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風向陡轉？(5)

（四）就業員的窩棚區

從學校教學樓向下望去，在一牆之隔的地方，便是就業人員的窩棚家屬區，呈現在窗戶下面的，便是那些用破石綿瓦、牛毛氈和木板釘在一起的窩棚屋頂。

看到這些破爛的屋頂，使人聯想到抗戰時期重慶臨江門碼頭下，傍山而建的貧民窟，想起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淑貞，拖著一老一小吟唱「月兒彎彎照九洲，幾家歡樂幾家愁」，而今居住在這裡的囚奴們，已唱不出這樣的歌了。

那些在監獄中熬掉了十幾年青春年華的男子漢，就在這裡燃燒著生命的餘燼。男人難免有七情六慾，也想找個女人成家，但每月僅有二十塊錢的勞釋人員，到那裡去尋找共渡「寒窯」一起過日子的女人？「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便是這些就業人員的自我調侃。

就業人員中相貌英俊的勤勞小伙子，就連場部的幹部家屬，都會盯著不轉眼的，卻很少正常的女子，願意落嫁到這些鴿子棚裡來。

雖然如此，這些鴿子棚中的女人，還是一年年在增加，嫁進來的女子或是「黑五類」；或是窮得為幾斤糧票便可委身他人的乞丐女；或是相貌奇醜或有生理缺陷的女人；或是被人遺棄的二婚嫂。

我和魏朋萬的話題，很快轉到這些鴿子棚裡的「居民」身上，就業人員中良莠不齊，層次懸殊，其中不少陳賢士之類的人渣，也有像王大炳這樣的老實巴交大好人。

女人們品性各異，有純樸天真的山裡妹，也有賣慣了皮肉，擅長算計別人的野雞；有為幾斤糧票就可奸宿一夜的「大姐」，也有不堪侮辱而自殺的女人。

貧病交困，文革對社會倫理的極大摧殘，在這些密布的鴿棚裡，天天都會發生打架鬥毆、坑蒙拐騙、爭風吃醋的奇傳緋聞。總之，在這片綠茵下，天天都在上演真實的悲劇。

我知道王大炳自去年刑滿後，便留在場部養豬場餵豬，他幾次托人帶信叫我過去一敘，我調到雜務組以後，得知他從長壽老家接來一個農村姑娘，並計劃在1979年新年結婚。

多年來，王大炳對我的熱心幫助，我一直都銘記於心，聽到他將成婚，我決定抽時間去向他表示祝賀，拿出兩年積蓄的零用錢，去鹽源縣城買了一床緹花毛毯，作我送給他的結婚禮物。

79年元旦後的一天，我沿著堰溝邊的小路一路尋去。

他的「新房」，原是農一隊的菜棚子，經過改造，小屋的泥巴牆已刷過石灰水，大門也是新釘上的，唯一的一扇窗戶也安上了玻璃。

小屋前大約三十平方的三合土小壩子，打掃得挺潔淨，就怕夏季炎炎赤日曬在牛毛氈上，會使屋裡變成蒸籠。即便如此，對一個刑滿人員來說，已是來之不易的理想居所了。

我走到門前敲門，大門應聲而開，一個大約二十來歲的姑娘迎了出來，她身穿一件蘭花舊棉襖，雖補了幾塊疤，但洗得很乾淨，腳上穿一雙紅色的新布鞋，瘦小的身子後面，還垂著一對烏黑的辮子，很靦腆的瓜子臉上，左眼帶著淺淺的疤痕，顯得比右眼小。見有客人來了，禮貌的請客人進屋。

我跨進門時，大炳正在灶前忙碌，見我進來，起身熱情地招呼我。我掃視了一下這間大約十五平方米的泥牆「新房」，地下是剛剛打成的三合土，門左面一張木床，上面放著兩床大紅的被子，木床擋頭的木架上，擺著自製的木箱。屋裡收拾得很乾淨，連灶旁的葵花桿，也堆放得整整齊齊。

靠床的牆上貼著一個大紅的喜字，而床頭的上方則貼著一張紅色的雙子圖，女主人說，那是娘家專門從長壽縣裡買來的，表示娘家人對新婚夫婦早生貴子的傳統祝福。

我把帶來的禮物放在木箱上，順手接過大炳給我遞過來的木凳，在園桌旁坐下，談話自然落到女主人身上。

她來自長壽縣白鶴公社，父母雙亡，有兩個兄弟，都是當地農民。本應談及她家鄉的風土人情，以及聯姻始未，包括婚姻介紹人。但她開口便將她家的糧食收成賬，娓娓道來，打破了拘謹。

她說她一家四口，1978年分得黃穀450斤，包穀300余斤，紅苕800斤（折合口糧200斤）。收打的胡豆、麥子、豌豆之類統統折合口糧總計150斤，如此合計起來，四口之家全年共分得口糧1100斤。四個人平均，每人不到三百斤。

因為一切家庭副業全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因而副食品極度稀缺，這點口糧全用來填肚皮也只夠半年。穿衣服要靠布票，一家四口一年可以分到四丈布票，要完成國家的棉花徵購任務才能領到；一家四口的菜油票，每人每年只有一斤，也要在完成油菜子徵購任務後才能領到；除過年過節，平時見不到豬肉；菜裡是從不放油的。她講這些時，如數家珍，全然忘記了拘謹靦腆。

雖然我對這些情況早已知道，但聽她一一數來，仍讓我感到驚心，再次證實農民仍處於饑寒貧苦的悲慘狀態，這大抵是她願意遠嫁鹽源，並跟一個比她大二十多歲的就業人員一起過日子的原因。

