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10日訊】（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謝宗延、陳修文、林丹報導）如今的世界已經變得越來越小，人們足不出戶地就可以獲得異國他鄉各種各樣的信息。而媒体和網絡就是我们认识事物，獲取信息的媒介，世界各國正是通過媒体和網絡向人們展示著他們各自的魅力。然而，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媒體和網絡有時又是我们认识事物的迷障。有這樣一個成語叫「雲遮霧罩」，通常用來形容一個物體被雲霧遮擋，使人視線模糊，無法看清。如今用它來形容中國的媒體，可以說是再恰當不過了。因為一個看似開放的中國，卻始終被神秘的雲霧籠罩，使人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使整個世界都為之困惑。而這層神秘的雲霧正是由於中共當局對媒體和網絡的嚴密控制產生的。

2005年5月一部揭密中共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的中文新書《霧鎖中國》，由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台灣出版。而該書的英文和日文版已先期發行，普獲各方好評。這是繼《中國的陷阱》之後，何清漣女士的又一力作。今天我們就請何清漣女士和我們談談她的新書《霧鎖中國》。

旁白: 何清涟，湖南邵陽人。一九七九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一九八三年獲得歷史學學士學位。一九八八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她曾執教於湖南财经学院和廣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並曾在《深圳法制报》社任職。

何清漣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代表作有《人口：中国的悬剑》、 《中國的陷阱》、《经济学与人类关怀》、《我们依然在仰望星空》、《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等著作。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四日何清漣被美国《商业周刊》

评为五十位「亚洲之星」之一；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她被『三联生活周刊』列为影响中国的二十五位时代人物之一。

二零零零年何清漣因在《书屋》杂志上發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遭到當局整肅。二零零一年六月她被迫离开中国。先後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現任纽约中国人权高级研究员。

記者：我們想知道您是怎麼開始，對中共媒體控制這個領域進行研究的呢？

何清漣：其實非常簡單，是從我自己親身經歷出發。我記得尼采說過這麼一句話：有的人是將自己的傷痛

化為哲學，有的人是將自己的富足化為哲學。任何一個學者他在研究中，一定溶注了自己的生命體驗。我覺得這本書也是我的生命體驗。

我在媒體工作過了八年，在這八年中我在我們報社幾個部門都做過部門主任，對於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如何監管，還有媒體如何「自律」，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我一直有一種強烈的衝動，很想把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的那個前台內幕都寫出來。但是在中國沒這個條件。可以說在中國任何人都沒有膽量敢寫這本書，寫了肯定是死路一條。所以我有這個想法，收集了資料沒動手。

可惜我在國內收集的很多資料後來都被國安部拿走了。我是出來以後再重新彙集資料，把原來喪失掉的很多資料，

又想辦法陸陸續續地找回來。到海外來以後，我就申請了一個課題，為《中國人權》寫《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那麼當時搜集到了兩百多萬的資料，幾十部法律。「研究報告」只有九萬多字，只用掉了一點點。

我覺得還不夠生動。所以正好就是日本就有一家出版社跟我約稿，想出這本書。那麼我就跟他們說，要他們等我半年，等我有時間把這本書修改一下，再充實一下。所以我就在九萬多個字的基礎上就寫了這本書《霧鎖中國》。結果這本書在日本賣的挺好。

我一直想出一個中文版，但是你也知道在海外出中文版是很困難的，出版社又少，而且有的出版社它也不一定就喜歡出。正好台灣有一位政治學教授叫明居正，不知他從哪裡拿到了我一本「研究報告」- 《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他覺得很好，回去就送給了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張錦華。那麼張錦華女士看到以後就跟我聯繫，她說她個人想出錢印三百本。 我跟她說你不印啦，也不用出錢啦，我說我把我一個二十多萬字的修訂版給你，你到台灣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家出版社。她結果就去找了，這是她找的第一家出版社。這個出版社的總經理黃先生，有一天就給我打來電話，先介紹了自己的身分，然後就很高興地告訴我說，他們要出這本書。他說，他們送給十四位專家評估，包括研究大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新聞的都有。結果大家一致都說要趕快出，說是對研究中國很有幫助。

