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如此霸佔民宅(3)

為了解除這件事對老人的煩憂，我還親自陪同他兩次夜訪區長陳超。陳區長夫婦是我母親蘇州的小同鄉，多年在北碚與我母親很熟。

他住的家是一般平民根本不知道的，就是上他家去，也要受門崗的盤問和阻攔。但由於這層關係我有幸得了進出的機會，加上劉學理本來就是北碚區統戰名人，當時市政協的副主席盧子英的舊友，說什麼也不能將我們拒之門外。

但是，在態度謙和的陳超那裡，除得到與天生房管所辦事人員相似的回答外，依然一無所獲，不過他答應將在區政府召開的辦公會議上，將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為此，還留下了劉學理帶去的上訪材料。

作為一區之長，他照樣不敢違忤那自相矛盾的中央政策，甚至於不敢對這種前後矛盾的上級批復和中央文件妄加評論。不過從他那裡，我們知道了，要求清退的房產必須同地主和封建財產相區別。

1979年，彼此以炮轟來對話的台海兩岸關係，出現了緩和。「告台灣同胞書」有幾分誠意？倒不重要，重要的是，經歷了長期封鎖的大陸百姓，知道海峽對面早已進入了富裕社會。

五年後首批回大陸探親的台灣人，好像外星人一樣被故鄉的家人和鄰居當成貴客。各種過去根本不敢亮相的台灣親朋關係，到此時才慢慢公開。

最開始，這種帶著離亂傷感的相見，是在中共統戰官員的陪同和監視之下進行的，有了這層監聽，縱然家破人亡，再大的悲情也難以暢訴，那真的是「相對無言，唯有淚雙行。」

1987年我還在文星灣時，第一次見到台灣歸來的客人與親人團聚的場景。來人姓陳，大約五旬開外，但紅光滿面精神煥發，是一位1948年隨國民黨部隊去台灣的普通士兵，接待他的主人便是他的親弟弟，但弟弟已滿臉皺紋，看上去比他蒼老十歲以上，宛如一個貧苦老農。

主客相對，淡淡相視。哥哥首先向弟弟詢問了一家人的下落，弟弟講1960年，雙親先後得了「水腫病」相繼去世。一個妹妹因沒飯吃而跟了一個城裡的人至今下落不明，不知是否還在人間？弟弟講這些傷心事卻好像一點都沒有動容的表情，像數落著普通的家事。

大陸老百姓對毛澤東帶給他們的災難麻木了，餓死被當作正常死亡。然而從旁聽來，陳家真是家破人亡了，中共統治下的和平年代，比之戰禍還要淒慘。

陳家大哥從台灣歸來，召來了一大群鄰居，尤其是那些抱著孩子的女人，她們懷著好奇，看看一直被毛澤東宣傳為處在水深火熱的台灣人，究竟是什麼樣子？陳老哥在弟弟這裡住了五天，回去時來看他的侄兒侄女每人都給了一百元到五百元數量不等的人民幣，在窮極的中國農民眼裡，一百元人民幣在當時農村中相當於一個人一年收入了。

1988年，劉啟建的隔房三哥劉信，從高雄隨「大陸觀光團」回到了他的老家合川，合川原是劉學理的祖籍。劉信父母早亡。當年家境貧寒的劉信三兄弟，便拜給了大伯父劉學理，從小就得大伯父的資助得以早年去軍校深造。劉信軍校畢業就去了台灣，他大哥仍在合川老家，戴了幾十年的地主份子帽子。

劉信歸來前，合川大哥和成都二哥便計議了好久，決定他回來後，先去成都再回合川祭拜祖墳，最後才回到北碚作一個禮節性的拜訪。但聽到劉信歸來的劉啟建五兄妹，在劉學理的指示下與劉信三兄弟一共八個家庭，想借統戰關係由劉信出面向北碚區政府交涉，促使上海路老宅的歸還。

劉信來訪一個月前，劉啟建的長兄聯合了北碚區其它十四家盧作孚舊部，聯合向中共重慶市委進行了請願，要求歸還當年被沒收的房屋，托區長將請願信向市政府和房管局呈遞。緊接著他又將請求歸還上誨路私房的申訴，分別寄給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辦公廳。

採取這麼一系列行動後，終於有了回應，天生橋房管所正式通知聯名請願的十四戶房主，約定了時間在北碚房管局的會議廳裡，向他們作正式答覆。

給劉學理的答覆附有當年軍管會沒收上海路住房時，一個沒頭沒腦的通知，那上面寫著軍管會以地主產業加以「徵用」。

這個用詞含混的通知，成了區政府不能退回的依據，至少變成了有爭議的房產。因為「徵用」不是沒收，這上海路民宅還有一線歸還的希望！！但這個通知將上海路房產劃成地主產業，就不能歸還了。

當場老人向宣讀文件的人申辯，說他少年就離開合川本家出外求學，後來的戶口以及各種證件都把他的出身寫成學生。這用作居住的民宅被定為地主產業從何說起？然而答覆的人說，他不知道過去的底細也無權去過問，只能宣佈文件，並按上級文件執行。

因為沒有法律依據就憑中共政策，而政策是可以隨意制定和解釋的，對老百姓可以任意戲弄的。激動不安的劉學理回家後，就關於當年的房屋劃為地主財產的消息，電話通知了合川老家，按照他的理解，只消由老家證明這棟樓的主人，屬於什麼出身，就可澄清當年軍管會所作的結論！

所以關照劉中柱在老漢出生的故鄉，開一張關於自己出身和經歷的證明。並加蓋合川政府的鋼印，叮囑他辦完證明後請他派人專程送到北碚來。

看來老人安心非同政府就上海路那幢老宅的歸屬，爭個誰是誰非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