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我從小就聽說林彪指揮八路軍在平型關伏擊了日軍，取得了抗戰以來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我從小就知道1936年，正義的紅軍在西安事變中逼蔣抗日，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讓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一致對外。我從小就認為1945年日本投降後，在抗日戰場上屢戰屢敗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軍隊前來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不顧國家剛剛從抗戰的泥濘中掙脫，悍然發動了內戰。可是我錯了，當我自己認認真真的翻開歷史去看這場保存了我們民族血脈的戰爭的全部真相，我發現了一個祕密，一個驚天的祕密，這個祕密改變了我的人生。現在，讓我把它告訴你們…你們共匪欠我們中國人的，總有一天會還的。

中共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長年宣傳張學良「接蔣介石命令不抵抗」並以此拍攝了電影《西安事變》，並通過文化上的一系列宣傳，將賣國賊的帽子緊緊扣到了蔣介石的頭上。
張學良晚年一再說過，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1991年其重獲自由後，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不抵抗」的決策完全是其一人所為。與蔣介石無關。

蔣介石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內

中共一再宣傳，「在日寇侵華的時候，蔣介石高喊著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旗幟，甚至說出若亡於日本，我們還能做亡國奴，若亡於共產黨，則當奴隸而不可得，這樣賣國的言論」。

蔣介石話中的「我們」並不是指全體中國人，而是指國民政府的官員們，這句話蔣介石的確沒有說錯。蔣說這句話的目的並非是要屈膝投降，而是督促部下軍官剿共的步伐。

「攘外必先安內」是蔣介石早在九一八日本全面侵華前就提出來的，當時稍稍有點軍事眼光的人都知道中日必有一戰，所以蔣介石一直希望在中日全面戰爭來臨之前擺平共產黨。如今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北洋軍閥都已經對蔣介石不構成威脅，閻錫山、汪精衛、李宗仁、馮玉祥也都在中原大戰中失敗，蔣介石正要抓緊這短暫的時機消滅共產黨。

蔣介石對共產黨前後發動了5次圍剿，前兩次蔣介石主要在對付北方軍閥，派去的都是不肯出力的地方雜牌，所以剿共失敗。第3、第4次剿共因為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和長城抗戰而再度被迫中止。

所謂長城抗戰，是在1932年底，狼子野心的日本撕毀1932年4月29日剛剛簽下的和平祕議，再度進攻熱河。正忙於第四次圍剿的蔣介石祕密準備部隊北上，同時致電張學良指出：「今日之事，惟有決戰，可以挽救民心，雖敗猶可圖存，否則必為民族千古之罪人。」結果因為張學良的無能，熱河不久便落入敵手，1933年3月蔣介石不得不北上指揮長城抗戰，中央軍第一次在華北戰場遭遇日軍，也使正在江西進行的第4次圍剿宣告失敗，日本人第2次救了共產黨。

長城抗戰雖然有著29大刀軍的出色表現，但中國仍舊敗於日本之手，戰後29軍軍長宋哲元痛心疾首的問道：「為甚麼我們30萬大軍打不過5萬日本軍？」中華民國連年戰亂，軍隊實戰經驗應該比日軍強。可日軍的武器，特別是火炮武器遠遠超過了國軍，所以造成了這樣的戰果。這樣軍事實力的對比，不能不讓人質疑此時打回東北的成功率，也證明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戰略。

所謂攘外必先安內，並不只是單純的消滅軍事上的反對派共產黨，而是將全國在經濟、政治、軍事上的困難都克服，做好全面抗戰的準備。文化大師胡適等一批先進的知識份子都表示支持民國政府的隱忍政策，「1914年時比利時全國被佔領蹂躪之後，過了四年，才有光榮的復國。1871年法國割地兩省給普魯士，過了48年，才收回失地。我們也許應該等候4年，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候48年，在一個國家的千萬生命上，4 、5年或4、50年算得了甚麼？」

蔣介石在內憂外患之下頂著在一片謾罵和衝動學生即刻宣戰的要求，始終堅持退讓、妥協、交涉，絕非苟安。若不是民國政府忍天下之所不能忍，何能換得自『五三』至『七七』9年備戰時間，從事政治、經濟、心理與軍事建設！倘若無此9年國力建設，何能持久抗戰？抗日勝敗之關鍵，端視中國能否「持久」；而「持久」之根基，實奠於領袖之忍辱負重，換得備戰時間。

