就問:「你想要我怎么做?」
我說我要維他命(錢)擴充我們的服務,不但來人瑞中心的老人可以享受美食,我們還要送餐給行動不便的老人。他說:對不起,我們窮到隆(窮到褲子穿洞也沒錢補),哪有錢給你?我就說,市府財政拮據,可是你有這么多有錢的朋友,又是律師,請你找有錢朋友捐錢給人瑞中心送餐上門,結果一講完,沒多久他就發動大商家捐款,成立了「車輪上的送餐」(Meals on Wheels ),這個項目就是我提議、第一個拿到經費的。現在這個項目大家都很共鳴,知道原來老人家越來越長壽,需求越來越多,送餐上門是非常重要的。
關于我們爭取松柏大廈還有一件趣事,因為那時治安不好、監犯很多,來回運送犯人上庭要花很多錢,他說法庭多數都在市府附近,就在(唐人街)松柏大廈那塊地上建監獄!第一節省人力物力,第二方便監犯隨時上庭。此言一出,唐人街人人罵他:豈有此理,在我們唐人街的黃金地帶建監獄?!
我們發起萬人大示威跟他吵:不要監獄!要老人大廈!我也積極發動人示威,那時我們很團結。他卻不以為然說:不用理睬他們,中國人的選票還不到2000張,照建可也!我們聽到是個個都怒髮沖冠,當我們中國人透明?!但是我也請大家反省:美國是最現實的,什么叫民選官員?你要投票,他才有資格做你的代表。所以郭德華是用激將法,但是他心地很好——直言,我就喜歡他直言:罵了你,你自己反省你有沒有錯在先,你不要想我罵你不對。所以自此以后激發起中國人參政,就是由于他這一句話。
后來大家就去找他,我和其他一些人也找他協商中和方案,讓他去布朗士區建監獄,那時布朗士區有很多空置的荒地,來來去去,最后的方案是:唐人街這塊地一半給社區,一半建監獄,但是政府沒有經費,我們大家一起研究,找聯邦以及市府房屋管理局,向他們提議:我們自力更生,樓下做商場,二樓做健康診所,三樓做托兒所,再上邊14層樓總共87個單位就做老人大廈,所以叫多用途的大廈,靠商場收費維持樓上。松柏大廈因此1990年建成。
他還有一件趣事,我們去示威爭取權益,有些人喊啊叫啊,他在那里對著示威的人笑:你示威、講吧,你講的不合適我就不答應你,你要把道理講清楚。示威的不對,他開著麥克風就罵你,口無遮攔什么都罵、罵完再說,不像一個市長的樣,但是錯了他又能在記者會上公開向你道歉,這一點非常難得。
我們懂他這性格,提早做好所有功課,我們不公開攻擊他,而是私人和他約時間、與他理論,他覺得你有道理,就像松柏大廈50/50一樣,他認為你對他就接受,所以我喜歡他坦率的性格。他今年去世我去參加他的葬禮,從來沒見過這么盛大的葬禮,克林頓、彭博很多人都去,大家敬重他,因為他有建樹,不是計較小節的人,他是講道理的一個人,所以他做了12年,中國人只罵他一句話:說我們只有2000張選票!但我卻要多謝他,如果不是他這一句話,中國人到今天都不醒悟要參政,還在做睡獅,所以人人看法不同。
他在建筑、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的建樹,對于建可負擔房屋,舊時所有的市長都差不多這個方針,不過我們是從他這一任開始有華埠的可負擔房屋,尤其是老人大廈,所以我們感激他,關于經濟的復蘇,他也非常賣力。
而且他肯叫他的局長們四處探訪學校、老人、無家可歸者,他是全心全意的為紐約,他經常問我們:你認為我這個市長做的怎么樣?你認為我為紐約市做的如何?這樣他從中吸取民意,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幽默、口才一流的人,直到現在我還很懷念他,因為他重視華人的福利。
舊時多數都是猶太人贏得(市長提名或當選),他們執財經和政治牛耳是最聰明的,還有有很多律師出身的出來從政,因為那些政策就是靠決策者,如果決策者有權,教育、房屋都能處理好,所以最要緊是政治。我們中國人四師——醫師、律師、工程師、會計師,這個師那個師很強,很多中國人很自豪:我兒子做醫生、做法官,來來去去,都是自顧自改善自己的生活,為大眾族裔去著想、回饋社區的有多少呢?而猶太人抓住政治的牛耳,他們就什么都有。我們中國人還強調讓子女享盡富貴榮華,但(其他族裔)很多人都覺得與其教子女坐享其成吃魚,不如教他釣魚。
