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2月03日訊】（大紀元記者古春秋綜合報導）閱讀民國的史料，我們可以發現，民國時期的憲法確立了言論和出版自由，而當時的軍閥，無不尊師重教，不遺餘力發展教育。與中共的做法相反，那時最好的房子是學校而不是政府大樓，有地方軍閥下令：「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

劉文輝：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

1939年，受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之邀，中國電影業的先驅、攝影師孫明經隨川康科學考察團在西康進行考察，拍下大量西康省照片，就是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照片也是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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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明經在考察中發現，學校一般都有最好的房舍，學生穿戴整齊，而政府的房子遠遠不如學校，有些縣政府的辦公室簡直就是破破爛爛的。孫先生問一個縣長：「為甚麼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這個縣長回答：「劉主席說了，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到，70多年前，一個地方的最高長官（軍閥）是如何重視教育的。

劉文輝就是中共洗腦宣傳中大地主劉文彩的弟弟，大軍閥，1928年任四川省主席，1937年任國民軍第24軍軍長，1939年任西康省主席。

孫明經曾在巴安（今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遇到一個喇嘛，與之交談，喇嘛用英語說：「對不起，我不會講漢語，我們可以用英語交談。」孫明經非常震驚，當時的巴安縣城人口不到1000人，其學校卻有棒球隊，連喇嘛也會說英語，當地教育之發達，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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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明經還給當時西康省德格縣縣長范昌元照了一張像，范昌元隨身帶著一面旗子，上書其姓「范」字，這面旗子是流動辦公的標誌，走到哪兒，哪兒就是縣政府，不計環境簡陋，坐下來就辦公，解決民眾向政府提出的各種困難與問題。從圖片可以看出，他身後是當地一座規模很大的學校。

張作霖：「寧可少養五萬陸軍，也要辦東北大學！」

民國五年，張作霖出任奉天省長，一上任就說：「學務為造就人才之所，振興國家之基，關係最重，而奉天又處特別地位，若不從整頓教育入手，更無以希望。」他訓令東北各縣縣長，每個縣每年的教育經費務必佔到全縣年度總經費的40％，哪個縣達不到這個標準，縣長就會被開除。他規定的這個教育經費比例，比廣東、浙江、江蘇等省份都要高。

民國七年，奉天國立師範學校成立，在該校就讀，學雜費一律免收，而且為學生免費提供食宿，伙食有菜有湯，週末還有豬肉和海參。

民國九年，由於北洋政府經費欠缺，在日本留學的幾千名公費留學生沒有了經濟來源，張作霖聽說後，自己掏腰包，給他們匯去10萬大洋。

民國十二年，東北大學正式成立，張作霖每年批給這所大學的經費是大洋160萬元，而當時南開大學常年經費是40萬元，北京大學常年經費是90萬元，清華大學每年經費也只有120萬元。張作霖有句名言：「寧可少養五萬陸軍，也要辦東北大學！」

曹錕：誰敢對教授不禮貌，就要誰的腦袋

曹錕是布販子出身，外號「曹三傻子」，在做直隸督軍時，在原保定農業專門學校的基礎上，辦了一所綜合大學——河北大學。

曹錕經常說自己是一個推車賣布的老粗，甚麼都不懂，辦大學還得靠教授。只要他在學校，就在教授休息室候著，對下課的教授噓寒問暖。大暑天，曹錕在教室外面看見教授講課滿面流汗，命令校工送毛巾到課堂上給教授們擦汗，後來乾脆在教室裡裝了鐵櫃，裡面放上冰塊用來降溫。每逢發工資的時候，曹錕都囑咐行政人員把大洋用紅紙包好，用托盤托著，恭恭敬敬地送給教授。

當時河北大學教授的工資雖然比北京的一些大學稍低，但保定的物價比北京低很多，一個月兩三百塊大洋的工資已屬天價。

曹錕沒有文化，卻特別尊重文化，強調學生必須尊重教授：「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請來的，如果誰敢對教授不禮貌，我就要誰的腦袋。」

民國憲法確立言論、出版自由 大師輩出

錢學森晚年曾多次質問前來探望的中共領導：為甚麼1949年後中國再也培養不出世界級大師？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說：「我是美國科學家，不是中國科學家。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於一個開放的社會，自由的環境是培育科學家的必要條件。」

民國初立，頒布《臨時憲法》，確立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僅1912年中國就有500多種民間報紙，即使在袁世凱篡權奪位後的1913年，也有130多家報紙倖存，人們可以在報上稱袁為「袁棍」，評論他「為善日少而惡日多」。然而，2004年3月，《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峰被以貪污行賄罪判處12年徒刑，執行總編輯程益中也被逮捕，原因只是他們敢於講真話。今年8、9月份，中共進一步箝制言論，打擊、抓捕網絡大V，相比之下，中共和袁世凱比都相差太遠。

民國時期的出版業幾乎都是民營，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這些民營出版社，基本上覆蓋了中國的出版業，當時中國最好的報紙是民營的《大公報》，無論是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還是中共的《新華日報》，這些黨派報紙都不是當時的媒體主流。

民國從建立之初，教育得到普及，政府大張旗鼓搞掃除文盲的識字運動，1928年設立中央研究院成立，1934年推行新生活運動。中國1902年開始出現新式學校，1922年出現大學，即使在14年抗日硝煙中，國民政府依然把教育放在首位，當時軍隊都把房子、糧食優先保證供應給學生和老師。據統計，在1931年至1937年間，小學生人數增長了86％，大學生人數增長了94％。

民國時期中國出現了一大批世界級大師。抗戰期間，中國大學由於日軍轟炸被迫遷入雲南，由北大、清華、南開組合成「西南聯大」，不但培養了大批理科人才，也造就了很多文學上的頂尖人物，如汪曾祺、穆旦，翻譯家何兆武，還有在美國的國學大師何炳棣、社會學家楊聯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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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中共篡政50年之際，中共給23位科學家授予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無論是王淦昌、趙九章、彭桓武、錢三強、王大珩、陳芳允，還是鄧稼先、朱光亞等，這些人基本是民國時期培養的人才。據不完全統計，單只在1920年代，中國物理學家就取得了14項居世界領先水平的科研成就，1930年至1933年間，就有16項。

黨文化荼毒中華

除了尖端科技外，當今大陸的普及教育更是遠遠落後於民國。拿學校教材為例。1904年民營出版社商務印書館，推出了從小學到高中的系列《最新教科書》，橫跨所有的學科，系統非常完整。1922年又推出了更成熟的《新學制教科書》。這些書籍沒有任何的意識形態痕跡，從形式到內容，都跟國際社會和孩子的需求非常吻合。大陸很多老人感慨地說，民國時期一個小學生的水平都比文革時的高中生強，其中教材佔了很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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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來，官方把大量共產黨的「黨文化」以一種不易察覺的方式塞進了每個中國兒童幼小的心靈中。舉例來說，翻開大陸「九年義務教育六年制小學教科書」的《語文》第一冊，第一課就是兩句話：「我是中國人，我愛五星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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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國人，這是無需論證的，不過馬上就是一句「我愛五星紅旗」，孩子們在識字過程中無形接受了中共的意識形態，「愛五星紅旗」與「我是中國人」並列，黨文化的病毒就這樣被悄然植入了每個中國人心中。

（責任編輯：劉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