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今日北大還能保留幾分學術?
【大紀元2013年11月03日訊】中國的北大,曾經是一所學者雲集,大師輩出的著名學府,那裏曾經有兼容並包的博大胸懷,有縱橫古今的學術視野,有大氣磅礡的人文精神,那裏曾經是近代以來中國教育界的一座巍巍燈塔。
說到北大的歷史榮譽,就不能不說說中華民國的教育政策,北大曾經的輝煌,完全得益於民國時期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的正常學術環境。那時的中國雖然不是一個太平的時代,現代政治文明的成熟體系也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但是在動盪的歲月裡,民國的教育制度卻與世界先進水平完全接軌,20世紀中國在人文和科學領域的學術大師幾乎都是在那個時代學術自由的環境下培養出來的(包括後來的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文化和學術的繁榮,教育成果的豐碩,使教育界成為中國最先實現現代化的一個領域。北大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她是中華民國時期優秀教育體系的一個最好的見證。
然而中共建政後,就開始系統性的改造中國的教育界,首先沒收的就是民國時期學者們可以享有的第一人權——信仰和言論自由的思想權利。中共全面控制了全國的學校和媒體,學校的一切教育活動都必須在黨委的領導下進行,學術研究只能用來證實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的正確性,而不能違背馬列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一旦逾越這條政治紅線,教師們就有可能被下課、失業,甚至被勞教、判刑以及喪失生命,經歷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大屠殺等一系列的政治風暴後,敢於堅持真理和學術自由原則的中國學者已經少之又少,瀕臨絕跡。而北大,這所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神聖的教育殿堂在中共的統治下也在劫難逃,逐漸喪失了大學應有的獨立性,開始發中共之所思,行中共之所願,最終蛻變為一所高級黨校,成為中共的御用機構之一。如今,北大的沒落是顯而易見的,近幾十年來,北大學者凋零,大師絕跡,在人文或者科學領域再也沒有產生過可以引領時代的重要學術成果,而學校的醜聞卻接連二三的被不斷曝光,這與中華民國時期的優秀表現幾乎是天壤之別。
最近,北大自由派學者夏業良教授被校方解聘的消息引發了各方面的關注,北大一再堅稱解聘夏業良的理由與政治無關,是一個純學術的問題,並列舉出夏業良的諸多「不良業績」來佐證。如夏業良近年來收到了學生的340多條負面評價;在三次教學記錄評估排在約60名教師中的末位;近年來夏業良只發表了一篇文章,等等。北大也拿出了所謂的學術考核結果:如2012年10月26日,經濟學院教師考核與聘任委員會對合同即將到期的12名教師(包括夏業良)進行續聘投票,對夏業良的投票結果是11票反對續聘,10票同意續聘,1票棄權,不予續聘;2013年10月11日,經濟學院教師考核與聘任委員會召開會議對「是否維持去年的表決結果」進行了確認投票,投票結果是30人反對續簽與夏業良的合同,3人支持,1人棄權。北大的領導們還振振有詞的表示,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只考慮了一個標準:他作為一名大學老師的表現。
這些理由看起來都非常冠冕堂皇,學生的負面評價,由教授組成的聘任委員會的投票表決,教學評估中的末位排名,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兩個最重要的事實:一、目前的北大是一所黨校,而不是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大學,中共的黨委全盤控制著北大課程的設置以及教師的人事聘任、考核等一切校務工作;二、夏業良近年來正是以堅持學術自由的原則,公開挑戰中共中央宣傳部對中國大陸學校的思想鉗制而成為被全球媒體關注的風雲人物,也因此成為北大黨委的眼中釘。這兩個重要事實注定了今天發生在夏業良身上的解聘事件絕不是所謂的學術問題,而恰恰就是北大遮遮掩掩所不願意正視的政治問題。
