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28日訊】 諾貝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R.Krugman）三年前訪問中國時，旋風造訪北京、上海、廣州。但訪問過後，因克氏坦率直言、堅持自己的觀點，中國經濟學界眾口一詞、對克魯格曼嚴厲批判，說他「堅持己見」，業界人士則說克魯格曼「不懂中國」。中共不太喜歡克魯格曼，但中共的政策則多有克魯格曼理論的印記；中共更不喜歡的，是克氏的結論。

當年的己見和先見

其實，指責別人「堅持己見」，就意味著認輸了；因為「堅持己見」沒錯，「堅持錯見」才是錯的。如能證明他的「己見」是錯誤的，那他堅持與不堅持都無所謂，因為真理和公道自在人心。如果只說「堅持」是錯的，而不能指出他的見解的錯誤之處，實際上你已經承認自己是錯的。道理上說不過別人，只好說別人太固執、太「堅持己見」了。

當年克魯格曼在《外交》雜誌發表〈亞洲奇蹟的神話〉，認為亞洲的繁榮來自勞動和資本的增加，不是技術進步、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所以，這種投入型增長的經濟在短期內可以創造奇蹟，但「建在浮沙之上」的紙老虎遲早會破滅。中國目前的局勢，實際上是被他說了個正著；當年堅持的「己見」，實際上是先見。但那些不喜歡克魯格曼的人，現在可以暗笑了，因為大名鼎鼎的克氏，在愛沙尼亞這個歐洲彈丸小國，居然險些翻船。

大國經濟政策選項觸礁

克魯格曼認為，刺激計畫和貨幣貶值，是經濟從危機中生存的最好方法。但愛沙尼亞人不這樣看，他們認為政府的撙節政策（Austerity）才是最好出路。2009年美國推出8000億美元的刺激方案，中國也推出4萬億人民幣刺激計畫，愛沙尼亞則反其道而行之，不花國家儲備，也不借錢。愛沙尼亞財政部說，想都沒想要貶低原來的貨幣克朗（Kroon）。

愛沙尼亞採用的，是自蘇聯獨立後就一直用的辦法：他們凍結了退休金計畫，公務員工資砍10%，增值稅則增加2%。雖然當年GDP降了14%，但2010年愛沙尼亞經濟增長2.3%，去年更增長了7.5%。

經濟學不像生物學，很難拿國家做試驗，世上唯一的例外恐怕是中共的「大躍進」和「摸石頭過河」。經濟學家可以做的，是把小國當白鼠，在外加以觀察。愛沙尼亞經驗告訴人們，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節儉，經過陣痛之後，會帶來真正的增長。這恐怕也是美國和中國都該學一學的。

因為理論上的對立，克魯格曼與愛沙尼亞經濟愛好者在網上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筆仗。雙方互相攻擊、互相諷刺，熱鬧非凡。很快，愛沙尼亞的總統艾弗斯（ToomasHendrikIlves）也加入了筆仗。艾弗斯當時正在拉脫維亞進行國事訪問，向鄰居推薦自己的撙節政策。他在遊艇上參加招待會後，回旅館發現自己的國家遭到「攻擊」，就打開手機上網，想看看克魯格曼是個什麼樣的「混蛋」。第二天艾弗斯開始反擊，一個多小時發了五個推特，這些推後來都上了愛沙尼亞報紙和國際媒體。愛國財長在記者會上說，「克魯格曼不理解美國和小國在經濟政策選項上的差別。作為諾貝爾獎獲獎人，這是一個恥辱。」

克魯格曼與愛沙尼亞人打筆仗時，不知道其總統是哥倫比亞大學心理系的畢業生。克魯格曼說自家觀點常受到激烈反擊，但來自國家元首的反擊還是第一回。

愛沙尼亞的經歷和教訓

愛沙尼亞的政策，其實受到另一個美國經濟學家、密爾頓．富裡德曼（MiltonFriedman）的影響。從蘇聯獨立後，愛沙尼亞首任總理拉爾（MartLaar）說，他只讀過一本經濟學專著，就是富裡德曼的《自由選擇》（FreetoChoose）。

愛沙尼亞是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人口只有130萬。20年前蘇聯解體時，他們第二次擺脫俄國人的佔領，率先脫離共產政權。前蘇聯共和國中，愛沙尼亞人均GDP最高，屬於「高收入」國家之列，是發達國家。愛沙尼亞人曾經與德國人和俄國人浴血奮戰，二戰中四分之一人口喪生，是歐洲最高的。

蘇俄第二次佔領愛沙尼亞非常蠻橫。1939年，蘇聯軍艦出現在愛沙尼亞港口，愛沙尼亞政府被迫允許2萬蘇軍在自己的國土建軍事基地。第二年，與納粹合謀的蘇聯派波羅的海艦隊封鎖愛沙尼亞。1940年蘇軍進攻，從在愛沙尼亞領土上的基地直接入侵，第二天就增兵9萬。為避免流血，愛沙尼亞政府當天就投降了。被蘇聯吞併後，愛沙尼亞的許多知識分子都被殺掉，或被流放到蘇聯的西伯利亞。

二戰時納粹攻佔愛沙尼亞，愛沙尼亞人原以為德國人是來解放他們的，但很快發現德軍只是另一批佔領者。有意思的是，當蘇聯紅軍擊敗德軍、再次佔領愛沙尼亞時，數萬愛沙尼亞菁英，包括大部分教育、文化、科技和社會專家，決定與德國人一起撤退，或者進入芬蘭和瑞典。

戰爭摧殘和蘇共佔領，使愛沙尼亞經濟大幅放緩，與鄰國芬蘭和瑞典的差距越來越大。

美、英、法、義及主要西方國家從來沒承認蘇聯對愛沙尼亞的侵佔，一直保持與獨立愛沙尼亞人的外交關係。許多愛沙尼亞人認為自己是北歐人（Nordic），不是波羅的海三國的人（Baltic）。好像確實是這樣，愛沙尼亞語接近芬蘭語，而與拉脫維亞語和立陶宛語多有不同。愛沙尼亞北部，中世紀曾是丹麥的一部分；愛沙尼亞首都塔林（Tallinn），是「丹麥鎮」的意思。

愛沙尼亞獨立後，自己定位為（歐洲）東西方之間的橋樑，積極推行經改，向西方靠攏。依據富裡德曼的理論，1994年愛沙尼亞率先採納單一稅率（26%），無論收入多寡；到2008年，單一所得稅降到了21%。許多人用SKYPE上網通訊，SKYPE的軟件，就是愛沙尼亞人發展起來的。

愛沙尼亞撙節政策的堅定實施，無疑是在他們對前蘇聯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有了清醒的認識和反省之後，做出的堅定抉擇。他們在摒棄共產主義的殘渣時，毫不猶豫，所以陣痛之後其經濟得以迅速恢復，政府也因治國有方連選連任。克魯格曼在搏擊愛沙尼亞時，也許忘了這一點，也沒聯想起他在中國被冷落的原因。◇

本文轉自第289期【新紀元週刊】「焦點新聞」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