現在我們看看蔣介石和民國政府為迎接這一場保存我們民族血脈，後人人格尊嚴的聖戰做了甚麼樣的「安內」工作。

證據1：革新教育，開啟民智

教育是最廉價的國防，1934年2月，蔣介石發起了新生活運動，欲將中國固有的禮、義、廉、恥美德在生活中具體實施，並且提出國民生活軍事化，以便適應戰爭的需要；新生活運動的更深一層的含義，是用中國文化精神對抗共產主義文化在中國的傳播。

證據2：調查國情，發展國力

1932年召集全國知名的學者、專家和實業家祕密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蔣介石為委員長。委員會進行了系統和大規模的國情調查，設計委員會所編列的許多計劃如《戰時燃料及石油統制計劃》、《糧食存儲及統制計劃》，在抗戰中特別是抗戰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資源委員會制定「重工業五年計劃」，擬定興建冶金、機械、燃料、化學等工業。這些措施對於後來的持久抗戰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民國政府在自己的國土上，成立用以防備外來侵略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卻不敢公開進行，因為擔心激怒日本，引起戰爭的提前爆發。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地點在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舊址，南京三原巷二號。由於它是個『祕密機構』，信封上不印機關名稱，一切活動都不公開，對外只稱『南京三原里二號』，由蔣介石從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祕密經費中每月撥款十萬，作為活動經費。這一件事可見中國國民政府處境的艱難和蔣介石祕密準備抵抗日本侵略的決心。

證據3：統一貨幣，發展經濟

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在1935年實行幣制改革，統一各方軍閥財政支出，廢除銀元，實行法幣，有了法幣，政府便可以應付公開或祕密支出。

施行關稅自主。在戰爭爆發的1937年度，鹽務稅收入高達兩億1800萬元；甚至租界的洋人也開始繳納統稅，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統稅收入達到100億2500萬元。孔祥熙劃出了10億3400萬法幣作為祕密專款，購買兵器與彈藥、建築鐵路公路、改良水利設施等等與抗戰有關的工作之用。

證據4：工業建設，發展生產

加緊進行公路、鐵路和通信建設，以便於調兵遣將。「九一八」時，面積廣大的國土上只有公路4萬多公里長。經過努力，到1937年中國的公路達到11萬1000多公里，增長了一倍半。鐵路也由8000公里增築到1萬3000公里。全國的郵政局在1931年不足1萬所，到1936年，增加到1萬5300多所，郵路則從40萬里增加到59萬8000餘里；並且在全國普遍設立無線電電報通訊，在全國普架電線約15萬里。1931年1936年工業成長率平均高度9.3%，創下民國以來第一次經濟奇蹟。

證據5：確立後方，持久抗戰

蔣介石在1935年視察川、滇、黔3省以後，確定「四川應作為民族復興的基地」，並開始建設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後方的工作。四川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物質和人力資源都極為充沛，是理想的戰略大後方。

證據6：整備軍隊，建立新軍

1935年1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軍事整理會議，佈置整軍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陸軍整理處，任命陳誠為處長，負責全國陸軍的整頓和訓練。同時，還對特種兵進行了整建。整軍建軍工作至七七事變時雖未按計劃完成，但也做了不少工作，全國陸軍已整建和未整建的部隊，除各種特殊部隊外，共計步兵186個師又46個獨立旅，騎兵9個師又6個獨立旅。炮兵4個獨立團，共約170萬人，居世界各國之首。

1927年中共公開破壞北伐後，蔣介石驅逐了所有蘇聯顧問，聘請了德國顧問。1933年希特勒上臺，中國和德國進行大量的軍事合作，中國軍隊接受先進的德式裝備和德式戰術思想訓練。全面抗戰爆發前，中華民國已購買1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現代化的德械師。按照蔣介石的規劃，中國起碼需要60個現代化的師才能對付日本軍隊，可是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悄悄準備的結果，中國的現代化師大約只有24個，而且這些德械師的火炮等重武器數量遠遠達不到標準。

證據7：海空武備，修建要塞

1936年底，中國空軍幾乎從無到有，總計有各類飛機600餘架，飛機場262個；海軍也開始建設，有大中艦艇100餘艘。

國民政府大量修築防禦工事以應對日本侵略，河南的豫北分區9個陣地計劃建造1353個工事，至1937年2月已建成1273個。江浙5個防區、16個陣地上，計劃建造2606個工事，至1937年2月已建成2264個。

現在我們看看被中共污為「賣國賊」的蔣介石為抗日做了甚麼，再看看張學良這個中共吹捧的「民族英雄」為抗日做了甚麼，不難看出其用心至惡的政治目的。然而西安事變使得蔣介石內政國防方面的建設被迫中斷，中國提前進入全面抗戰。（待續）@

－－轉載自黃花崗雜誌《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五期

更多：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张学良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