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08日訊】古往今來，知識份子歷來都是理性與良知、獨立性與創造性的代表，而這恰恰是共產黨和納粹所敵視和仇恨的。正因為如此，在它們的獨裁統治下，知識份子的命運才會那麼的悲慘。 ——題記

希特勒深知「文學藝術作品對德國人的生活產生了極大影響」，因此，就任德國總理後，儘管當時需要著手解決和處理的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外交等各類政務堆積如山，不勝其數，但他卻將此擱置其後，上任僅僅6個多星期，便將鎮壓文化精英的第一刀砍向了德國藝術家，急不可待地公佈了第一批德國藝術家的黑名單，宣佈他們是「被取消國籍」、「不受法律保護」的人。

被列在這份黑名單上的著名畫家G•格羅茨當時正在訪美，因其作品特別是漫畫對當時德國社會的腐敗做出過尖銳深刻的批判, 他被納粹分子稱為「頭號文化布爾什維克」，馬上就被剝奪了公民權。世界上第一所真正為發展現代設計教育而建立的「國立包豪斯設計學院」也被查封關閉。「包豪斯」系德國著名設計師和建築學專家格羅庀烏斯所創建，包羅了所有藝術發展方向，並且造就了許多知名的藝術家。但納粹當局卻將其視為「布爾什維克的顛覆的細菌細胞」而予以取締。與此同時，著名畫家M•利伯曼（時年88歲）和K•珂勒惠支（時年66歲）、P•克利、M•貝克曼、O•迪克斯以及O•施萊默，均被剝奪了在藝術院校執教的權利。

不久，納粹當局又公佈了第二批、第三批黑名單——到1936年底，共公佈了7批黑名單，共有300位文化名人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乏像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小說家湯瑪斯•曼，被譽為戲劇創作之王的布萊希特，現代派藝術大師康定斯基等享譽世界的一流藝術家。與此同時，世界著名的演員和導演馬克斯•利伯爾曼、帕倫貝爾格、巴塞爾曼、莫伊西、考爾特乃爾等被趕下了舞臺。世界聞名的畫家、普魯士藝術學院院長馬克斯•利伯爾曼被迫退職。據統計，從1933年至1944年，共有104，098位德國和奧地利人流亡美國，其中有1，500位藝術家，以及專門從事文化方面報導的知名新聞工作者，數百位世界一流的科學家。

在納粹統治時期，遭到迫害的不僅是德國藝術家，即便是物理、化學、數學和地質這類在一般人眼中不會受政治形勢影響的自然科學界的學者和知識份子也未能倖免。納粹當局甚至查封了享譽世界的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的銀行帳號，並以「窩藏共產主義者的武器」為由搜查了他的住所，當眾焚毀了他寫的關於相對論的通俗讀物，還剝奪了他的德國公民權，並懸賞2萬馬克殺死他。

連愛因斯坦都受到如此野蠻粗暴的對待，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弗立茨•哈伯爾、亞馬斯•弗蘭克和古斯塔夫•赫爾茨等一千多位學者、教授和教員被迫停止了在德國的教學和研究活動。從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約有13%的德國生物學家被解雇，他們中約有四分之三移民國外。要不是德國爆發了微粒子病（nosema），甚至連K.V弗裏施也難逃一劫。K.V弗裏施是世界上第一位發現「蜜蜂語言」的動物學家。由於納粹懷疑他的外祖母是非雅利安人，因此便在慕尼克大學對他開展人身攻擊，進行迫害。由於1941年德國爆發了微粒子病，即由蜜蜂之間流傳的疾病，導致數十萬隻蜜蜂群體死亡，嚴重影響了當年德國的水果產量，並使農業生態紊亂。第三帝國無計可施，為了自身的生存，只好停止對弗裏施的迫害，讓他解決這個難題。

到了１９３７年，德國大學裏有五分之二的教授被清洗。而後由一個研究委員會領導全德國的科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個所謂的科學機構裏竟沒有一個科學家，擔任主席的是納粹黨的二把手戈林，成員包括希姆萊、鮑曼、凱特爾等納粹黨領袖。

