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9月25日訊】發生於1990年代因推行「血漿經濟」導致愛滋病大流行的「河南污血案」，雖然鐵證如山，但有據不查、有罪不罰，至今已近20個年頭。蓄意隱瞞疫情造成的這場世紀「血禍」，其後果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像，達到駭人聽聞、無法容忍的程度。同樣令人憤慨的是，當局利用權力封鎖消息，以致事件真相，特別是在這場草菅人命的「以血致富」運動中導致至少30萬人感染愛滋病毒和至少10萬人命赴黃泉的慘境，至今並不為大多數國人所知。至於此案又因何人幕後操控，以致迄今不能查處，就更鮮為人知了。這就是發生在當代中國受傷害人數最多、隱瞞真相時間最長、釀成後果最慘烈的一起滅絕人性的「河南愛滋門」。
大案驚天豈容罪魁禍首成為漏網之魚
對於這樣一樁有關高官費盡心機，企圖逃避追究的重大案件，我曾先後6次分別以文題為《導致愛滋病在中原大地暴發流行的血禍責任者難辭其咎》、《河南污血案「十宗罪」必須清算》和《身處鬼門關的河南「血漿經濟」受害者仍在絕望中掙扎》等材料，實名向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舉報。因當權者懼於幕後人物的權勢，令我對李長春和李克強的舉報屢遭拒絕，並因此被警方傳訊。更令人憤慨的是，河南雖有無數受害者在那個黑暗和野蠻年代痛苦死去，在血寫的事實面前，竟無人對這筆「血債」負責。人性和良知泯滅的高官如此鐵石心腸，充分暴露了貌似正人君子，實則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真面目。
大量事實表明，這場公共衛生領域的大災難並非「天災」，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人禍。災難發生後，道德淪喪的高官明明知曉隱瞞疫情會造成怎樣的後果，但為了逃避懲罰，竟不擇手段，將隱瞞事件真相作為第一選擇，真乃「膽小不得將軍做」，把身為國家領導人的顏面丟個精光。
我原本期望中共十五大期間發生的這宗大案能在中共十七大期間和本屆政府任期內得到解決，現在看來已經無望。在如此形勢下，為了維護河南受害者的公平與正義，出於良知和衛生工作者的天職，我不得不向即將召開的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主席團和全體黨代表發出公開信，籲請與會者高度關注河南污血案的嚴重性，期盼仁人志士秉持公義，發出呼喚公平與正義的最強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熱切期望與會者以高度責任感，衝破阻力，依法追究河南污血案主要責任人以及造成此案遲遲未能查處的背後操控者的責任直至刑責，力促大會對這樣一樁拖了很多年的重大事件做出政治結論，一立案、二問責、三給予受害者賠償，讓無辜感染愛滋病毒的受害者的訴求得到伸張，讓冤死的血禍亡靈得到慰藉而安息九泉。
禍首劉全喜和罪魁李長春把大量農民推向墳墓
被稱為「血漿經濟」的現象，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已在河南省少數地區出現。後來有「愛滋廳長」之稱的劉全喜1992年擔任省衛生廳長後的大力推動，使河南農民賣血成為風潮。特別是由於1992年至1998年主政河南的高官李長春的嚴重瀆職和慫恿，賣血成為河南窮人，特別是農民的一種「產業」在河南得到大發展，愛滋病毒大面積傳播。經過5至8年的潛伏期，即李克強1998年至2004年繼李長春主政河南期間，大批愛滋病毒感染者相繼發病並死亡。由於李克強「捂蓋子」，極力掩蔽前任的斑斑劣跡，並堅持對舉報者和上訪者進行打擊的高壓手段，以致疫情不僅得不到遏制反而惡化。如果說愛滋廳長劉全喜是禍首，李長春則是導致這場世紀浩劫的罪魁，李克強是李長春的幫凶。
愛滋病的流行和蔓延對河南社會的負面影響極大。它毀滅的不單是患者個人，而是殃及無數家庭，大批青壯勞動力的死亡更導致一些村莊乃至成片村落的凋敝，實屬民族災難。