我就也跟他說，請你們等半個月，我說我把這一年的發生的事情再摘要補一些進去。 然後就爲台灣版的寫了一個

《中國傳媒市場化的迷失》作為「前言」，結果五月底出版，賣到七月初就說第一版兩千冊已經賣完啦。 那麼在台灣那麼一個很小的地方能夠銷售到這樣子，應該也算是不錯的業績。 反正他們都認為是一部了解中國大陸很重要的書。

記者: 那您這本書叫《霧鎖中國》南，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

何清漣：這個名字考慮了好久，「研究報告」的名字叫作《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但是我在心裡想要成為一本書吧，總還得要生動一點，不能太乾巴巴了。那麼我在心裡想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目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為了讓大家霧裡看花，看不清中國的真實面目嘛。所以才想了這麼一個名字『霧鎖中國』。

那麼我的「序」也就叫作《雲遮霧罩的中國》，這又是從我自己跟很多外國人打交道中引申出來的。因為很多外國人根本就對中國不了解，剛到中國或者在中國生活過幾個月、一年、兩年的，總是對中國充滿了讚譽之辭。我跟他們打交道打得太多了，所以後來我發現一個規律，他們到中國生活得越久，也就是說籠罩在他們眼前的迷霧越薄了以後，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就不一樣。

我說一個例子吧。美國有一個教授，他是第一個將中國的村民選舉，用英文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美國的一個政治學的期刊上，在香港我碰到她的時候，我問她對中國的感覺怎麼樣？她告訴我說，第一年我去中國的時候我感覺特別好，她說，我學會了包餃子，學會了包湯圓。 她說，找了一個中國男朋友，也就是我後來嫁了的丈夫。她說，我那時候覺得我很了解中國。 我問，那麼你這種感覺持續到什麼時候？她說，它一直持續到跟我的丈夫結婚三年以後。她說，我這時候開始發現我其實不了解中國。中國有太多的東西和它展示給外人看的不一樣。 比如，她說，在中國讀報紙，她就看不到中國的報紙對中國有什麼負面的批評，都是講中國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好，領導視察什麼地方，如何關心民眾，民眾又如何對領導的視察關心表示感謝啊。她說，好像政府和民眾的關係非常和諧，經濟狀況也非常好，老百姓也對這個社會狀況非常滿意。她說，但是我在中國和他簽名打了一點交道後，我發現中國人愛發牢騷，然後我就知道他們其實對中國的現狀有很多不滿，但是這些東西在媒體上的根本就不一樣。她說，她印象最深的是她在一個大學教書的時候的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對中國的現狀有很多不滿，但是她在媒體採訪的時候，卻說滿意極啦。我就問她為什麼你在媒體上講的跟私下講的不一樣？她說，媒體上怎麼能像我們私下的談話一樣呢？ 所以她才知道原來媒體上和現實是不一樣的。 然後，她就慢慢地觀察，她才發現到中國一定要深入了解，最開始你的眼睛是蒙住的，不是別人蒙住你，而是她說中國的媒體不透明，還有就是中國政府向外面的那個宣傳，就構成了一種厚厚的濃霧，使人看不清楚。

另外一個美國人，也是長期在中國待的。他就說中國像一個「萬花筒」，你在那個「萬花筒」裡看，它能變化出很多花樣，但那不是真實的中國。

我記得我二零零二年的冬天，我到日本去，那時正好是我的《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出版的時候，《日經新聞》的一個記者來採訪我，《日經新聞》是一個比較「親共」的報紙。他一來就先跟我這樣說：第一，我到過中國；第二，我在中國生活了五年；第三，我有很多中國朋友。 他說，我所了解的中國和你書上所講的很不一樣。 我就笑起來了，我就問他：你了解中國的新聞來源是哪裡？他說，我有三個來源：一個是中國的媒體；還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政府官員；第三個就是我們日本駐華大使館提供的資訊。 我說，那麼你談的三個來源其實就是一個來源。 我說，中國的媒體不叫媒體，叫作「黨的喉舌」，它是宣傳工具。就是宣傳政府的意志和黨的意志。所以你從媒體那裡聽到的和政府那裡聽到的其實就是一個來源。 你從那個日本駐華大使館得到的消息，屬於機密級的情報，他不會給你；屬於公開資訊，他的來源也無非就是你那兩個來源，媒體和政府官員那裡。所以你的三個來源其實就是一個來源。我說的，他也不得不承認。