她天真的告訴我，她今年已經二十二歲了，還很少有聽見雞鳴狗吠。說到這裡，她還講了一個她小姑養雞的故事——

「小姨懷孕了，農村習慣，坐月子要殺幾隻老母雞補補身子，但整個生產隊已看不到雞的影子，不知她從那裡弄了幾隻小雞來餵，又怕生產隊知道，便把雞用木箱裝起來，關在豬圈頂上面餵。但是圈起來餵是要糧食的，一家人一分自留地全種上了紅薯，好不容易等到小雞長到半斤重左右，卻被公社當書記的舅舅知道了，說是資本主義尾巴，逼著小姨殺了小雞，砸了雞籠。

「她被逼無奈，只好把五隻小雞全部殺掉，當時捨不得吃，便熏好後掛在房梁上，想等到生孩子後吃，沒想到被黃鼠狼叼了去，為這件事，小姨還傷心的哭了一場。」

當時的農民到了後半年，都要向公社借第二年的糧食渡荒，於是公社便成了壓在當地農民頭上的債主，而農民成了公社的債務人。實際上，這個「國家」，又是由一些大大小小的書記組成，在這個奇特的奴隸社會裡，農民成了公社的奴隸，哪能當家作主人？

我從王大炳家出來的時候，已是深夜十二點了，他一直陪著我走在鋪滿炭渣的小道上，在寒氣逼人的夜裡，風已漸漸平息，從蘋果園中吹過來果子的芳香，使人感到舒暢，只是在河邊黑洞洞叢林深處，卻隱藏著時隱時現的詭異。

近年來，新近釋放來的許多文革闖將，習慣了打砸搶，把文革的畸形也帶進了這鴿子棚貧民區中來，一個人單獨在夜半穿過那片密林，常會遇到蒙面「好漢」的行劫。

流放者本來赤貧，誰也沒有多大的油水，但面對突然竄出來的「蒙面人」還把一把尖刀頂著自己，在驚恐之中，任憑對方將兜內僅有的幾塊錢搜去，再把手腕上的「山城」牌手錶抹去，這樣的事發生多了，就業者們相約來到管教科投訴，希望「政府」採取措施。

按常理講，這狼牙府豈容搶劫？可搶劫案頻發，偏偏沒有抓到一個，於是一到了晚上十點以後，便很少有人單獨在那片密林中行走，不得不從那裡路過，也要邀約上三、五成群結伴以壯膽。

以後當我回到重慶，更體會到在大陸，那柄對準「政治犯」的刺刀，卻對刑事犯完全無能，對刑事犯罪這種放縱，使正常秩序難以維持，人們敢於公開攔路搶劫，卻不敢公開反對獨裁和伸張正義。

王大炳打著電筒，我手裡拿著一根棍子，我倆剛剛轉過蔬菜隊與農三隊交界的岔路口，突然聽見不遠處傳來呻喚的聲音，接著便是一陣雜沓的腳步聲。我倆停下腳步，警覺起來，大炳打亮了電筒，向那方向照射去，我也下意識地捏緊了手中的木棍。

在手電筒光下，距我倆大約二十米遠處，兩個人影扭在一起，跌跌衝衝地向我們走來，一股熏人的劣質酒精氣味向我們撲來。

定晴看清，原來是一男一女，那女人似乎很清醒，她正死死地用手拽著那個喝得已經爛醉的男人，而那男子的嘴裡還在不斷嘟噥著「酒話」，看到這情景，我倆才感到鬆了口氣。

大炳說，那女人的名字叫銀枝，是鴿子窩棚裡的頭號新聞人物，傳說她原藉綿陽，為生活所迫，當過「王大姐」，而被關押「勞動管教」，就地服了兩年刑。獲釋後，被基三隊的一個小伙子接到這裡來安了家，但不久，小伙子暴病身亡，銀枝從操舊業，成了鴿子棚區爭相追逐的對象。

那女人胖胖的臉上布滿了雀斑，一個大而扁沓的鼻子幾乎是貼在麻臉上的，一對豌豆大小的小眼珠，很像華君武筆下的漫畫人物，但她才三十出頭，臉蛋雖醜，身材卻很勻稱性感，加之以頗講究衣著，善於打情罵俏，她的男人一死，就迎來了周圍更多的男人。

為她而爭風吃醋的事情頻頻傳出，她既成了窩棚區裡的談資，也成為了周圍幾個犯人中隊的「新聞」，她雖受到許多人的指指戳戳，但也得到不少人的呵護，銀枝的日子過得並不困難，她可以同任何男人相好，只要她樂意。

此時，她見我們倆站在那裡站著不動，便向我們喊道：「過來幫幫忙，把他送回去。」我們便走上去，把那醉倒的漢子扶了起來。

於是，銀枝接過大炳手中的電筒在前面帶路，我們倆扶著他搖搖晃晃地送到了場部蔬菜組的集體宿舍。

送回了那醉漢，我們倆才重新往農六隊走，我想，這鴿子棚決不是大炳這樣的老實夫妻久居之地，所以勸他在完婚後，應盡快想辦法回到長壽老家去。

這年的五月分，大炳申請返回長壽原藉的報告獲准，他迅速辦了離場手續，回到他的故鄉去當農民去了。

這一天，他專門備了一架馬車，拉上所有的行李和媳婦，離開了這消磨掉他二十年青春年華的魔窟，雖然迎接他的另一個天地絕不是「福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