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24日訊】 近年來，許多中共前領導人紛紛在香港這個擁有新聞出版自由的「特區」出版回憶錄。就連一度執掌中宣部大權、指責香港是「煽動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基地」的「左王」鄧力群，由於其回憶錄無法獲准在內地出版，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香港出版之。在這批「出口轉內銷」的回憶錄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若干在黨內鬥爭中失敗的人物的著作。在「成王敗寇」的中國文化傳統中，失敗者向來被剝奪說話的權力。然而，許多歷史的真相，偏偏保存在失敗者那裡。所以，傾聽失敗者怎麼說，是史家去偽存真的重要渠道。

被稱為林彪集團「四大金剛」之一的解放軍高級將領邱會作，在其去世後，上下兩大捲回憶錄終於在香港問世。由於缺乏終極性的宗教信仰，中國人最缺乏懺悔精神。與其他中共高級官員一樣，邱會作在回憶錄中對個人的罪孽和中共體制的邪惡，並無太多反思，而竭力撇清在諸多歷史事件中的責任，將自己塑造成有功無罪的反江青的英雄。如果將這本回憶錄當作「精神讀本」，讀者不會有太大收穫。然而，我最感興趣之處，是回憶錄涉及了中共高層錯綜複雜的人事關係和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派系脈絡。在這方面，該書價值極高。其中，邱會作首次披露了與周恩來近四十年共事的經歷，書中講述的若干關於周恩來鮮活而幽微的細節，對於破除被中共宣傳機構「聖賢化」的周恩來形象意義非凡。

周恩來是邱會作的救命恩人

邱會作少年時代就參加紅軍，受過一些私塾教育，在紅軍中算是有文化的人，很快便在後勤部門獲得重用。一九三四年四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即將開始長征。由於邱會作掌握紅軍的實力和財務情況，保衛局決定將其滅口。突然有一天，行刑隊前來將其逮捕，捆綁成執行死刑的樣式。

在押出去處死的路上，忽然遇到周恩來、保衛局負責人鄧發和供給部負責人葉季壯三人騎馬迎面而來。邱會作死死盯著周恩來，周略加思索後對鄧發說：「他還是個孩子，交給葉季壯帶回去吧。」就這樣，週一句話救了邱一命。而不計其數的犧牲品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中共不是一九四九年之後才蛻變為暴政的，從一開始「革命」，就是一個草菅人命、殺人如麻的匪幫。而且，中共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到現代極權主義的一套運作方式，如無所不在的特務、組織和宣傳系統，所以其殘酷程度遠超過中國古代的農民武裝。在中共的權力系統中，周長期掌控特務系統，一言可讓人死亡，一言亦可讓人生，其溫文爾雅的相貌背後，是一顆冷酷無情的心腸。雖有此種恐怖經歷，邱會作並沒有像龔楚將軍那樣毅然脫離共產黨，他後來的下場可謂咎由自取。

中共建政以後，邱會作逐漸升任中共軍隊後勤系統的最高官員。在工作上，他是軍方將領中與周恩來聯繫最多的人之一。「文革」初期，邱會作遭到造反派的批鬥和毒打，林彪出面將其保下。周恩來親自為之主持重返總後領導崗位的大會。大會前夕，周恩來在後台休息室對大家說：「總後就像個小國務院，邱會作同志幫我做了不少事情。」可見，兩人合作無間。

邱會作對周始終深懷感激，在工作上為周排憂解難。邱雖是林彪的嫡系人馬，周也待他若侄子，兩人頗有私交，在日常生活中遠比一般上下級關係親密。邱在回憶錄中描述了此一場景：一九六七年，軍委辦事組成立後，邱負責支左幹部選派工作。有一次，周恩來召集大家到京西賓館開會。會前，邱會作與吳法憲一起在禮堂前打羽毛球。周來了，邱背對著周，沒有看見。周悄悄走到他身後，揪住他的耳朵，開玩笑說：「你給不給我派人來？」周為人方正，在邱面前流露出輕鬆幽默的一面，說明對邱頗為信任。

周恩來不僅是毛的臣僕，更是江青的奴才

儲安平批評共產黨是「黨天下」，其實他說錯了，共產黨不是「黨天下」，而是「家天下」，是毛澤東一家的天下。彭德懷、劉少奇等人以為共產黨是黨天下，以為在黨內可以講民主，其結果是身敗名裂、死無全屍。周恩來比他們聰明，知道黨國是毛一人、一家的，周雖貴為國務院總理，在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總理任上，鞠躬盡瘁，日理萬機，卻不過是毛的臣僕，亦是江青的奴才。邱會作在書中反覆為周恩來的「難處」辯護，但並未隱去親眼目睹的周在江青面前唯唯諾諾、如履薄冰的細節。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人民大會堂舉行駐京軍事單位團以上幹部大會。周恩來繼林彪之後發言說：「江青同志堅強不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行了文藝的改革，大家都知道，一九六四年演出樣板戲八出，都是經過江青同志親自指導、修改出來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她還寫過很多著作，還有很多演說，現在印成了小冊子，大家都讀了的。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傑出的女戰士，傑出的共產黨戰士！值得我們向她學習！向她致敬！」周還領著喊口號：「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他！誓死保衛江青同志！」邱評論說，林和周都「有意地、過分地吹捧江青，這不但是說給江青聽的，更重要的是向主席表的態」。

在九大開幕式上，江青讓攝影師用望遠鏡頭為她拍攝一張與毛在一起的照片。江青說：「這是非常好的照片！」並要求《人民日報》發表。是否發表這張照片，周沒有把握，但又不敢拒絕，只好把《人民日報》清樣送給毛審閱。毛看到清樣後，用筆在自己頭上打了個大叉，意思是不要發表。可見，周連《人民日報》是否發表一張照片都不敢擅自決定，謹小慎微到何種地步。因為，再小的事情，一旦涉及到江青，就成了大事。