我說，再一個我還想問你一下，我說你到過中國的哪些地方？他說，中國二十九個省市的省會城市我都到過了。我問，那麼你到過離省會城市二十五公里之外的地方去沒有？他說，那沒去過。 我問，那麼去過十五公里之外的地方沒有？他仔細想了想，他說絕大多數沒去過。 那好我說，你要了解美國的富足要去美國的鄉村，要了解中國的貧窮也要去這個中國的農村。我說，如果你要是僅僅拿紐約和上海來比一比，你肯定會得出上海的城市面貌還新一點，紐約的城市太破舊了。你就不會看到上海的「新」，是因為市政府可以去任意拆遷老百姓的房子，而紐約的「舊」，是因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哪怕他那棟房子放在那兒，再破再舊，它的主人不願意動，你市政府拿著它無奈其何，你不可以去拆它的。我說，你大概沒想到這個吧？他又只得承認：那是，那是。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 就在普林斯頓大學有一位女學生，她選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研究這個一九五零年代的中國的媒體，最後她得出個結論是說，那個時候的中國的《人民日報》是真實、客觀地報導了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一點她的指導老師給她最後下的「判語」是：妳連分辨什麼是事實的能力都沒有， 根本就沒有做學術的能力。她後來沒拿到博士學位，也沒通過資格考試。 事實上，那段時期中國的媒體正好是充滿了各種政治謊言。中國餓死三千萬人的「大飢荒」，在中國的媒體上面根本就沒有見隻言片語；中國那個時候的「反右運動」，也只看見每天對這些右派的痛加撻伐，幾十年以後又平反的運動，被說成了一個黨如何如何打擊這些什麼「反黨」言論，和向黨進攻的那個勢力；還有就是一個「大躍進」帶來什麼樣的嚴重後果，也是媒體上面沒有說的。所以那個時候的媒體是充滿了謊言，可是那個女學生她還說是「真實客觀地反映了」。

中國這種宣傳很害人，第一個它是通過教科書，從小到大讓大家接受一種「混合著部分真相的謊言」。 讓大家根本就不了解，尤其是不了解共產黨五十年統治到底幹了什麼。所以很多人，哪怕是在中國讀了很高的學位的人到國外來 又來讀博士他同樣地不了解中國歷史所以很多大學生經過教科書這麼一洗腦然後再經過媒體這麼一宣傳到國外來看到外面報導講中國「鎮反」的時候殺了多少人；「土改」的時候殺了多少人；還有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又是發生在廣西和湖南發生了集體屠殺的事，他們都根本不相信，說這是反華反共勢力的宣傳，很多人就是這樣看的。

我在德國的時候有一個留學生，他跟同學校的一些留學生講起這個事情，那些留學生根本不相信。他們說：三千萬人！他說你也不想想那是多少人啊，德國才多少人啊！他後來把哈佛大學關於五八年以後，五九、六零、 六一這三年人口銳減的研究，特別列出哪個省 哪個縣人口減少多少？哪些是屬於非正常死亡？都一一列舉出來，他們才算勉強相信了。 有的人還回去問自己的父母，結果他們的父母都告訴他們確實有這麼一回事。

