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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永不覺醒,論中國國民之悲劇化人格(下)

——在第23屆香港書展上的講座

【大紀元2012年07月28日訊】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甚麼而吃苦,當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在幾十年前,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這中間有無數的災難,也有無數的痛苦,糟蹋了無數人的青春,甚至是毀了無數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還有無數人在為他們所受的苦難辯護,在給那些吃苦的人辯護,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小說叫《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會見到這樣的景象,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人,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與損害做辯護,找理由,甚至他們會為自己所受到的損害而歡呼和鼓掌。在大陸前幾年流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講得就是知青生活,這首歌曾經傳唱一時,很多人都會唱。

在中國大陸,「犧牲」也常常被作為是一個非常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犧牲的本意其實並不那麼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跡都是在號召人們犧牲。公廁木桶的漏水了,怎麼辦?把自己它撈起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裡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去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謬。

我沒有找最近的圖片,這是一張過去的圖片,現在是和平年代呀,你號召別人不怕死是想幹甚麼?他死了你有甚麼好處?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未停止,它的遺毒也從未真正地肅清,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也從來沒有離開我們的耳邊,它就在我們身邊。在這裡,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學的孔慶東教授學習。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三媽「文體,所以,諸位不如效仿,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最後一句話說出來。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代中國大陸政府幾乎沒有停止要求人們去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落馬、東窗事發之前,都曾經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也就越厲害。其實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往往就是他的掠奪。一家公司,如果號召他的員工無私奉獻,其潛台詞就是,你多吃點苦,多幹點活,我少給你一點錢;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政府號,召它的人民去無私奉獻,其實無異於赤裸裸地公開掠奪。

有人會問,難道一個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的是,一個社會固然需要那種甘於付出,見義勇為的行為,但同時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約關係。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限定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怎麼奉獻,無自由也不奉獻。

在報紙上、電視上,我們也常常會看到這樣的新聞,有人住上了早就該住上的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就該領到的救濟金、撫恤金,於是就眼含熱淚說「感謝政府」。我們沒有理由去批評說這些話的人,我們只應該去譴責那些坦然無愧去接受這些感謝的話的人。你的納稅人活得這樣艱難,你的納稅人活得連飯都吃不上,你還有甚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

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甚麼偉大的光榮的永不犯錯的組織,他的權力應該是我們分給他的,他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他就相當於我們的保安員或者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乾淨,我們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師那樣含著熱淚感謝他們嗎?那不是他們應該做的嗎?我不是要歧視清潔工,但還是想說,如果有一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去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地去愛他,你就應該這麼說,「我可以罵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應該這麼說,「甚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馬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餓,而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是一種難以忍受的餓。我們知道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荷包裡掏出來的,所以要時刻查他們的賬。如果清潔工買一把掃把要花幾萬塊,那就應該說他是貪污,如果清潔工,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用你的錢,那就應該說他是腐敗,如果有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幾萬塊一瓶的茅台,抽幾百元的香煙,那其實我們每個納稅人都應該這樣去想,換做是你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有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要依靠民間力量,而只有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甚麼都管,可甚麼也管不好。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事實上,是政府甚麼都不再管的功勞,或者說是他放棄管制的功勞。三十年代的歷史證明,凡是放鬆管制的領域,都表現出勃勃的生機。比如說家電行業,放棄了對家電的管制之後,在幾年之內,中國的家電行業就能跟世界其他品牌相抗衡,而且幾乎還取得了優勢。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多都一派死氣沉沉。

我們可以想一想,為甚麼中國的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甚麼中國的電視劇這麼難看?因為電視劇管制;為甚麼當代中國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制,文化審查。我們還可以問,為甚麼當代中國的足球,尤其是男足這麼臭?原因很簡單,因為有一個足協。

世界上的政府,如果我們用最簡單、粗暴的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往往會聽取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會強迫自己做出謙虛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往往會只喜歡歌功頌德,甚至有時候馬屁拍得不是地方,也不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之下,負面新聞往往都會被屏蔽、遮掩。

事實上,我覺得負面新聞本身就有問題,把那些壞事說出來,這本身就並不是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讓人們更加警惕更加小心,而不是爭相效仿。

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學到甚麼有用知識,而「小悅悅事件」,就可以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因為的。在這裡,我要說,真正的愛國者,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困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與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創傷和疤痕,要愛那些苦難的日子、悲慘的日子,以及苦難和悲慘的日子。

剛才提到的喬治奧威爾,還曾經參加過1938年的西班牙戰爭。他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早上,他端著槍,在自己的陣營裡,從敵方戰壕裡走出一個士兵,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小便,奧威爾本來可以一槍將他射殺,但他猶豫了很久還是放棄了。事後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你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摳著扳機?」這就是奧威爾很有名的反問,這也是我認為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

在這裡,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們負有職責,但是還是能偶爾想起奧威爾這個反問,我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也會有所要求,但是還是請你珍惜,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正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良心、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嫉恨於你。你所做的不過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抱在自己的懷中。

在江蘇揚州監獄曾經有過一處真實的慘劇。有一個獄卒無辜地毆打某一個犯人,犯人們覺得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這位犯人卻有著不一樣的性格,他偷偷對這個獄卒說,你平時管理我,教育我,我都可以當你是在工作,我都可以當你是為了國家,但現在你無緣無故地打我,這就不是甚麼工作,而是你和我之間的私事,我現在不敢還手,但是你記住,總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大約兩三年之後,這個犯人出獄了,又過了幾天,那個獄警的孩子,被吊死在這個監獄的門口。我也同樣痛恨這樣的暴戾,但是這樣來說,每位體制中人,為體制工作的人,都應該在其中吸取教訓。

如果仇恨是一把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一個猛獸橫行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也不會擁有絕對的長久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被攔截的就是自己。現在我們知道,在那些被攔截的上訪者中,不僅有貧民,也有官員,也有警察,也有法官還有很高級的官員,有的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之始?」答曰:「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曰:如秋水長天。

在我想來,所謂的「善之始「,就是指的有尺有格的現代公民;而慈悲和清涼,指的就是我們的慈悲和良知。常常有人會問,良心多少錢一斤?良知有甚麼用?我要說這些東西,真的沒甚麼用,但它卻是我們人之為人的根本意義,也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在很多時候都會顯得不夠精明。

但越是狂熱的年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尊嚴和體面。我們活在一個騰圖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該如秋水長天,但長期放在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而且還是極為脆弱。

在中國大陸,我們去郵寄易碎物品的時候,服務人員會在外面印一個紅色的紅杯子印記。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這樣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他如此珍貴,卻有如此脆弱,應該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秋水般淨。

(本文根據慕容雪村在第23屆香港書展上的講座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