1990年-1993年:David Dinkins 丁勤時(一任)——害怕得罪非裔的非裔市長
郭德華已經做了三任不能再做了,丁勤時是靠眾多非裔選民選上去的,他有工會的后臺,因為非裔、拉丁美裔很多人在工會。到丁勤時做市長時,布碌崙有一家韓國人開的紅蘋果超市,有一個非裔女人在那里偷東西被抓到,但她反告說人家歧視她,搞出很大一件事。
當時是余保賢做中華公所主席,余保賢的中英文是很厲害的,他又是像郭德華市長一樣個性坦率的人,我還記得他在就職典禮的演講詞中唱出「小李飛刀」(香港武俠劇集主題曲)的歌詞——為何偏偏選中我,讓我大吃一驚,但他直率有一個好處,在丁勤時做市長時,他能直指問題實質。
那時已經有很多華人在布碌崙做生意,韓國人、日本人和華人的長相差不太多,他欺負韓國人就會欺負我們中國人,所以亞裔人就互相支持,我們和中華公所主席去參加公聽會,也在市政廳開過記者會。余保賢主席直斥他:你身為市長,應該要公平去判斷,不能人說什么就什么。
很多人都說,不是她在韓國商鋪偷東西我們要怎么針對非裔,最主要是說要公平、公正,尤其是執政者,如果你抓正來做,大家服你,如果你以自己的種族來幫,族裔矛盾更甚,而且非裔總說我們歧視他們。在布朗士科技和史岱文生兩家最出名的高中,超過70-80%都是華人,中國人的比例比白人都高,我那時做學區委員就很受氣,整天有人說要改比例,那時我老和他們吵:他們生出來就是這個膚色,考試制就講公平競爭,不要選膚色。
丁勤時的特色是很nervous、精神緊張,他的手袋里面永遠帶著一條白手絹,一講話就緊張擦汗,他就不斷拿手絹擦額頭,那如何在這么大的城市做市長呢?余保賢主席的性格就覺得很難忍受:都沒有判斷能力,怎么做啊?所以大家有目共睹,他并不是一個市長的優秀人才,不是因為他是非裔,而是大家都不知道究竟他在做什么,尤其是我們做社工的更感受直接。
市長不能公正,變成放任他們偷盜,問題很大。治安越來越亂,非裔好像有後臺,更加毫無顧忌,吸毒、搶劫、謀殺都來了,無家可歸的更多,犯罪率高升,很多人紛紛逃離紐約。他只做了一任,大家認為他沒有給紐約市帶來改善,生活質素沒有什么改善,后來非裔也沒選他了。
1994年-2001年:Rudy Giuliani朱利安尼(兩任)——鐵腕治理黑幫的檢察官市長
隨后,朱利安尼就出來競選了,他性格非常強硬,做事精明、能干、果斷,因為他是檢察官出身,對犯罪、罪案方面很了解,所以自從他上任以后紐約治安狀況開始改變,犯罪率大幅下降,紐約平靜了,大家就安心了,有幾點原因。
第一,他能夠不怕死,去完成他理想的工作,派特警抓抓抓、大量抓黑幫。當時的意大利黑幫教父很強勢,走私、販毒無所不為,他們控制垃圾回收、控制魚市,舊時下城河邊富爾頓漁市場的獲利很大,也是幫派控制,你想做這份工、在那里做生意要交保護費,等于繳稅給黑幫超過給政府的稅收。
第二,雖然他是意大利人,但是他不因為自己種族的問題,他一視同仁,將黑幫控制的漁市場全部清理。我聽聞那些幫派把不忠於他們的人直接扔進絞肉機里面絞死,這么殘忍,但是朱利安尼不怕死、一樣執行。舊時紐約市的犯罪率一向都高居不下,就由于沒有人有膽識去處理這個問題,但是他沒有縮頭縮腳,不怕黑幫、果斷行事,現在連他意大利族裔的人都說他No.1。
所以有「小龍女」(檢察官)出來幫他清掃黑幫,他把黑幫都抓了,子女都能安全讀書,所以大家最喜歡他這任市長,就是因為他將治安從一個最黑暗的時代變為有曙光,從有曙光更而陽光普照了,但是當時只有兩任任期。
1994年朱利安尼委任Herbert W. Stupp做老人局局長,Stupp原先是慈善基金會的頭頭,很能干、很有愛心的一名猶太人,他知道華人的老人中心不多,老人家卻越來越多,他上任後第一個訪問的就是我們人瑞中心,人瑞中心那時在基絲汀街(Chrystie Street)115號的地庫(basement)里。
他看見我們在一個沒有窗口、像一個火柴盒一樣小的地下室內,三名社工全擠在一個很小的辦公室里,前來求助的人講的話全無隱私可言,他問我需要他怎么幫?我說了困難。他立即和他的老板朱利安尼說,他要幫我們找一個好的會址。不久他回來告訴我:跟我來!