記者: 您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呢？

何清漣：我這本書的內容介紹了共產黨對這個傳媒的制度化控制，它涉及到幾個層面，一個是制度層面。就是法律制度是如何地「違憲」，如何限制人們的言論自由、想自由、創造自由。第二個層面就是日常管理層面。我介紹了宣傳部和新聞出版局這兩條線的管理，就是審讀、審聽、審看制度。「審讀」，就是針對字媒體的平面媒體的就是報刊雜誌。「審看」，就是針對電視。「審聽」，是針對廣播。我在書中很詳細地介紹了這個小組的成員，都是各地的宣傳部門和新聞出版部門聘請一些已經退休的官員。 這些官員大多是過去主管過宣傳文化部門工作的，還有就是一些政治立場正確的老編輯、老記者，他們退休後讓他們每天各自負責審看本地的一些報刊、雜誌、電台，就每一個節目做出政治的評估。

宣傳部和新聞出版局為什麼要兩個部門監管呢？這有一個互相監督的作用。如果要是宣傳部審出來，而新聞出版局沒有審出來，那就說明他們那個小組工作不夠認真負責任。 所以各地的審讀、審看、審聽小組的尺度是否嚴厲和這些人的政治素質有很大關係。因此很多思想保守的人就是雞蛋裡挑骨頭，沒有毛病硬給你挑出很多毛病來。比如像廣州因為它的媒體本來就開放一點，由他們的退休編輯和記者組成的那些審讀人員的尺度也就稍微寬鬆一點，他們絕對沒有像我們深圳的小組那樣，經常給你審一些莫名奇妙的問題出來，因此媒體就又稍微空間大一點點。

還有一個層面就是對媒體從業人員的政治管理。那麼媒體從業人員有一條規定，就是要求做部門主任的人一定要是黨員。 這個比胡錦濤時代還好一點，胡錦濤現在是要求你進入媒體工作的大學畢業生、研究生，人就得是黨員。我們那個時候沒有規定一定要是黨員，但是做部門主任一定要是黨員。像我們那個報社是一個副局機級單位，如果做到部門主任，那就是副處級了，那就一定要經過什麼人事部門審批。爲什麼我做部門主任一直無法被批准，就是因為我從來就不是黨員，就因為這一條通不過，所以我所在的部門沒設正主任職務。只有我是副主任，那麼就是副主任，就是正主任，因為我不是黨員人事部門無法批准。 至於關於報社的總編輯呢，他還有一個專門的規定，叫做 「報紙雜誌總編輯任職資格規定」，這個是一個政府的政策法規性文件，其中談的很清楚，就是做報紙、雜誌主編一定級別以上的必須要黨員，不是黨員不能做。當然，這都是內部掌握的，他不會給你貼到報紙上公開發表。

另外，每年還有一個思想評審。思想評審就是除了要你寫上你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等，政治上如何正確，對記者還有一些具體要求。像我們因為臨近香港，每年都要強調不得给香港的報紙、境外雜誌撰寫文章、報導任何新聞線索，違者依法處理。依哪條法呢？他也沒有講，可能是依「洩漏國家機密罪」這條法吧。那麼這是對媒體從業人員的思想管理控制。

還有是對報紙的日常管理，就是審稿制度。政府不代替你審稿，但是在中國這個政治環境中生活久了，這些做報紙媒體的人都有一種「自律」精神，他們是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消息能發，哪些消息不能發。我不說那些大的，牽涉到所謂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事，我就只說牽涉到一些小的事。 比如每一個報社你只要是跑這個新聞線的，你一定得把市政府五套班子領導的名字貼在牆上，誰先誰後，誰的職務高，誰的職務低，順序一點都錯不得。一錯了，你就叫「政治錯誤」。 比如政法委書記，他是市常委又兼公安局局長，那麼在報導某政法線新聞的時候，他的名字一定要排在某位副市長前面，如果你要排到後面，那你的總編輯第二天早上就會接到某某市長辦公室，或者某某書記辦公室打來的電話。不是書記自己打，書記自己不惜地教訓你，代替書記教訓的都是秘書。像我們深圳市的張高麗，他那時是市長兼市委書記，他的忌諱很多。他的臉有一邊大，有一邊小，所以媒體照他的照片的時候一定只能從一個角度照，如果你要從另外一個角度照，那張照片要是見了報，那第二天早上他的秘書可要把你的總編罵得狗血淋頭。所以他的照片是拍了以後，要連夜送到張高麗辦公室，請他的秘書審查，然後圈定好照片回來再用。所以記者們覺得去給他攝影都是一種苦差。因為討好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你做得不好，他有一點不滿意，那你輕則就是要挨批評，重則要被處罰。有一次，一個記者就是因為一張照片，其實那張照片好像說還是選過的，也不知道他的秘書當時怎麼選的，就是把他的臉一邊大一邊小的缺陷照出來了。這個記者後來寫檢討,還被扣發獎金、工資。所有相關的人員都吃了「瓜落」。 就是說共產黨控制媒體已經不僅僅是政治路線、政治導向的控制，還包括某個官員個人的好惡，也體現在這個控制上面。我們經常看到報導那些地方的貪官污吏，就是經常指著他管得著的本地報紙跟記者說：看見了嗎，我就要把我們的報紙辦成 《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怎麼樣報導總書記的活動，你們就得怎麼樣報導我這個市委書記的活動。 所以說控制媒體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宣傳自己、粉飾自己的政績。所以媒體在這個情況下，就像「貓爪子下的夜鶯，活得戰戰兢兢」。