河南柘城縣有3500人的雙廟村，1200多人被捲入賣血浪潮。700多名村民查出感染愛滋病毒，前些年就有近200名感染者死去，有的農戶家裏成年人死光。近4000人的上蔡縣後楊村，1995年近90%的成年村民捲入賣血浪潮，近700人感染愛滋病毒，多年前就至少有250名村民死於愛滋病，全村父母雙雙病亡失去雙親的「愛滋遺孤」達26名，近300名兒童雙親中一人死於愛滋病。上蔡縣文樓村3100多名村民中，愛滋病患者達900人，2003年這個村一天就死亡7人。這個縣東湖村發病高峰期那幾年，每年都有幾十名青年不幸早逝，村邊墳塚一天天增加，有的大家庭一個個墳頭連成片。那幾年愛滋病毒像幽靈一樣遊蕩於中原腹地，令數萬家庭生靈塗炭，幸福破滅。這些愛滋病高發村一度成為哭泣的鄉土和令人絕望的村莊。
蓄意隱瞞疫情真相導致河南愛滋病大流行
隱瞞河南重大疫情最嚴重的後果，是疫情失控和延誤防治時機，最終釀成世界公共衛生史上罕見的慘劇。
河南愛滋病的暴發流行本應在第一時間公示於眾。由於河南省李長春和李克強兩屆政府都把疫情視為「機密」和「禁區」，國際間直到6年後的2001年，才得知那裏的愛滋病大流行。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愛滋病毒？2004年9月，河南賣血人群中愛滋病人大量出現已無法再隱瞞時，省衛生廳被迫對全省賣血者進行了一次所謂的「全面普查」。通過那次普查確認河南全省愛滋病毒感染者只有3萬人，還不及河南省知情者掌握的有幾十萬感染者這一數字的零頭。
在隱瞞疫情這個關鍵問題上，國家衛生部因折服於二位高官，一直未揭開掩蔽河南疫情的那層面紗，偏袒和幫助河南說假話。２００１年8月，也就是發現河南省愛滋病暴發流行6年後，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回答國內外記者提問時才說，1995年前後在中國中部的一些省份，一些地下采供血機構為了商業利益，用落後的技術手段違法采血采漿，導致了約3萬到5萬獻血員感染愛滋病毒，其中以河南省為多。河南到底有多少感染者，他守口如瓶。2002年12月，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說，我國1995年前後因不規範和非法采供血活動造成的愛滋病傳播，涉及全國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重點農村供血漿人員的感染率一般為10%—20%，最高達60％，到底河南省有多少人感染愛滋病毒，他和殷大奎一樣隱而不報。2005年1月衛生部長高強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說，國內通過采供血渠道，包括供血人員和血友病人員，共有７萬人感染愛滋病，隻字未提河南疫情如何。可見隱瞞河南疫情不單是河南省的錯，而是中國政府。無獨有偶且具諷刺意味的是，當高強接任因隱瞞SARS（即『非典』）大爆發疫情而落馬的張文康一年後，面對河南愛滋病大流行疫情問題又重蹈前任隱瞞疫情覆轍，可謂積弊難除。
河南周口地區衛生檢疫中心醫生王淑平1995年發現河南愛滋病毒流行的報告，在中國高層引起震動。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曾令衛生部長陳敏章徹查，陳曾派出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牽頭的調查組。帶隊的負責人是河南愛滋廳長的老鄉，他不願意家鄉「出醜」，河南省衛生廳長通過調查組向中央報告了虛假疫情。後來調查工作不了了之，以至一些有責任心的人士仍在悄悄調查。是誰膽大妄為將大量河南民眾感染愛滋病毒的重大疫情報告壓了下來，以至調查工作半途廢？！
不擇手段地迫害舉報者以「封口」
在河南省愛滋病暴發流行的緊要關頭，河南主政者不是把控制疫情蔓延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舉報者視為必須首先拔掉的眼中釘、肉中刺，以達到隱瞞疫情的罪惡目的。
第一個報告河南周口地區愛滋病毒暴發流行的王淑平，發現當地商水縣西趙橋村很多人出現愛滋病樣症狀，經她檢測賣血人員的血樣，60%以上愛滋病毒呈陽性，但周口地區和河南省當局不認可她的檢測。王隨後將血樣送往北京，在我國愛滋病界首席專家曾毅院士幫助下，王送往北京的62人份血樣檢測了其中16個人份，13個人份為陽性。曾毅大為震驚，當即讓王淑平即刻報告衛生部並通報給河南省和周口地區衛生局。然而河南不僅沒有重視王的發現，反而說她給河南「弄了個大地震」，說，「為甚麼別人不能發現，只有你能發現？!」王備受譴責，之後更受到一連串打壓，迫於無奈於1997年不得不離開河南到北京「避難」直至後來出走美國。《南方週末》二○○五年報導河南愛滋病十週年時，稱王淑平是「第一個發現河南愛滋病傳染的英雄」。
