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如此霸佔民宅(4)

按照劉老的吩咐，合川的大哥將他所需要的證明開好，並且派他的侄孫專程送到北碚。劉老伯在接到這張證明後，立即複印了好幾份，拿著複印件再度上訪天生橋房管所的張所長，張所長望著那蓋滿了紅大印的紙淡然一笑，他這種基層辦事人員，雖然不一定能準確洞察出中共各項政策的背景和底線，但他從實踐中很懂得落實中共政策該怎麼來對付這個老頭。

近來接觸到老百姓要求歸還被政府佔去的房產店舖的「案子」太多了，不管這些要求是否該同情，合理性有多大，在上方沒有明確指示時，最好的態度是採取不值可否應付了事。否則犯了錯誤還不知究竟怎麼錯的。

張所長回答道：「我一定會把你的材料轉上去，等到有了消息，我會立即告訴你的，所以你還是回去等著吧。」既不表態，也不得罪上訪者，「回去等著」四個字，成了落實政策年代裡，向上訪者最權威、最準確、最不擔風險、也最不負責的回答。

但是，快九旬的劉老伯還能等多久？然而，除了無可奈何而外，對這樣的回答他連反對的話都說不出來。

第二年春天，也是六四事件爆發的前幾個月，劉信按照約定時間第二次赴大陸探親。為了增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此行他掛了回國觀光團副團長的頭銜，加蓋了台北市政府的官印。劉信兄弟倆與劉啟建五姊妹，在劉學理主持下，專門召開了一個關於上海路住宅的小型家庭討論會。

劉老伯當場拍板，若在劉信交涉下房子歸還後，便立即將舊宅進行改建，樓下做成鋪面和庫房，專供劉信主持的台商獨資的中藥材營業廳；而樓上修成幾層，分給兄弟七個每人一套居家的住房。

大哥劉中柱的積極性首先調動了起來，當時他的大女婿正任中共合川縣委管理財經的副書記，在家庭會議上，劉中柱表示他的兒女們一定會根據大伯的要求，在老家合川，全力以赴促成上海路房產盡快歸還。

出於政策和統戰的規定，北碚區政府辦公室的趙秘書，代表北碚區政府，在區辦公大樓的會議廳裡，接待了劉信和他的劉大伯。

賓主坐定閒話不多，很快就進入了正題。有備而來的劉信，引證了一大堆國際上公認的法律條款，盛讚了中共關於平反冤假錯案，以及關於清退房產的政策。接著便談到了台灣政府中公務員的「辦事效率」。

在台灣執行公務時，不但嚴格依據規定得十分詳盡的法律條款，而且還必需在規定的時間內執法，否則所有的公民都有權根據公務員法，對執法循私舞弊或拖拉不辦的行為上告法院，使之受到處分。

在這種主題十分清楚的「接待」上講這些話，趙秘書就是再笨也聽得出來，這是劉信借台灣來責問和諷刺北碚區政府，在落實他伯父的房屋歸還上，使盡了拖拉和故意找岔的伎倆，使這個糾紛久拖不決。

當然台灣講的是全民都要遵守的法律，而中共興的是中共一黨規定的政策，法津是不變並可監督執行的，而政策是可以任意解釋的，兩者在本質上截然不同。這位趙秘書心裡十分明白，只有在大陸才會有這種本應法律解決的問題卻由中共「政策」管著，甚至還用與歸還無關的問題來搪塞，一拖五年不解決。

所以他聽到這種指責，依然面不改色，從容的給劉信和劉大伯的答覆依然是「回去耐心等」這五個字。

「接待」就這樣無結果的收了場，還不如我們到陳區長的家裡作私訪來得積極。在歸途上，劉信很感歎中共這種無法無天現狀，認為中國不健全法.制，會拖著社會進步的後腿，在這種環境之下什麼事也辦不好。

可惜，開放的中國，還有一條主權不容外部干涉的閉門羹，這給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一個不論怎麼胡來，都可以對外界的批評置若罔聞的保護傘，至於大陸上的老百姓因長期暴政馴服而麻木了，這種條件只會助長官僚作風！他感歎地說：「中共的官既不懂法，也無所謂執法」，

劉老伯發往中央統戰部各衙門口的信件如石沉大海，等到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中國的政治空氣突然收緊。

在穩定是壓倒一切的藉口下，劉學理等十幾名請求落實房屋歸還的聯名上告，被公安機關明令「下不為例」。從此以後，再也不敢為歸還自已的家而竄門，寫請願書，上了年紀的老頭們只好眼巴巴的伏在窗口前，伸長脖子耐心的等下去，一直等到被火化的那一天。(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