有少數媒體當時爲了在市場求存，曾經「異地反腐敗」。就是全國「都市報紙系列」，像《南方都市報》、《楚天都市報》、《瀟湘晨報》、山東《齊魯晚報》這些報紙還曾經比較活躍，但是他們報導的腐敗都只敢報導其它地區的腐敗。比如像廣東《南方周末》只報導其它地方的腐敗，本地的腐敗報導的很少。所以每年「兩會」期間，各省省委書記和省委宣傳部長開會的時候，都要找著廣東省的省委書記和宣傳部長告狀，紛紛來圍攻他們說：你們就那麼乾淨啊，你們就沒有腐敗，只盯著我們報。你們像美國一樣，當太平洋的警察管得寬，怎麼不管管你們自己。《南方週末》挨處理，就是因為湖南省狀告他們在「張君事件」上寫了《「張君事件」反思》、《「張君事件」再反思》。

其中就提到「張君犯罪集團」產生的社會原因，講到當地的窮啊、苦啊，青年們沒有出路等等。 最後湖南省就告狀說它否定了湖南省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成績。 正中宣部早就想整《南方週末》啦，正好找到這個由頭，然後就造成《南方週末》大換血。那時候總編就已經是換到第三次了，這一次連記者也都要全部換啦。最後是所有的記者留社察看半年，視其表現決定是否留用。所以最後《南方週末》在這一次大整肅以後，基本上大換血，不但是原來的總編、編輯主任的這一個層面全換了，連普通記者也都全換了。 我原來跟那個報社挺熟的，也知道他們的記者群體應該說是當時中國平均素質最高的一個記者群體，但是現在呢？用他們自己寫的一篇文章的標題叫作《花果飄零》，人都已經失散啦，現在你已經找不到原來的面孔了。 《南方週末》也就由原來享譽中國和國外的第一周報，墮落成一個很精巧地粉飾太平的報紙了。 我在這個書中專門寫了一句：一朵夭折的玫瑰《南方週末》。

我就是講了《南方週末》在它鼎盛時期的特點，它是怎麼樣能夠報導腐敗，堅持了什麼啊，起了一種什麼作用。 然後在這個鼎盛時期過了後，是怎麼樣慢慢地從過去針對權勢部門、執法部門的批評的批評，過渡到現在變成了到針對社會現象的批評，針對個人的批評，都是一些無權無勢人的批評。還有就是越來越多的吹捧文章等等，這都是分析他們自己的報導分析出來的。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很多人開始還指責一下『南方週末』，以為是《南方週末》記者自己的選擇。後來才發現這是黨要把他改造成這個樣子。 當時李長春來廣東省當省委書記，接管《南方週末》的時候，發表了一通著名的講話，其中有一段說：我來廣東的任務就是要整肅《南方週末》、《羊城晚報》等幾家報紙的。 我從來不准我的小孩看《南方週末》這家報紙。他的這番講話是傳達到廣東省內的所有報紙的部門主任這一級，我是親耳聽到過這個傳達。所以我們當時調侃說，那長春書記的家裡看什麼報紙呢？一個記者回答說：看《人民日報》。