繼王淑平之後揭露河南省愛滋病疫情的是有「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之稱的河南省醫生高耀潔。由於她仗義執言，勇於曝光愛滋病疫情真相，受到河南省當局嚴重迫害。高耀潔是河南權威醫學教授。她從1996年開始深入到100多個愛滋病嚴重流行的村莊，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她深知問題嚴重。在河南嚴密封鎖疫情的情況下，她以活生生事實向外界揭露真相，又以「最立得住」的個案寫出了《血災10000封信：揭開中國愛滋疫情真面目》、《我的防艾路》和《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等數本專著，讓世人知道是誰把數十萬計老實巴交的農民推向墳墓。
由於官方工作消極，高耀潔把百萬元個人積蓄和獎金捐出，為愛滋病人送醫送藥和印發宣傳品。她惹惱了河南當權者，他們以維護地方形象、保護國家機密以及高為國外反華勢力利用為由，對高打壓。李克強執政河南後，擔心高耀潔外出洩露河南愛滋病疫情，一度對其軟禁，限制她與外界聯繫，以致高2001和2003年先後數次出國領獎未能成行。因不堪忍受河南當局的迫害，她最終於2009年以訪問學者身份出走美國。
第三位受到迫害的是著名愛滋病教育學者和維權人士萬延海。他因在李克強主政河南時大膽向外界公開河南省愛滋病疫情真相，於2002年被國安部門以「洩露國家機密」為由拘捕，2006年被公安部門再次關押。2008年河南警方兩次對他的問訊中誣陷他在同年「兩會」期間要組織河南感染者到天安門前自焚。他多年被警方跟蹤監視、監聽和數不勝數地干擾，直至移民美國。
為防疫情外洩不顧危重患者死活，拒絕省外專家救援
外省第一位進入河南省愛滋病重災區上蔡縣文樓村的醫生，是權威的愛滋病防治專家、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傳染病科主任桂希恩教授。他於1999年8月因河南有許多人相繼死於愛滋病引發群情恐慌而到河南實地調研。桂起初抽取了11份血樣做愛滋病毒檢測，結果10份陽性；接著他又抽取140份血樣，愛滋病毒陽性率高達62%。之後桂幾次向地方官員反映這些情況，但都被拒絕。
為了治病救人和摸清疫情，桂希恩從1999年到2004年，３０多次自費到河南許多村莊送醫送藥，為大量疑診愛滋病的病人做檢測，資助５８名孤兒繼續上學；還將5名愛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同吃同住。這些費用均出自他的私人積蓄。由於桂希恩的獻身精神和開創性工作，英國銀行家馬丁•哥頓先生將2003年度愛滋病預防的國際獎「貝利—馬丁獎」頒給桂希恩。2004年11月，美國《時代》評他為「醫療英雄」。
由於李克強執政河南時段擔心引進外援會把處心積慮編織的封鎖網打破，因而對外省前往救援的衛生人員一律拒絕，以致造成的困局愈演愈烈。因為桂希恩破壞了「當地形象」，他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
2001年6月桂希恩帶著1萬多元錢的藥品獨自進入河南鄉村，當地政府聞訊後派警察驅逐。幾位農民向桂通報並將他藏起來，半夜用摩托車把他送到火車站，才使他得以「逃離」。
再一位癡心不悔的醫生是北京佑安醫院愛滋病診療專家、副主任醫師張可，他也是在李克強主政河南期間於1999年開始到河南救援的。張可1999年8月從河南新蔡縣赴京求醫的愛滋病患者處得知，河南出現了可怕的大量不明原因的死亡。病人走後，他當即去了新蔡。
張可連續五年深入河南省上百個愛滋病村莊，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寫出了事實充分、可信性強、頗有價值的《河南省愛滋病五年調查報告》。他得出結論，如果河南一開始就公開疫情而不是一味隱瞞，完全可以將那場災難控制在萌芽狀態。
自1999年開始，張可和河南基層村醫合作，對40個村莊1萬多愛滋病病例調查分析，這一過程中死亡率高達30.2%；有3%患者因病痛難耐和得不到救治在絕望中自殺。河南污血案就這樣由單純的公共衛生事件，演變成為大面積死亡的一場人道災難。