最近幾十年來,中共迫害知識份子和異議人士的一個與時俱進的手段就是,將政治問題非政治化。比如你是企業家,就說你偷稅漏稅或者參與黑社會;你是網絡大V,你有很高的聲譽,那麼就說你賣淫嫖娼;你是教師,有很多學生擁護,那麼就說你業務考核不合格,有很多學生反對。夏業良的事情,不正是這樣嗎?當今的北大,難道還有不受中共所控制的純學術活動嗎?有不受中共政治意識形態所左右的純業務考核嗎?那些所謂的學生負面評價,有多少是來自中共黨委的密探或者信息員?教授的投票中,教授的身份有沒有甄別?有多少教授是可以不受政治所左右的非中共黨員的學者或者中立人士?這些細節,北大敢公佈於眾嗎?把憲法規定最高權力機構的人民代表大會都可以玩得團團轉的中共,擺平一個小小的北大經濟學院,那還不是小兒科。
然而,由於北大曾經所擁有的歷史資源和文化底蘊,對中共而言有極高的利用價值,是中共在文化和教育領域可以欺騙世人的一塊重要招牌,還不能毀了這塊招牌,所以,對北大教授的政治處罰,還不能太露骨了,還得講點技術含量。夏業良教授被「學術性的」解聘後,面對外界的質疑和批評,北大新聞發言人蔣朗朗很快公開回應:「經濟學院考核與聘任委員會不再續聘夏業良的決定沒有受到教學科研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干擾和影響,沒有理由和根據去懷疑教授們的良知和判斷力。北大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傳統沒有也不會改變。」這份中共外交部式的發言和聲明,在明眼人眼裡無非就是例行公事,但也進一步的向世界公眾宣示了北大黨委的無恥。共產黨控制的北大,一個代表不了自己只能代表黨委的、擁有共產黨員身份的發言人,你好意思講兼容並包?好意思說出學術自由這個不屬於共產黨的神聖詞彙?在共產黨眼裡,「政治正確」永遠是第一位的,文藝要為政治服務,學術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作為指導,這裡哪有學術自由的位置?
夏業良是一位真正的學者,這一點毋庸置疑。為了中國的教育恢復應有的尊嚴,為了讓北大的學子們可以得到真正學術的熏陶,夏業良曾打算在北大經濟學院開設一門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見解不同的課程。院方把他的打算報告給北大領導,北大領導把他的打算報告給教育部,教育部不但不批准,反而追究夏業良為甚麼開這門課程。夏業良的一些事先安排的講座也曾因為「政治不正確」而被迫取消。這些經歷表明,夏業良想要的是學術的自由開拓,而北大需要的是保持政治的正確,這二者在中共統治下永遠無法和諧。
夏業良也是一位真正的勇士,2009年5月,夏業良在其新浪博客發表了《致中宣部長劉雲山的一封公開信》,信中譴責中宣部鉗制思想和言論自由。夏業良在文中特別提到了劉雲山的中專生學歷,說其「以此學歷,長期在團系和黨務部門工作,究竟讀過多少像樣的書,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國的意識形態?」並表示:如果因為我今天給你的這封公開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職,或者最終用盡手段迫使我離開,那麼我將會感謝你成全了我,因為你這樣有可能使我成為當今北大為數不多的有骨氣的知識份子而永載北大民間校史。如今,當年的劉雲山現已經晉陞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夏業良卻真的求仁得仁了。
夏業良是繼2004年因《討伐中宣部》這篇文章而丟掉北京大學教職的北大新聞傳播學副教授焦國標之後,北大近年來湧現出的又一位出色的學者,他的經歷表明了北大傳統的人文精神在中共統治下存亡繼絕的艱難過程。夏業良的被解聘,也意味著學術在北大又少了一分,而政治的紅線在北大學者和學子的脖子上又勒緊了幾分,這是當代中國教育的悲劇。
有人說,夏業良之後,北大下一步要收拾的就是自由派的法學家賀衛方了。其實,我看未必能得逞,比起夏業良來說,賀衛方似乎更諳熟在中共統治下的生存之道,當然,這絕非賀衛方的軟弱,而是學者們對抗專制的一種更持久的理性較量,學者們的忍辱負重,並非為了個人的得失,無非是為了讓北大可以多保留一份真正的學術,以讓名義上還享有中國最高學府的北大的學子們得以真正受益。這是多麼艱難的一條道路啊,作為同行的筆者亦有深深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