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1月28日訊】*東扯西拉、指桑罵槐、出其不意、機智幽默地在歌聲中調侃與捉弄權力，這或許正是「與人」的一大音樂美學特徵。*

前不久，客居瑞典的作家茉莉在其一篇介紹與評論俄羅斯女子朋克樂隊「暴動小貓」（Pussy Riot）的文章中，通過對俄國前衛藝術家主動介入政治生活之歷史的縱、橫兩個向度的回顧，闡釋了前衛藝術在政治壓抑深重的國家裏可能或者說應承擔的社會政治批判的責任。茉莉認為「音樂作為一種非暴力武器，可以創建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而且，「在每一個社會問題重重的國家，政治問題應該成為音樂的關鍵詞」。茉莉通過對以公民和前衛藝術的名義挑戰威權的「暴動小貓」的盛讚，表達了她對在「嚴重畸形商業化的社會」裡「異化成了大眾娛樂，徒有前衛的時尚外表」的中國朋克們的極度失望。

中國亦有生猛的「暴動小貓」

然而，我在這裡要說的是：茉莉女士所看到的景象是不完整的，或者說是被遮蔽的。在當下的中國，固然有一些前衛音樂份子「在政治專制的肅殺氣氛中，消弭了火氣和理想主義的批判色彩」，但就整體而言，中國不僅存在若干極具政治批判意識的搖滾樂隊，而且，他們用音樂介入現實政治問題的姿態，也毫不遜色俄國的「暴動小貓」，只是由於諸多原因所致，他們才被中國當局屏蔽在了大眾的視域之外。

今天俄羅斯的社會開放性或透明性程度，遠高過仍處於極權制度控制下的中國；中國所有的主流傳播媒介，都幾乎被當局的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所壟斷；國人對非主流音樂表達形式，也尚有一長段審美接受間距；政治異見者們在表達政治反對的話語時，也往往忽略了藝術表達的力量；中國每天發生的社會問題的數量與嚴重性，更導致了批判者們無閒暇將關注目光從問題對像本身轉移到問題的「批判武器」身上去。而最主要的原因卻是，極權主義的中國政府對異端文化的打壓與封鎖之程度遠甚於俄國；而中國當局對他們所不高興的音樂所採用的屏蔽手段之有效性，也遠遠超出海外人士的想像力。

儘管中國政府在電視、廣播、報刊雜誌上屏蔽掉了被他們稱之為「文化暴徒」的地下前衛音樂，但我們卻可通過這樣兩個方法與他們的聲影相遇，即除了身臨北京、廣州、深圳、成都等文化中心城市裡的一些酒吧或地下音樂演藝場所現場觀看他們的表演之外，還可曲裡拐彎地通過若干音樂或視頻網站聆聽到他們憤怒與批判的噪音。

以前衛音樂的形式作為社會現實批判之武器的中國地下樂隊，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不僅越來越多，而且在音樂表達的類型上也日趨多樣化，僅搖滾這一流派中，就有硬搖、重金、迷幻、說唱、朋克與後朋克等諸多分支；而在搖滾樂以外，還有新民謠運動（包括方言新民謠）等非主旋律的音樂樣式。

這些以音樂為武器積極參與爭奪政治話語權、捍衛生命自由與尊嚴、表達人民心聲與政治反對、反映民生疾苦的地下樂隊，與那些被官方所控制或招安，並已被嵌入國家資本主義化的大眾娛樂生產線上的偽搖滾、偽朋克們有涇渭分明的文化立場。所以，任何試圖將他們歸入流行音樂之中來予以研究的做法，都是對他們的嚴重誤讀。他們，非但不流行、不大眾、不小資，而且還非常「反動」，其「反動」的大膽尺度，絲毫不亞於海內外任何政治異見人士的批判性話語表達。