張可的行動觸犯了河南，他被指責為影響河南形象。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衛生部不組織醫療隊前去河南救援，反而把河南省衛生廳給衛生部狀告張可去河南救援的信轉給佑安醫院，要求醫院阻止張可的行動。醫院院方表示，誰要是再去河南就處分誰。衛生部對這樣可敬的「救火隊員」不但不保護，反而站在「愛滋廳長」一邊助紂為虐，驅逐張可，這還是衛生部嗎！張沒有氣餒，只要病房事情不多，他就週五出發，週一早八點以前趕回北京上班整整五年。
「無過錯」論的「出籠」是蓄意為河南污血案免責的陰損計謀
河南污血案久拖不查已令人驚駭，但還不止於此。近年有些人在高層授意下打著中國紅絲帶「愛滋病人權論壇」旗號，竟對河南污血案亮出所謂「無過錯」責任論。他們偷換概念，妄圖把河南這一重大案件改為無需有人負責的「無過錯」，把對受害者的「賠償”改為不追究過錯的「無過錯補償”。企圖通過這種戲劇性改變，輕而易舉地將河南污血案變成不必追究的小事一樁，讓應該追究刑責的河南污血案責任人「金蟬脫殼」來個大翻盤。挑頭提出這一怪論的不是別人，而是與河南污血案有著千絲萬縷牽連、當時在衛生部主管愛滋病防治工作的部級高官以及主管防治愛滋病司局的負責人。
他們提出「無過錯」論，首先是企圖將劉全喜和李長春與李克強欠下的「血債」一筆勾銷，另一暗藏的玄機是為自己在這一事件中嚴重瀆職和偏袒與包庇「愛滋廳長」劉全喜，導致災難惡化開脫責任。
北京非政府組織愛知行研究所一次獲悉舉辦「愛滋病人權論壇」消息，組織30餘名河南等地受害者進京赴會，指出河南污血案鐵證如山，逃脫問責已夠腐敗了，又做起「偷梁換柱」黃粱夢，居心叵測，罪責難逃。
「雙延誤」和「雙高」導致的慘痛後果令人心碎
河南省愛滋病毒暴發流行後，大量感染者5-8年後才確診感染。由於對已發病的感染者確診太晚和治療太遲，也就是延誤確診和延誤治療「雙延誤」，造成大量感染者失去最佳治療時機，過早死亡。連同因「賣血」和醫院「輸血治療」這兩個環節導致的愛滋病毒「高感染率」與「雙延誤」導致的「高死亡率」這兩個「雙高」，是導致醫療救助遲滯的嚴重失責。
大批愛滋病患者出現在李克強主政河南的關鍵時期，河南省和衛生部都沒有在早期為重病患者及時提供療效好、副作用小的已是當時全球大力推薦、可以使許多瀕於死亡的愛滋病患者病情會很快好轉的抗病毒治療骨幹藥物拉米夫定。這遠遠趕不上同是「金磚五國」的關注民生的巴西，以至在多年關鍵期內，絕大多數河南患者不得不服用發達國家幾近淘汰的療效差、副作用大的藥物，一些本可以得到挽救的生命喪失了救治良機，造成了數量驚人的不正常死亡。
再三壓制黨政幹部對李長春的舉報
河南省四位前省紀委委員自2004年9月開始，堅持對因李長春嚴重瀆職造成數十萬人感染愛滋病和眾多感染者因得不到治療而死亡的嚴重問題，向中央政治局等部門控告。決策層為了把這一舉報壓下去，委派賀國強和王剛兩位政治局委員對控告李長春的紀委官員強力施壓。
河南省紀委、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多年前就對總共33起因污血案造成河南省22個地區近25萬人感染愛滋病毒，向法院控告李長春嚴重瀆職罪問題，但都被壓了下去。
當年還有200多名河南省、地兩級紀委幹部和離退休人員聯名致函中紀委等部門，舉報李長春自1992年至1998年期間，五次扣壓河南省12個地區追究愛滋病暴發流行責任的報告。但李長春非但未被追究，李反而被「伯樂」相中塞進政治局，並帶著在河南的劣跡轉任廣東省委書記，之後又擢升為政治局常委。如此政績，反而受到呵護一路高昇，豈非咄咄怪事？！
無法抹去歷史污點的李克強
一是李克強主政河南後，極力掩蓋李長春的嚴重劣跡，把掩蓋河南血禍作為他們的共同目標。
二是在李克強的縱容下，河南省對敢於向外界揭露河南疫情真相的三位知名人士實施更嚴厲的迫害措施，逼得他們無奈離開中國。
三是李克強主政河南期間，對上訪者的迫害達到極嚴重程度。李喜閣因輸血感染愛滋病毒後兩個女兒亦被感染，大女兒後死於愛滋病。她在李長春當政時上訪就受迫害，後李克強當政時再次上訪被拘留21天。9歲時感染愛滋病毒的田喜也是在兩屆政府期間都上訪，後在李克強已任國務院副總理時繼續上訪被判一年徒刑。趙鳳霞因分娩輸血感染愛滋病毒並傳染給孩子和丈夫，丈夫後死於愛滋病。她多年上訪無果，因2012年1月和2月繼續上訪被判2年徒刑。境外媒體對此類暴虐行徑的猛烈抨擊傳遍全球。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李克強不會不知道。從職業道德來講，作為「主管防治愛滋病」的高官本應情系愛滋病患者，然而為了確保官爵，對「屢教不改」的上訪者，通過拘留和坐牢的「維穩」手段進行「防治」，無不「手到病除」。這同歷史上官衙殘忍欺壓無辜小民的做法有何區別？！