在納粹的淫威下，絕大多數德國學者、教授為了自我保全，只得隨波逐流，折節屈從。1933年大選中，由海德格爾和藝術史專家平德爾牽頭，300名大學教授在支持納粹黨聲明上簽字，同年11月，又有700多名大學教授在「德國大學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國家聲明書」上簽字。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納粹並不是大規模迫害知識份子的始作俑者，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相同的一幕就已經在蘇聯上演了。

當時，正逢蘇共實施新經濟政策，國內各種社會思潮趨於活躍，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一些知識界人士紛紛要求在社會和政治生活方面實行比較寬鬆的政策，這引起了蘇共領導人的高度警覺。在他們看來，一定程度上恢復市場經濟和私人所有制，有可能引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資產階級在蘇聯的復辟，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唯有加強對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控制。

而另一方面，蘇聯國內各知識份子團體紛紛集會，反對政府官員對他們創作活動的干預，要求允許思想自由交流，主張建立完善的法制來保證新經濟政策得以持續執行。1922年初，以反對蘇維埃高等教育改革和爭取學校自治為核心內容的教授罷工已持續了一年多，並且呈愈演愈烈之勢，這引起了蘇共領導人的強烈反感。1922年3月12日，列寧在《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一文中指出：「……俄國工人階級有本領奪取政權，但是還沒有學會利用這個政權，否則早就把這類教員和學術團體的成員客客氣氣地送到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去了。」5月19日，列寧給捷爾任斯基發去一封密信，指示國家政治保安局（即原先的全俄肅反委員會，1922年改名為「國家政治保安局」）著手準備驅逐「反革命」作家和教授的工作：「……責成政治局委員每週拿出2-3小時的時間來流覽圖書和出版物，作出書面的評價，將所有非共產主義思想的出版物送到莫斯科，不得有誤……系統地搜集教授、作家們的政治經歷、教學和文學創作方面的資訊……系統地將所有反革命分子、協約國的幫兇、協約國的僕從和間諜組織以及毒害青年學生的壞分子驅逐出境。」

在給史達林的信件中，列寧指責說，這些「資產階級及其幫兇，那些知識份子和資本家的走狗，他們自以為是國家的大腦，實際上，不是大腦而是臭狗屎。」

1922年5月，列寧收到衛生醫療人民委員Н•А•謝馬什科的報告，報告指出第二屆全俄醫生大會通過了不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保持醫生組織獨立的決議，謝馬什科認為「這是我們生活中很致命很危險的趨向」，並建議「對醫生的‘領袖們’實施隔離」。列寧對這封信作出批示，責成「謝馬什科協助捷爾任斯基在兩周內制訂出相應的措施報政治局審議」。

隨後《真理報》刊文指出，一些知識份子「錯誤地指望我們會由於新經濟政策的施行以及西方資本家的壓力而繼續退卻，試圖反對蘇維埃政權」。6月1日，捷爾任斯基向蘇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關於知識份子中反蘇集團的報告》，裏面寫道：「反蘇知識份子選擇高校、各類社團、出版物……還有宗教團體等作為反蘇的主要舞臺。在高等教育機構中，大學生與反蘇教授團體的反革命活動主要有兩個方向：爭取高校‘自治’；爭取改善教授和大學生的物質生活條件。爭取‘自治’的實質，是出於政治目的，抵制共產黨和階級原則在學校中的影響……至於要求改善物質條件，不過是高校的反蘇分子用作政治對抗的武器而已。不久前的高校罷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高校裏的形勢要求我們採取一系列果斷措施，制止和預防教授們的反革命活動。」

6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作出了《關於知識份子中反蘇集團的決議》，責成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組建特別委員會，授予其實施行政流放或驅逐出境的權力。7月16日，正在養病的列寧給史達林發來一封信，敦促儘快實施驅逐行動，並直接點了一批在他看來必須驅逐出境的知識份子的姓名。

8月10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米•加里寧簽發頒佈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行政驅逐的決定》，該決定指出：「為了對參與反革命活動的人員實行隔離，凡是報送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批准隔離兩個月以上者，在無須逮捕的情況下，決定以行政方式驅逐出境或者流放到俄羅斯聯邦境內的指定地區。」

