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25日訊】中共當局最近沾沾自喜於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生人數迅速增加。從表面現象看，這似乎是好事。但這些大學生的實際水平是否都經得起檢驗，卻不能不令人擔憂。

筆者1970年代至1980年代曾參加過中國大陸的大學與科研機構舉辦的一些學術交流活動，從中發現某些大學，例如湘潭大學的師資良莠不齊。那時湘潭大學由於地處毛澤東的故鄉湘潭而被硬拔為重點大學，但其中不少講師和副教授級的教師的學識落後於北京、上海等地一些重點大學的研究生。那時擔任華東政法大學校長的曹漫之親口說過，該校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學生是未達到錄取標準而「走後門」入學的。

1983年夏季，中共政府的中央教育部以統一的考卷對全國各大學已修完大學二年課程即將升入三年級的學生檢查他們掌握基礎知識的情況。結果華東政法大學學生的成績很差，其中竟有人英語一科交了白卷。按中國大陸高考要求，只要有一門課不及格，即使總分超過最低標準也不得錄取，而且大學一、二年級也有公共英語課，居然會有人交白卷，這無疑暴露了該校嚴重的走後門現象。那時該校一位在國民政府治理上海時，曾經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教授自我解嘲說：「我們這些授課時數不足，沒發表過幾篇像樣文章的人是假教授」。

筆者最近幾年在美國遇到一些從中國大陸來的大學畢業生，發現他們的地區差別與重點、非重點大學所導致的學識差別之大已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例如吉林省延邊大學財經系本科畢業的某女生竟不會寫處理工作的簡單便條，延邊師範學院數學系畢業的某男生竟不知代數與幾何這兩門學科的差別，也不知道魯迅、茅盾等中學語文課本中多次出現的那名作家姓名。這令筆者推測到中國大陸無疑存在只要學生連續交高額學費就可讓他們「畢業」的賣畢業證書或學位的教育管理上的舞弊做法。

至於官場濫用權力迫使大學為官員緊急取得學位已是早就暴露的事。且不談報刊上已揭露的薄熙來在遼寧省由秘書代寫論文和免考而取得學位的事。1980年代，上海市徐匯區職工業餘大學奉命設立「幹部班」，讓一批官員未修足課程和按降低了的標準開卷考核，而且由秘書代勞地輕易取得畢業證書，並且直昇華中科技大學已奉命預設的碩士班……。

其實中共政府弄虛作假比1980年代更早就開始了，而且不止在教育上。1977至1978年全大陸實行所謂「套改」，就是在水平尚未達到更上一級的情況下技術員一律「升」為助理工程師，助理工程師則「升」為工程師，而工程師則「升」為高級工程師等等依此類推。大學教師評定職稱的標準比工業系統嚴格。按規定除專業成就外，還得滿足附加條件，即助教須掌握一門外語，講師須掌握二門外語，副教授以上須掌握三門外語。現實情況卻是許多連一門外語都沒掌握的教師都順利晉級。這只能說是各學校靈活變通各顯神通了。

在法治嚴格的民主國家，雖然也有著名大學與一般大學之分，但其差別是在辦學過程與競爭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像中共專制體制下的大學那樣，由政府指定和操控師資與教學設施建設的強制結果。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大學畢業生，即使勉強混到畢業，總不至於在他們主修的專業上一無所知，更不會像上文所述中國大陸情況那樣，大學畢業生連中小學生都該知道的常識都不具備。

中國是個有幾千年注重教育的好傳統的國家，即使在「文革」那樣「停課鬧革命」和燒毀及封存圖書的年代都有不少人才在「文革」後脫穎而出。「文革」後長大的兩代人也有不少傑出者。然而，中共目前在教育管理上放任降格與默許賣學位的做法，加上官場政治上的特權，選拔人才的不公平，大學畢業人數的迅猛增長與質量的過分不均勻並存，必然會有極其不良的後效應，對政治經濟文化等等都會起阻礙或破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