邱還寫到這樣一個細節：一九六八年夏的一個晚上，中央碰頭會在釣魚台十六號樓開會。江青來的時候，全場的人員包括周恩來、康生，都起立以示迎接。護士給江青端來一杯水和一包藥，江青喝了一口，隨手把杯子扔到地上並大聲說：「哎呀！不得了！護士想用開水燙死我！你汪東興，這樣大的事你也不管一下呀！你心裡還有沒有毛主席！」護士重新給江青送來一杯水。開水送來後，周恩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並對江青說：「開水不熱，請吃藥吧。」江青這才息怒。周以總理之尊，甘當江青的服務員。這一細節生動地表露出周隱忍的個性。周知道，毛永遠與江站在一邊，得罪江就是得罪毛。這並不是因為毛與江的夫妻感情深厚，毛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女人；而是因為毛江是政治盟友，江是毛的一條狗，毛讓江咬誰，江就咬誰。用成語形容，就是「狐假虎威」。不要以為狐狸狡猾、老虎愚笨，真正聰明的是老虎，它要利用狐狸來檢測它的權力和面子到底有多大。

中共九大後，林彪的「四大金剛」一起進入政治局，林彪集團盛極一時。周將四人召集到一起，跟他們講「中央政治」。周只說了一句話：「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邱寫道：「我們聽了都笑起來，本以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東西，怎麼『中央政治』就是這麼一句普通的話。」然而，他們笑得太早了。他們未能深味周的指點，以為林彪比江青更得毛之信任，結果跌入萬劫不復之深淵。多年之後，邱會作感慨說：「直到『九一三』之後，我才認識到，總理說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簡單明瞭恰到好處。」周的這句話固然深刻，亦極為可悲：周的身份不是民選的政府總理，而是獨裁者的家奴。這句話揭示出，所謂「共和國」，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專制王朝。

「變色龍」與「不倒翁」

邱會作在回憶錄中竭力要將毛、林、周等中共最高領袖的形象描述得「正面」一些，因為他至死都沒有勇氣全盤否定為之奮鬥一生的「革命事業」，雖然這一「革命事業」將他掃入「反革命」行列。然而，他所陳述的歷史事實，卻與他的意願南轅北轍。這些歷史事實表明，共產黨是個大醬缸，大醬缸中沒有「好人」，包括作為「中共最後的貞潔牌坊」的周恩來，亦是「厚黑大王」。毛先後清除了所有在一口鍋中吃過飯的「老近衛軍」，偏偏只有周倖存下來，周能成為「不倒翁」，因為他首先是「變色龍」。

周知道江青等「文革」獲利派對其虎視眈眈，遂以「難得糊塗」的姿態應對，這是保全自己的最好辦法。若像林彪那樣忍無可忍，出手相搏，一擊不中，則死無葬身之地。在戰場上，林彪堪稱戰神，紙上談兵的周恩來無法與之相比；但在政治鬥爭上，周則遠勝於林，堪稱「薑還是老的辣」。林彪也曾肉麻地吹捧江青，卻不屑於像周那樣為江青親手測試水杯的溫度。於是，林彪成了折戟沉沙的「叛國賊」，周恩來則至今享有「人民的好總理」之美名。

邱會作描述了毛、江、周之間微妙的關係：一九七零年，江青將他們叫到釣魚台十一號樓開會，江青發表攻擊周恩來的言論。「四大金剛」中途退場以示抗議。時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認為事態嚴重，向毛匯報此事。結果，毛說了三句話，第一句是：「一個政治局委員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一些問題是可以的。」第二句是：「你們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是：「你們今天同我說江青的這些問題，不要讓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說。她要是知道了，你們就不好混了。」可見，江青對周的攻擊，得到毛的授權，是毛故意檢測其他人的忠誠程度。「四大金剛」對周頗有感情，未能通過此一檢測，此後被毛打入另冊。

邱會作還不甘心，再去向周匯報。周對江青、主席的話都不吃驚，但聽到邱的話很激動，眼眶都濕潤了，拉著邱的手連說兩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理解大事的！」周欲說還休的複雜心態，全都隱藏在這兩句話中。

「九一三」事件之後，周恩來迅速疏遠邱會作。當周恩來親自宣佈將邱會作等人隔離審查之時，邱會作再度像三十七年前那樣死死盯著周的眼睛，希望從周那裡得到寬宥的表示。但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周毫無表情，不作回應。最後，周對他們說：「你們聽好，你們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們回來的時候，他們有什麼閃失，找我姓周的是問！」說完用手在胸脯上拍了一下。

這一精彩的一幕只是一場戲。沒過幾天，邱的妻子、孩子、親屬、司機、秘書、警衛員全被抓起來。邱年邁的母親在醫院被停止用藥，活活餓死。邱在戰爭中殺人無數，在「文革」中亦整人無數，當全家在獨裁的鐵拳下粉身碎骨之際，也只能束手待斃。多年以後，邱服刑歸來，周已去世多年，他在回憶錄中對周的自食其言表示「理解」，內心深處未嘗沒有抱怨。

雖然邱會作沒有為讀者提供闡釋歷史的新見識，卻為後人保存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毛周是中共專制傳統中的兩塊基石。非毛是中國走向民主的第一步，非周則是第二步。邱會作撰寫回憶錄的本意，不是要非毛和非周，但這本回憶錄起到的恰恰是這樣的實際效果。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文章轉自自由亞洲電台，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責任編輯：林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