將大批知識份子驅逐出境，絕不是列寧個人的想法，而是當時蘇共領導人的共同意見。1922年8月30日，托洛茨基在《消息報》上發表文章為驅逐行動辯護說：「被驅逐和我們將要驅逐的那些人並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但他們卻可能是我們的敵人的潛在武器。一旦出現新的軍事緊張局面……所有這些不可調和和不肯改正的分子就會成為敵人的軍事和政治間諜。而我們不得不根據戰時法令對他們處以極刑。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在和平時期我們預先將他們驅逐出境的原因。」很顯然，在托洛茨基看來，將大批知識份子驅逐出境還是比較人道、溫情的舉措。布哈林也指出：「我們允許的是我們制度框架內的研究自由……當一位卓有建樹的教授說我們與世事無關，我們遠離政治，請讓我們自由地講授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行的。」同年，季諾維也夫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全會上發言時也指出：「正在對知識份子採取的行動的意義，可以用一句話簡單地加以概括：誰不跟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在當時蘇共領導人「非此即彼」的邏輯看來，不是蘇維埃政權的忠誠擁護者，就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遠離政治是絕不容許的。

最終，第一批知識份子于9月23日乘坐開往里加和柏林的火車離開了蘇聯。9月29日和11月16日，來自莫斯科、喀山和彼得格勒的學者及其家屬約100多人分兩批由彼得格勒乘坐從德國租來的「哈肯船長號」和「普魯士號」輪船離開了蘇聯。由於離境的很多知識份子是著名的哲學社會科學大家，所以歷史上又將此次事件稱為「哲學船事件」或「列寧船事件」。據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註冊登記和檔案卷宗管理局局長赫裏斯託福羅夫在俄《近現代史》2002年第5期《「哲學船」：1922年科學家和文化活動家被驅逐出蘇俄》中披露，當年共有「200多名俄國思想界精英被驅逐出境」，其中包括當時俄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自由」信仰的堅定捍衛者別爾嘉耶夫。

被驅逐出境的人員，一般都經過國家政治保安局的審查且都被下了結論，認定這些人積極從事了反蘇活動。比如，1922年8月19日給別爾嘉耶夫所作的定性結論是：「自十月革命以來的5年時間裏，他不僅一直對蘇俄工農政權不滿，沒有停止過自己的反蘇活動，而且利用目前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外交困境，加緊反革命活動……」可根據前一天對別爾嘉耶夫進行審訊的材料看，又看不出他究竟從事過哪些「反革命活動」和「反蘇活動」。別爾嘉耶夫只是在受審時坦誠地表示「不能贊成階級觀點」，並且「一視同仁地認為，不論是貴族的意識形態，還是農民的意識形態、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都是狹隘、局限而自私的」，「俄國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國家，因為俄國人民的大多數是農民」，而且「認為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嚴厲判決是錯誤的」，表示「不贊同蘇維埃政權對高等學校採取的政策，因為它破壞了學術和教學的自由，壓制了先前的哲學自由」，「我以前從不屬於任何政黨，今後也將不屬於任何政黨。在現有的政黨中，沒有一個能引起我的同情」。這些言論表明，別爾嘉耶夫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崇尚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知識份子而已，遠談不上什麼「加緊反革命活動」。然而，他還是被驅逐出境了。有類似遭遇的知識份子大有人在。

與「老大哥」蘇共早期的做法相比，後起的大多數共產黨當政後並沒有繼續大規模驅逐本國的思想精英，但這並不是說它們放棄了對知識份子的迫害，而是迫害的方式有所改變，由大規模驅逐出國變為在本國就地鎮壓，迫害的程度非但沒有減輕，反而大大升級了。

僅僅一次「反右」，中共就打了「50」萬右派，其中大多數都是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的他們，要麼被勞改，要麼被開除公職，要麼受到其他形式的迫害，許多人甚至家破人亡。

到了文革中，中國知識份子的處境更是跌入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被冠上了「臭老九」的頭銜，成為社會最卑賤的階層，不但尊嚴掃地以盡，還要忍受「批鬥」、「遊街」、「審查」和「蹲牛棚」等種種名目的侮辱、折磨和迫害。許多著名的作家、藝術家、演員甚至被活活迫害而死。僅上海音樂學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藝術家被迫害身亡。三、四十年代為共產黨打天下曾「功勳卓著」 的共產派文化人幾乎被一網打盡。據1980年中共自己公佈的數字，「十年浩劫」中全國有1,728,000人被逼自殺，其中好些都是中國文化知識界的精英。被共產黨封為「人民作家」的老舍、人民演員的舒秀文、上官雲珠等一大批作家和藝術家，紛紛含恨訣別人間。安徽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雖已被逼自殺，屍體還要被軍代表和造反派勒令「脫光解剖」，說是要「尋找向臺灣國民黨發報的發報機」。