記者:您在中國的媒體業做了很久的時間，什麼樣的切身的感受讓您覺得中國政府在控制媒體呢？

何清漣：這個切身感受就多了。比如每個星期一的上午的例會，就是報社的總編、副主編，還有各部門主任在一起開會，其中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傳達宣傳部的指示。宣傳部的指示包括幾方面內容，第一，就是最近哪家報社又有什麼事情，觸犯了宣傳紀律，如何被處理。 近就近到本報社，你自己所在的報社是不是又被點了名了，又犯了什麼錯誤，要罰款多少，要進行什麼處理。這都是一些日常工作。 然後，宣讀某評報員對本報上個星期哪一篇文章的政治動向，哪一個用詞，哪個標題的審查意見。其中，說到某文章中間把李鵬總理寫成那李「鵰」，這是一個重大政治錯誤，所以要處理。這些事情都是媒體的無心之失啊。 那麼如果要講大的呢，我自己經歷過兩件事情這兩件事情在深圳特區二十多年歷史上也都是很大的事。

一件就是一九九二年的深圳「八.一零新股抽籤表事件」。 那時候中國的股市剛剛開始，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是能買到「首發股」，那就特別賺錢。所以當時全國各地的人都跑到深圳，帶了很多身份證來那裡排隊，結果弄得深圳秩序整整亂了三天。期間發生了很多很多故事。 比如銀行裡發那個抽籤表的人和外面的保安共同作弊，他們自己吞沒「新股抽籤表」，鬧到大家晚上到市政府面前去請願，但是在《深圳特區報》卻報導說：「新股抽籤表」的發行堅持了公平、公正、公開的「三公」原則。 事態最後發展到燒汽車、暴亂。 那麼當時這個事件在中國的媒體上看不到任何報導，最後是我所在的報社的我們幾個人，在賓館裡租了房間，就在那裡日夜寫報導，使得我們成了中國國內的媒體唯一一家報導「新股抽籤表事件」的媒體。 我們把事件的前因後果和圍繞此事件發生的貪污腐敗的許多不規範的事情都寫了出來。然而，就因為如實報導使得我們報社差點被關門。這其中發生的故事，是太能夠體現這些政府的霸道。

當時因為這個事情重點發生在金融部門和證劵市場，那麼當時主管金融的副市長張鴻義的秘書就給我們報社打電話說：你們明年還想不想要財政撥款啦？公安局局長梁達鈞因為保安、公安貪污也被寫到啦，他也說：你們報社還想不想辦下去？也是這樣威脅。 反正最後報社是戰戰兢兢過了好久，最後由於當時的市長叫鄭良玉他因為這個事情被牽連，他不想再株連更多的事情，必須引咎辭職。我記得當時我們們報社的總編叫羅貴國，壓力太大了，只好想方設法去參加了市政府領導的團拜會，然後就把報紙交給鄭良玉，就跟鄭良玉說：鄭市長請你看看我們這裡寫的是不是和事實？請你批評。那麼鄭良玉就說：我已經看過了，基本上符合事實。那麼既然他已經當著很多副市長們的面都說報導符合事實，而且後來他自己又引咎辭職，因此那些公安局長、副市長啦也就只好作罷。那麼以後就不再處理我們了，我們就這麼活過來了。

再接下來的一件大事就是一九九三年發生的「清水河大爆炸」，深圳市因此都差點被炸沒了。清水河是深圳市的一個危險品倉庫，經營危險品倉庫是要特許經營證的。那麼這個特許經營證是哪裡發呢？是深圳市公安局的消防處發的。 結果就在那裡出現了危險品、媒氣罐大爆炸。我記得那一天我正好在家裡休息，我的家離清水河很遠很遠突然 嘭一聲，我們的窗戶的玻璃和整個樓都震動了，我們立刻知道深圳市發生很大的事，但是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趕忙我把孩子交給保姆，我就趕往報社，才知道是清水河倉庫發生大爆炸。我們很清楚那裡是堆積了各種各樣易燃易爆的危險品，包括深圳市四個很大的液化氣儲藏罐都在那邊。如果那四個罐子要爆炸的話，我們深圳市就全部都沒啦。就在當天我們就接到宣傳部的指示說：所有有關清水河大爆炸的事情，各報的記者不能夠自行採寫，必須要按照「通稿」的意思寫。