格蘭街168號原先是市警察總局所在,是紐約市的地標建筑,后來市警總局因為面積不夠用,就搬到現在近佩斯大學的地方,這里空置下來,地產商把整棟樓買下來,本來想當co-op合作公寓賣給人,但是正好經濟衰退(朱利安尼上臺之際,很多人逃離紐約),他們裝修了上面沒錢裝修下面,甚至連地稅錢都給不起了,朱利安尼的市府就要收回樓下給社區使用,所以我們因禍得福。
Stupp查了出來,就帶我和幾名律師副局長來到這里,問我喜不喜歡這?我說做夢都想不到,當然喜歡!他就跟朱利安尼說這里適合做老人中心,朱利安尼答應幫我們,我們開始爭取,但是樓上的住戶不讓我們進來,我們就和樓上打官司,市議院和區長都幫我們,他們跟樓上的有錢人說,你不喜歡給老人中心,那我們就開放給無家可歸中心,開放給吸毒、戒酒中心……他們只好讓步,但還是設障礙不愿意,我就一直和他們斗,朱利安尼市長也幫我們,但是直到朱利安尼兩任結束,我們和樓上住戶的官司都沒打完。
我們上過幾次庭,他都一路支持我們,現在的會址是他任上幫我們爭取的,所以我們很感激他。而且他很聽民意,在他第一任時,在下東城舉辦了一場社區大會,我發言時見他東張西望,就說:朱利安尼市長,請您轉過眼睛看著我,你不注意聽,怎么能了解民意呢?結果他真的轉過來認真聽我講,那一段發言被Channel 1從頭到尾錄了下來。
他也非常注重學童的安全問題,還有槍支問題、暴力行為,他將紐約市治安治理好,人流就開始回流紐約市了,他的政策見效,經濟、民生好轉,所以現在很多人尊敬他就是因為他對黑幫夠強硬,他聽取民意,也很聽取下屬的報告,他辦的這么好,我們都很懷念他。
2002年-2013年:Mike Bloomberg彭博(三任)——讓紐約面貌一新的商人市長
2001年9月11日是新一屆市長選舉的初選日,自從前市長郭德華說華人選票少、可以不理會後,激發了很多中國人,我早上6點起床就去拉票,8點到咖啡室喝一杯咖啡,突然間聽到消防警鈴猛響,開始我以為起火,再過8點第二架飛機襲擊世貿大樓…那一天我記憶尤深,當時人心惶惶,我嚇得立刻跑回人瑞中心,因為那些老人家8點多就會來中心,我要保護他們,讓他們不要害怕、安撫他們。
然后我跑上天臺,那時已經知道是恐怖襲擊,因為電臺不斷的報道:有特別新聞!恐怖分子襲擊!9點多、10點的時候,見到世貿中心燒啊燒,它塌下來的時候直線往下落,100多層塌了下去,如果它打橫倒下會死更多人,天臺上很多人看到這一幕,就互相抱著哭了起來,當時我的心里覺得就像世界末日。
因為慘就慘在死的都是精英,世貿是金融地帶,我記得那天是週二,凡是初選都是週二,早7點、8點正是華爾街這些精英上班的時候,正好那一天有很多會議、精英云集,死了很多是我們中國人,因為中國人很多人做金融的,都是20多到40多歲的人,很凄慘!那時我的女兒和侄子都在金融地帶,他們逃離之后嚇的臉都發青,所以他們現在都很惜福。
這樣選舉就延期了兩個禮拜,事件發生時彭博候選人和朱利安尼市長都在市政廳那里拉票,一個個親眼看到恐怖慘景的發生,大家都覺得要挽救紐約市。當時朱利安尼和郭德華都呼吁大家不分黨派支持彭博,那時郭德華的呼吁影響力也很大的,結果彭博獲選,從2002年開始做市長。所以朱利安尼剛治理好治安問題,彭博就接了911這樣的爛攤子。
我還記得彭博2002年1月1日就職紐約市第108屆市長時說的話,他說要面對各方面的迫切問題和挑戰,財政預算、曼哈頓下城的發展、工會合約、罪案、生活品質、福利、教育、無家可歸問題、基本建設、未可預期的危機和公眾廁所等等。