據我觀察，在中國大陸，至少有這樣一些地下樂隊行走在一條與政治反對人士話語表達的平行線上：

舌頭、耳光、秀場寡頭、軍械所、痛苦的信仰、二手玫瑰、五條人、幸福大街、衣濕、與人、生命之餅、木推瓜、夜叉、Carsick Cars，還有已解散了的鮑家街43號與誘導社，以及被迫流亡海外的盤古；此外還有若干以搖滾或新民謠的方式獨自歌唱的歌者，如邵貝夷、左小祖咒、楊一、張佺、劉東明、川子、胡嗎個，以及早期的盲人歌手周雲蓬等等。

他們，遠非在當今中國反抗暴政體制的社會運動中扮演文化軍團角色的地下樂隊的全部，只不過他們的表現略顯得更招搖、更打眼一些罷了。而更值得關注的是，自去年底以來，全球著名的異見藝術家艾未未，也在其忠實朋友左小祖咒的幫助下，跨進反抗的搖滾樂行列中來了。

「與人」：中國本土化的朋克

上述任何一個樂隊或歌者，都值得我洋洋灑灑地介紹給讀者，但囿於本文篇幅之限制，我在此只好暫從他們當中挑出一支最具有朋克風格的樂隊——「與人」，作一番粗略介紹。

「與人」組建於2002年的「三八」

婦女節，其成員全來自西子湖畔的中國美院的青年教師。其樂隊的名稱，則出自於江澤民執政時期的那句家喻戶曉的政治口號——「與時俱進，以德服人」，幾個智力與幽默感超級發達的青年教師，以富有想像力的惡作劇精神把這句口號的首尾二字摳了出來，然後拼貼成了自己的樂隊符號。如今，這個貌似無厘頭的樂隊名稱，在有著美術學院視覺藝術背景的朋克青年的手中，被塑造成了一個既極具反諷戲謔意味又有著多重指涉對象的符號，無論在他們已發行的兩張CD唱片的名稱（「遇事拘謹」與「浴室拘禁」）上，還是在他們那首《已得夫人》之中，我們都可忍俊不禁地讀出以多種諧音形式出現的「與人」之豐富含義；而每當他們登台表演時，則更會在表演過程中頻繁「植入」與人的「品牌廣告」，給現場觀眾予巧妙暗示，而聽眾或觀眾，也會通過對上下文的互文式「閱讀」，從而心照不宣地解讀出「與人」對「與時俱進，以德服人」這一謊言的辛辣嘲諷與奚落。

我之所以挑選出「與人」作為代表性的朋克樂隊介紹給大家，一方面是因為較之其他的樂隊而言，這支樂隊更具有明顯的後現代文化批判色彩，比如將以往的經典「聲音」的原初意義消解之後，拼貼、複製、挪用或移植到他們自己的作品中去；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支起步時間相對較晚、有著良好知識與文化素養的樂隊，能夠在廣泛借鑒與學習若干地下搖滾先驅者的經典作品與表現風格特徵的同時，還將西方朋克音樂的表達方式予以徹底本土化；重要的原因則是，與人的作品，不僅對專制獨裁制度與社會現實的批判與諷刺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而且在藝術形式上還能把搖滾樂奇蹟般地演化為另類敘事小品或者相聲段子，從而使得先鋒音樂與大眾審美接受發生有機與有趣的聯繫。

「與人」的全部作品，幾乎就是一部以朋克的荒誕與滑稽音樂形式書寫成的「新世紀中國編年史」，在這部內容豐富的編年史中，幾代獨裁者的嘴臉、若干標誌性的重大事件、底層人民的苦難與頑強抗爭、種種醜惡與邪惡的社會現象，都被「與人」以漫畫般的誇張手法描摹了出來。更重要的是，在這部先鋒音樂形式的「編年史」的每一頁碼上，都烙有深深的「與人」式的批判印記。

在某音樂網站的評論欄中，一個「與人」的樂迷這樣寫道：「你會在他們的歌曲中聽到革命歌曲、電視廣告、搖滾版黃梅戲和京戲版的搖滾。對於樂隊來說，拼貼是一種手段，文字遊戲也是一種手段，旋律或者表達方式不應該是單一的，重要的是作出充滿想像力的音樂。搞笑是樂隊給大部份人的第一印象，但是在樂隊看來，真實的生活遠比他們的歌曲來得更荒誕。」