四是李克強當政河南時，對河南疫情封鎖之嚴厲可謂無以復加。原河南科技報記者張繼承，2000年1月在《華西都市報》發表了獨家報導《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謎》，第一個向世界揭開被封鎖長達6年之久的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愛滋病疫情真相，從而打破了河南當權者妄圖愚弄輿論的美夢，讓成百上千個愛滋病村有了得救希望，張繼承的曝光意義非凡。「文樓村」則成了聞名於世的河南愛滋病村的代名詞。但他的行動令河南當權者氣急敗壞，河南省委宣傳部下發文件：「開除張繼承」。這位恪盡職守的新聞從業者，從此失去工作被迫流浪北京。河南省《大河報》、《鄭州晚報》和《城市早報》亦有多位記者因觸犯「禁區」遭遇劫難。
李克強與李長春，在隱瞞河南血禍問題上就這樣同坐一條船，結為同盟為一丘之貉，但他竟是下屆總理最佳人選。
五是李克強主政河南後，如果能像當年開封府包青天那樣鐵面無私，將會使無數已感染愛滋病的農民得到積極治療，也能使他在關鍵時刻一顯政治家的高風亮節。李長春之後的省委書記陳奎元和前任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均曾動議追究劉全喜，因阻力大而不能。李克強如果也有這種考慮，會是另一種局面。這期間海外媒體不斷披露河南在李克強上任後又不斷出現新的愛滋病村，又因對舉報和上訪者的打壓升級，令他聲譽受損。這絕非「黑狗偷食，白狗當災」。河南因隱瞞疫情導致的嚴重後果已成為李克強的髒水，豈容欺地瞞天。
必須對後台「卵翼」下逃避問責的高官繩之以法
眾所周知，我國發生的隱瞞疫情導致嚴重後果的「SARS（即『非典』）暴發流行案」、「河北三鹿毒奶粉案」以及「7.23溫州動車相撞事故」等公共安全事件，最終都進行了處理。唯獨更為嚴重的河南污血案卻屬例外。體制性痼疾的官官相護，是造成這種權力腐敗的總根子。
有了過失能勇於擔責，是對官員誠信的最起碼要求。國家領導人更應有上善若水、厚德載物之品行。可是李長春和李克強卻仰仗不可一世的「靠山」恃強凌弱，將無數受害者當做官場向上爬的墊腳石，戴上了國家領導人的耀眼光環。事到如今，他們對受害者，特別是對冤死的10萬亡靈，一點懺悔和贖罪之意都沒有。扯下他們的遮羞布，暴露出來的是齷齪的心靈。
河南省污血案遲遲得不到查處，與多年前同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另兩起重大事件，這三起大事件已是中國政府難以癒合的傷口。面對河南數十萬受害者的慘境，執政黨和中國政府對李長春和李克強至今連一個「不」字都沒有說。任憑州官放火，視死者為草芥，眾多受害者的生命就這樣被高於一切的權貴利益所吞噬。連同當前貪腐氾濫和打壓爭取民生自由合法權益訴求等諸多嚴峻問題的存在，無異於向執政黨發出明確信號，一味姑息養奸，必將導致執政黨的事業功虧一簣，執政黨大廈的倒塌將會發生在頃刻間。
歷史不容篡改，罪惡不容漂白。「血漿經濟」的血腥罪孽遲早要
清算，並釘在恥辱柱上。執政黨只有順應時代潮流，重新審視和還原歷史，對人性泯滅的不齒之徒立案問其刑責，給予所有受害者撫恤賠償和對污血案中仍然存活者有效治療與法律保障，還受害者公道以謝天下，方能平民憤，得人心，擺脫困境。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衷心期望以中共十八大為轉折點，一元復始，在新一屆領導人佈局下，除惡揚善，在政治改革中毫不遲疑地拿天怒人怨的河南污血案開刀，將拖了多年的重大問題解決在2012年。
我的舉報鑿鑿有據，文責自負。
此致敬禮！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
原中國健康教育協會副會長 陳秉中
原北京醫科大學 兼職教授
2012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