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今天很難想像什麼是「批鬥」、「遊街」、「審查」和「蹲牛棚」。浙江大學教授張允若先生在「文革中自殺部份知識精英名錄」一文中曾對它們做了詳實準確的描述：

所謂批鬥，就是要當事人在群眾大會上雙膝跪地(不是地板，而是水泥地、沙石地、煤渣地、甚至是玻璃渣地!)，或是低頭彎腰、兩手向後翹起(所謂噴氣式!)，頸上懸掛著大塊紙板、木板、甚至幾十斤重的鐵板，上面寫著「x x 份子x x x」的大字(前面的xx是給人加的惡名，如「反黨份子」、「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走資派」、「叛徒」等等，後面的xxx是當事人的名字)，在酷暑烈日之下、或是臘月寒風之中，一跪(或是一站)就是幾個鐘頭，周圍是震耳欲聾的「打倒」口號和呵斥之聲。身旁的暴徒隨著會場的氣氛，不斷地拳打腳踢，或是手執棍棒器械、或是揮舞銅頭皮帶鞭子繩索，劈頭蓋臉地抽打——

所謂遊街，就是給當事人套上紙糊的特大高帽子，上面書寫著「x x 份子x x x」，頸上也是掛著大塊的紙板、木板或是鐵板，還要你邊走邊敲打面盆之類的響器，邊走邊喊「打倒x x x」(自己的名字)之類的口號；還會給你剃個陰陽頭(頭髮剃一半留一半)，甚至用黑墨汁、藍墨水、紅墨水，滿頭滿臉澆灌一氣，弄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然後像牲口一樣被架著遊街示眾，走遍大街小巷，「革命派」在後面又呵斥又喊口號，極盡侮辱之能事;還往往引來某些圍觀者的惡弄，吐唾沫、丟石子、潑髒水—–

所謂審查，就是日夜不停地無休止地逼供。往往把當事人關押在本單位的某個場所，同外界隔離，更不許與家屬聯繫。審訊者吃飽睡夠了輪番上陣，被審者夜以繼日地、不讓吃不讓喝不讓睡地接受審問，通過疲勞轟炸、呵斥拷打、虐待折磨，直弄得你神志恍惚、體力衰竭，然後逼迫你、誘使你招供，交代「反黨罪行」、「反革命計畫」、「反革命同夥」，如有不從，照例又是拳打腳踢、鞭棍交加——

所謂蹲牛棚，就是把被批鬥的「牛鬼蛇神」，集中關押，白天做苦役，常見的是打掃廁所，在本單位的農場、車間、菜地、養豬場、養雞場做各種最髒最累的勞役;晚上接受種種「批鬥」，勒令寫交代寫檢查。在此期間，有專人看守，把「牛鬼蛇神」視同牛馬，動輒呵斥叫駡、拳打腳踢，隨時可能遭到種種侮辱，比如勒令下跪、勒令四肢爬行、把骯髒的紙簍套在你頭上、甚至逼你喝髒水、逼你舔屎舔尿——

敍述完這些場景後，張允若先生禁不住感歎道：「以上敍述實在還不能寫盡當年人們所遭受的全部侮辱、折磨和迫害。這真是史無前例的兇殘和野蠻!」

然而，若與紅色高棉當政時期的知識份子相比，無論是被驅逐出國的蘇聯思想精英，還是中國的「右派」和「臭老九」，他們的命運都還算是幸運的了。據Sliwinski 研究統計，在那個紅色恐怖肆虐猖獗的年代，短短幾年中，51.5%的柬埔寨知識份子都成了紅色高棉的刀下鬼。

古往今來，知識份子歷來都是理性與良知、獨立性與創造性的代表，而這恰恰是納粹和共產黨所敵視和仇恨的。正因為如此，在它們的獨裁統治下，知識份子的命運才會那麼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