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2月18日訊】讓人不樂見的是，現在全球薪資水平的絕對值在逐步提高，但是其相對值卻逐年下降。換句話說，世界財富正以加速度形式流向富人口袋，所謂「窮者更窮、富者更富」。以加拿大為例，在過去30年間，富人年收入翻了2倍多，但中產階層收入變化不大。即便同屬工薪階層，工資額最高10%和最低10%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擴大。
　　
最近，增加時薪在美國成了一個時髦話題。領跑美國最高時薪的西部舊金山市，有提議要將目前法定最低時薪10.55美元漲到15美元。而加州明年7月將最低時薪提升至9元，到2016年1月提升至10元；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提議，要將聯邦最低時薪從7.25升至10.10美元。在筆者居住的安大略省，其最低時薪10.25加元已經凍結3年，安省勞工組織目前把最低時薪14加元作為其爭取目標。
　　
我們知道，收入差距拉大，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滋生仇恨和犯罪。那麼，薪資提到多少才算是合理水平呢？
　　
由於各國、各地區的經濟、文化、政治制度差異很大，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條國際公認的訂定標準。在國際上，比較國家薪資高低主要使用2個參數，一個是用於勞動薪酬的總量占GDP的份額大小，也即「功能性分配」，或稱「分配率」；另一個是收入分配中的勞動份額和資本份額的比例。
　　
首先看分配率。目前，在發達國家，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間。以2000年為例，美國的分配率58.3%，德國53.84% ，英國55.27%。在發展中國家，按照大陸經濟學家郎鹹平給出的數字，南美洲平均分配率38%,東南亞28%，中東大概是25%，非洲國家20%，中國的這一比例約在8%。可以看出，各國薪資水平的絕對數和相對數差異都很大。分配率在反映一個國家勞動者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反映出勞動者在所在國家政體中的政治地位。
　　
以製造業為例， 2010年，丹麥每小時直接工資水平接近35 美元，加拿大約24美元，美國略高於23 美元，希臘 13 美元，巴西在5 美元和6 美元之間，菲律賓稍低於1.5美元；2008 年，中國小時工資水平是1.36 美元（美國勞工統計局2010，2011 年數據）。
　　
其次，從近年勞動和資本分配比例的變化情況看，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裏，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的總收入以近乎一致的速度增長，但近幾十年來，勞動份額出現下滑趨勢。OECD 研究發現，自1990 年至2009 年期間，在 30 個有數據的發達國家中，有 26 個國家國民收入中勞動薪酬所佔份額下降，其中位數占比從66.1%下降到了61.7 %，與之對應的是資本份額（也稱「利潤份額」）的上升。
　　
造成以上現象的原因，有一種解釋是技術進步對勞動份額的降低承擔主要責任，因為技術「增強的是資本而非勞動」，勞動份額降低是「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綜合結果」 。而筆者有一個學術之外的理解，是整體社會道德的下滑，使人變得越來越貪婪、為私；在美國，四分之三的企業總營業盈餘用於紅利分配，這說明，資本的所有者對於與人分享利潤變得越來越斤斤計較。
　　
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最低工資仍是政策議程和公共領域中倍受爭議的話題。國際勞工組織在其《體面勞動議程》中，鼓勵成員國通過最低時薪標準來減少「有工作貧困」，建議各國政府確定最低時薪標準時與社會夥伴協商，出台平衡措施，充分考慮到勞動者及其家庭的需要和各項經濟因素，包括生產率水平、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及保持較高就業水平的要求。
　　
按照這一思路，歐盟委員會近日表示，各成員國應建立「體面和可持續的工資制 」，並指「確定適當水平的最低工資標準，可以扼制有工作貧困現象上升的勢頭，也是確保體面工作質量的重要因素。」
　　
筆者認為，要在全球層面實現分配的「再均衡」，除了提高法定最低時薪、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等技術性處理手法，提升社會的整體道德意識、鼓勵樂善好施的行為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個主要方面。
　　
（參考資料：國際勞工組織（ILO）《2012/13 全球工資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