12年過去了,時報周刊曾說,彭博是全美十大優秀市長之一,最要緊他有高瞻遠矚的視野,說他的確為我們留下很多遺產(Legacy),將來會很多人懷念他,我覺得這些寫的好。另外,現在很多人說他是1%,我們是99%,99%要反對1%,說因為他們有錢了、我們窮了,貧富懸殊…其實有錢人不是罪,你「肯」發奮,就像彭博說的你只要「肯肯肯」,你就會成功。
但是他有錢,三次競選,一分錢都不要大家捐款,而且他人很坦率,喜歡說什么說什么,將收支平衡,不留一點赤字,這是值得我們稱贊的。另外一方面,他說紐約市在他主政期間收到捐款28億,告訴市民「紐約市是非常慷慨的城市,」但很多人都醒目(看得出)這個數目大部分是他從自己銀包里挖出來的……他籌的那些錢,大約9億用於公園,因為他要健康美化、種樹,5億是世界貿易中心,14億是給慈善基金促進公共衛生和教育問題的,所以他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欣賞的。
再次,我自己用計算器算了一下,市長的年薪22萬5千元,12年應該是270萬,但他只拿了象征性的12元,等于他為紐約市節省2,699,988元,這個數目非常好。還有,彭博每周五上午上廣播電臺,將紐約市發生了什么重要的市政議題在電臺里播出,使得市民了解應知應曉的地方是什么,直到12月20日他熄燈告別,12年風雨不改,這也是值得我們歌頌的。
還有他不給人吸煙、不給人喝酒、喝大杯汽水也不行,以前我們寫菜單不用計算卡路里,現在全都要審核,我也被弄的頭暈眼花,但就像他說的:12年里就是因為我的保姆方式,你們才活的健康長壽快樂,你們現在每一個人起碼活多了三年以上,他為此很驕傲,我覺得很好。
我還列了他對我們人瑞中心支持的政績。2005年8月份我去開會回來,突然聽到彭博在某餐廳等我(他邀請了數名社區人士),我以為開玩笑,那時我還沒有同他有聯系,吃完他問我:華埠如何?你們老人中心如何?我就趁機和他說,我們還在一個沒有窗口的地下室,朱利安尼幫我們爭取格蘭街168號會址,到現在我們力爭了12年都石沉大海,我們很痛苦,會員越來越多,但是沒地方發展,我一直和他說,想不到他對我的問題很感興趣,并不斷的問我如何能協助解決困難?還說我的聲音很像他媽媽。
當時彭博的媽媽將近100歲,彭博是唯母命是從的孝子,我還記得彭博2002年第108屆市長就職儀式上和他媽媽在一起,他的媽媽手里拿著一本圣經,我就說既然你聽媽媽說話,那你是否也聽我說話?我想人瑞中心趕快搬到新址,可不可以呢?他說OK,立即讓副市長和我聯系。
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2個月後便獲得好消息。10月3日老人局打電話過來說:你可以搬進去了,我說「好,我今天就搬!」老人局嚇了一跳:你這么快?!我說是,請你告訴市長,我馬上搬、馬上!我擔心變卦,10月13日那天橫風橫雨的,我叫上華策會的人買燒豬過來還神。 10月18日開放服務,10月28日彭博就來幫我親自剪彩,又找一班大人物過來剪彩。
當時老人局長事先告訴我,彭博市長不喜歡人多說話,你只能按我準備的講詞說幾句,我沒聽她的話,這是一個爭取經費的好時機,所以我沒看她的稿、自己講,彭博在人瑞中心逗留了一個多小時。后來市政廳會議室就總放那天剪彩的錄像帶,所以很多政客知道我們人瑞中心。