死亡人數不許超過三個；損失的財物不許寫明數字。當時我們的攝影記者拍回來的照片，居然拍到了一朵蘑菇雲，就像原子彈爆炸了一樣的蘑菇雲。他因為是第一個進入現場，所以後來全世界使用的「清水河大爆炸」的照片都是向他買。 他拍到的屍體的照片，我們看到都有七、八十具。當然還有好多他還沒拍到的。比如有一條鐵軌那裡有四十多個民工在做工，結果那四十多個民工被炸了以後，只能找到一些斷腿、斷手和屍體的碎片，根本拍不到完整的屍體。結果報導的三個死者都是哪裡的呢？有兩位是我們深圳市的兩個公安局副局長在現場搶，還有一位是派出所所長。而這三個人後來都被揭露出來有嚴重的腐敗問題，尤其是那個被炸死的公安局局長，他自己就是那個爆炸的危險品公司的董事長，按照政府的規定，他是不容許經商的，他既違規經商，同時又違規給自己批了執照，又沒按照政府有關危險品管理的規定經營那個公司。所以人家說幸虧他死了，如果不死，他要被槍斃的。那麼這麼一件事情，最後在我們中國的媒體上只能這樣報導：武警戰士在市政府的英明領導下，如何赴湯蹈火不怕犧，英勇搶險。還有就是市政府領導如何指揮若定，如何身先士卒，臨危不亂，臨危不懼。死的人數呢，就是只有這三個領導幹部，其他沒死一個人。 深圳的記者一邊被迫寫這樣的報導，一邊在家裡罵說：這是拿著喪事當喜事辦，明明是一個不好的事，卻寫得好像幸虧有了這麼一場大爆炸，才讓我們的領導幹部有了表現自己指揮若定，大智大勇氣度的機會。也才讓我們的武警戰士有機會表現他們如何英勇奮鬥，不怕犧牲。

那麼我說的這兩件事情，都是深圳歷史上非常大的事。新聞怎麼樣炮製，怎麼樣出台，幾乎每天宣傳部的指示電話不斷，只准怎麼樣報導，不准怎麼報導，而且所有的文章大樣全要送他們審查，連標題都要他們去琢磨。我就舉這麼兩個例子吧，至於其它的常規控制，那幾乎是無日無刻沒有的。

記者：有人說您現在已經是在海外了，您對國內的那些情況不太了解，那您在資料的收集和在資料的選取上會不會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呢？

何清漣：我想不會存在首先第一條呢我想中國變化再快只要是共產黨的統治他的基本統治策略、手法有一個操作慣性。

其實，我發現在這裡收集資料比在國內搜集更容易。出來以後，我發現這邊東西特別多，反而好搜集。像有一樣東西我是在芝加哥大學偶然發現的，就是共產黨建政之初屠殺了幾十個香港記者，這些記者還都是所謂「進步」級的，就是原來是擁護共產黨的。因為他們在共產黨建政以後對於共產黨的一些作為有點不滿，比如濫殺無辜和一些過激的政策等，提了幾句意見，就被共產黨當作反動勢力給殺了。原來紐約市警察局局長莫虎的父親，就是被屠殺的記者之一。莫虎的媽媽到美國以後寫了一篇《毛澤東殺了我丈夫》的文章，裡面寫了他那個案例。這樣的東西是你在中國絕對看不到的。我如果不是偶然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翻到那麼一本小冊子，我也不知道。 香港人可能都早就忘了這一頁歷史。但是這本書就成了一座文字紀念碑。