用揶揄與嘲諷的歌聲揭露謊言

在與人樂隊多個現場演出的錄像視頻中，皆有這樣一個情景，每當樂隊主唱魯大東征求觀眾還想聽他們的甚麼作品時，台下觀眾幾乎異口同聲喊出來的就是《體制反對暴力》。

儘管此歌創作於好幾年前，可如今它的魅力非但沒衰減，反而伴隨著中共的國家暴力主義手段「與時俱進」的強化與翻新而顯得彌久彌新，於是，《體制反對暴力》，就變成了與人樂隊倍受觀眾喜愛的標誌性作品。

在這首由主、副兩個部份組成，並融合了山東方言說唱形式的單曲中，主唱魯大東首先用用山東快板形式模仿「體制」大佬的口吻說唱道：

現在開會哪我來說兩句/請大家不要笑請大家保持肅靜/甚麼叫板磚哪甚麼叫改錐呀/甚麼叫雙截棍甚麼叫少林寺/甚麼叫雙截棍甚麼叫少林寺/

甚麼叫斧頭啊甚麼叫鐮刀呀/甚麼叫六月的鮮花甚麼叫糖衣炮彈/這些不是工具它們統統屬於凶器/凶器導致暴力體制反對暴力/

在接下來的一段副歌結束後，魯大東又繼續模仿「體制」大佬的口吻唱出了第二段：

哦…繼續開會我再補充兩句/請大家不要笑請大家保持肅靜/甚麼叫武裝帶甚麼叫大頭鞋/甚麼叫手銬啊甚麼叫電棍呢/甚麼叫老虎凳

甚麼叫噴氣式/甚麼叫坦白從寬甚麼叫抗拒從嚴/這些不是凶器它們統統屬於工具/工具反對暴力體制反對暴力/

當這段快板式的說唱結束後，那段副歌又緊跟了上來，副歌是這樣的：

人民熱愛你全都是為了你/想想這裡朋友如此關心你/人民在城市的角落裡監視著你/鬥爭帶給我們無窮的樂趣/與人民為敵人民會踩死你/

音樂，是聽覺藝術；而搖滾樂則更是一種融合了試/聽兩種審美形式，並尤其注重現場表演效果的前衛音樂。打開音響設備或電腦聆聽歌手CD的效果，遠趕不上看上一段歌手的演唱錄像視頻；而觀看演出視頻的效果，又遠不及身臨其境地參與一次歌手與觀眾互動的搖滾樂演出；所以，一篇乾巴巴的文字介紹，是無法還原與人樂隊的音樂魅力與試聽衝擊力的。

然而，通過以上對與人樂隊的介紹，我們可發現中國的文化抵抗戰線上不僅也有「暴動小貓」的身影，而且還可看到富有中國特色的搖滾或朋克樂隊——這些期望用歌聲顛覆暴政政治秩序的文化異議者們，在極其惡劣與極端高壓的政治與文化環境中，主動利用先鋒音樂這一非暴力的批判武器，大膽揭露與鞭撻專制獨裁者，去喚醒人們的公民主體意識，去鼓舞人民參與拆毀「柏林牆」的鬥爭，並為減輕人民身上沉重的壓抑感所作出的不可替代的貢獻。

本文標題——「去北京，聽中南海哭的聲音」，取之與人樂隊一首名為《我愛李仲國》的歌詞。在它前面，則是一句「去北京，聽海哭的聲音」。如果你熟悉華語流行音樂的話，那就一定知道，「聽海哭的聲音」，卻又是從台灣歌手張惠妹的一曲《聽海》中信手拈來後拼貼到《我愛李仲國》中去的。

東扯西拉、指桑罵槐、出其不意、機智幽默地在歌聲中調侃與捉弄權力，這或許正是「與人」的一大音樂美學特徵。牆，再高、再厚、再堅實，它也有漏風之處。只要我們去尋找、去傾聽，那些期望用歌聲顛覆暴政政治秩序的文化異議者的歌聲，便會像清風一樣，穿透高牆，吹進我們的雙耳與心靈。

——《動向》雜誌2013年11月號刊出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