2009年9月29日中秋節這一天,彭博競選連任第三任,他在金豐大酒樓擺一個早餐會,預備了很多美食、老人們還送月餅,他請了全市的華人老人家來,我帶了人瑞中心一大隊人馬過去,結果我被人罵,那個時候正好劉醇逸選市主計長,(劉)說我支持彭博倒他的米、和他作對,其實不是。彭博在中國人的家庭團圓日舉行這個中秋敬老活動,這是歷任市長都沒有做過的,也是我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
彭博市長有很多趣事,我幾次被邀請到瑰西園(位于上東城的市長官邸)Gracie Mansion做客,每次他主持儀式都有條不紊,將主題的重點簡而精的表達,他還喜歡輕松開玩笑的方式,很喜歡出IQ(智商)問題考人,每次必問的一個問題是:你們猜我是哪一年出生的?屬什么生肖?然後他必以屬馬為傲說出屬馬的性格。
人說億萬富翁,是不是這么高傲、獨裁呢?以他在私人的活動里面看,他有幽默和坦率的一面,不了解他性格的人不喜歡他,但是了解他的性格後,他是無私精神的,所以他和郭德華都是我很敬佩的人。
2014- :Bill de Blasio白思豪——善于「打牌」的政治市長
白思豪是一個政治家,他一生都跑政治,政治經驗非常豐富,而且他娶了一個能干的好老婆,老婆是寫書、搞政治很厲害的一個人,可以在工作方面分擔他很多,在選票方面她的族裔背景可以為老公拉到很多票。非裔支持白思豪而不支持湯普森,因為他有經驗,他知道什么時候出什么牌,適時把兒子的爆頭裝亮出來,大家覺得很可愛,他懂得利用,所以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但是我希望他多些來華埠,他做了公益維護官四年從來很少來華埠,他應該多些來了解我們少數族裔的需求。
關于他的教育政策,我們中國人很多都未必贊成,希望能和他坐下來談。史岱文森高中是考試制的,我們中國人一考試都是No.1,所以史岱文森過半數都是華人,他現在說不公平,為何中國人多,非裔、拉丁裔少,要按名額分,那就是要把中國人「斬件」(大刀支解、放小比例),所以很多中國人覺得不合理,這是種族平權嗎?如何平權呢?紐約市總共百多間學校,你要配合自己子女的興趣,是什么料就去哪里讀,他沒有這個料你非要推他進去,就是適得其反,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他說要搞好學前教育UPK(Universal Prekindergarten),但是沒有錢,他就說要加富人稅,現在富人一個個離開,如果有錢人都走光,他就要降低標準,無形中就會加勞工階層、中產階層的稅收,要不然怎么拿到錢?我們現在人人就擔心這個。
現在中產階級比低收入人群更慘,因為低收入有白卡,房屋有補助,納稅的時候不用給錢還要退稅,中產什么都沒有,醫療什么都要自己給錢。長此下去中產階層、勞工階層就不想做工了,所以我們現在請人很難,個個都寧愿拿救濟不做工,覺得拿救濟比做工好。
不過我們對他寄予厚望,我們覺得他做過公益維護官這么久,市長不在的時候要替代市長的位置,所以他應該對紐約市非常了解,最主要他肯不肯聽民意,我現在最開心就是他任命了我們老人局長帕奧麗(Lilliam Barrios-Paoli)做副市長,帕奧麗在郭德華之前已經為市長做工,在不同的市長期間都做內閣,為人非常低調但經驗豐富,她是老精兵,我是40年如一日做「殘兵」,希望老精兵能聽一下老殘兵的反映。
(責任編輯: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