另外一個關於網絡控制，這是一個新興的控制業，那麼我就要從大量的英文資料裡面去找資料。我是偶然發現了這個「金盾工程」的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原來就是「金盾工程」的參與者，他是最早到中國去幫助中國建立互聯網的。 他回來以後因為受不了良心的責備，決定要把這個事情寫出來。於是他就寫了這一篇文章《龐大的電子監控系統-「金盾工程」》。 把「金盾工程」的由來；還有共產黨怎麼樣購買海外的先進技術；怎麼樣控制網絡；由於共產黨的特殊需要，世界網絡業怎麼樣發展出來一門特殊的技術，就是監控，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最大的用戶。另外還找到一份『誰失去了中國的互聯網』的文章，它也詳細地介紹了這些情況。

後來研究出來的東西就更多了，比如哈佛大學有一個研究中國互聯網的報告，他那個報告晚於我這個報告，所以他還引用了我的一些分析。但是他的工作有連續性，他是從二零零四年一直做到二零零五年，包括現在每年都要監測幾萬個網站，哪些網站一直是共產黨監控？哪些網站共產黨有時候解禁，有時候不解禁？他都有那個動態說明。他還有一些那個圖像，很詳細的資料，所以這些是你在國內根本就看不到的。

還有一些東西我是偶然機遇找到的，比如像北京市是控制外國記者的最集中的地方。因為所有的大外國傳媒在北京都設有記者站，所以不但新聞出版署有一個外國記者在中國的管理辦法，同時北京市還有一個條例，北京市不但有一個條例，外國記者集中的朝陽區還有一個規定，所以我就把這三個文件的重點都寫出來了。這都是一些很有緣的機緣得到的，你要想去搜，還沒門兒。

我還因為一個偶然的機緣得到一本書，叫作《中國保密法大全》，這本書大概一千多頁。其中把中國從一九八幾年一直到這個一九九幾年所有的涉及保密的法律，還有檔案管理和新聞傳媒的規定，以及中宣部的文件等全部編了一本彙編。 其中我數了一下大概跟傳媒有關的就有將近七十部。那麼就這還都是中央部門的資料，並沒有包括地方的。 那麼很多人如果不是看了我這本書，可能還根本不知道有這些法規。

至今為止，我還沒有聽到過對我的這本書引用資料的質疑。但是我想任何人只要仔細看了我這些資料，並且去查對一下以後他就會明白，我這些資料都是非常可靠的，而且有好多東西都是可以去查對的。

根據我從在美國生活幾年的感觸，在中國要搜集這方面資料反而有更大的困難。我那時候只能根據自己接觸到的一些東西。超過我自己能接觸的範圍我反而搜集不到。但是現在我除了自己能接觸到的，我能夠在最廣泛的範圍內收集資料。包括如何打壓外國記者呀；外國記者、外國傳媒對中國的媒體的控制的一些反應；包括中共對海外華文媒體的滲透，我如果不是到美國來，不是因為讀到詹姆斯通基金會那個英文報告，那我根本就不瞭解原來海外的華文媒體，共產黨早就通過控股、資助、給廣告等各種各樣的形式，早就控制住他們的喉嚨了。這些東西在國內你想也想不到。在國內一直以為海外的華文媒體是獨立的媒體、自由的媒體，只有你到海外來才能夠瞭解到這些情況。所以我認為我出國了反而更有利於我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更廣泛的思考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那個思維視角、思維的廣度和深度都不是以前在國內能夠比的，我在國內我就根本掌握不到。我想在這裡通過這個節目告訴讀者一聲，這本書不僅沒有因為我到海外來了影響它資料的來源的可靠性、真實性，反而是思維的廣度、深度；搜集材料的廣泛度都是原來我在國內做不到的。

結語：《雾锁中国》是第一本深入揭露中共控制媒體的制度及其運作的著作。作者秉持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與責任，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深刻犀利的剖析，為人們提供了一本认识和了解真實中国的教科書。在這本書的结语中何清漣女士這样寫道：「只有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才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也許這就是她寫作此書的初衷吧。 請您繼續關注《霧鎖中國》-何清漣談中共政府是如何控制媒體的第二部分。

（責任編輯：劉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