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5月10日訊】2005年，被視為極端反共的美國政治家布熱津斯基在史坦福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確定地認為，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為罪惡的時代，我這一生中始終致力於我最為關切的問題，就是試圖理解這一切是怎麼發生，應該怎麼做才能保證這些事情不再發生。」

所謂「最為罪惡的時代」，舉其大端，應該是指二十世紀曾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音譯「納粹」）的崛起、對猶太人的「工業化」滅絕、南京大屠殺、以蘇聯中國為主體的共產主義的崛起、以及其後幾乎毀滅人類的冷戰等等。在這個「最為罪惡的時代」中為惡最烈的，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暴虐的極權制度，以及人性中最陰暗的部份：仇恨、冷酷、殘忍。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其標誌就是毛澤東和他的嫡系「老紅衛兵」。

我完全贊同制度批評。是的，我們的一切災難確實來自共產極權制度。但我同時也贊同人性批評，這是正統的共產意識形態從來激烈反對的：因為這是「人性論」，是「唯心主義」。我並非從理論出發，而是從我們身上的鞭痕出發：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完全可能是另一種命運。至少，可能不會餓死數千萬人，不會發生把全國人民捲入最高權力爭奪的「文革」，不會有文革中的大屠殺和大吃人。對於毛澤東的人性，半個多世紀前就有一位外國觀察家在自己的日記中做出了以下的評價：

「毛對任何個人或千百萬人都不感興趣。重要的是抓權。至於說抓權究竟要付出多大犧牲……他是很少關心的。確切的說，對於這一切根本就不關心。對他來說，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計劃的工具而已。（他）儼然是救世主。他凌駕於人類、法律、道德和苦難之上。」（彼得•弗拉基 米諾夫：《延安日記》第241頁）

「毛澤東……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像的概念。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啊！我們往往是過分地把它簡單化了！」（彼得•弗拉基米諾夫：《延安日記》第68頁）

這個人叫彼得•弗拉基米諾夫，系共產國際派駐延安聯絡員、塔斯社特派記者，實際上是蘇聯駐延安「大使」。在1942年春至1945年冬長達三年半的時間裏，他在延安中共領袖層廣交朋友，和毛澤東長談數十次之多。再沒有任何一位外國觀察家比他與毛相處更久，瞭解更深的了。而且，他的觀察極為深刻，不僅揭示了延安時期的恐怖血腥，而且得到了毛登基後歷史的追認。他抓住了毛澤東的兩個重要特點：殘忍、權力狂。他還抓住了一個所謂「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談到個人、人的性格，政治就有了與文學相重疊的部份。我試著在「權力狂」和「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這兩方面來展開我的這篇隨想式文章。

先談權力狂。薄熙來正是這樣一位毛澤東式的權力狂。他一旦得勢，必將把中國再一次推入類似於「富田事件」、「延安整風」、「內戰」、「鎮反」、「反右」、「文革」的血泊。網上現在有一些關於他的傳言：

「『薄熙來是一個政治狂人，他對自己的定位是「秦始皇──毛澤東──薄熙來」』」（嚴家祺：《王立軍代「天」懲罰薄熙來》）

「據網上消息，已被雙規的薄熙來親信交代，薄熙來王立軍計劃要在重慶殺三千人。薄熙來說，不狠狠地殺他一大批，不能建立我們的威嚴，無法鎮服猖狂的黑社會。他還說，六四就是殺人太少才使得現在還有人敢於翻案，這種教訓必須接受。」（蘇仁彥：《劉源涉嫌密謀，陷得很深——薄熙來和紅二代的行動策劃》）

嚴格地說，這些傳言不可盡信，但也不可完全不信。我是一個作家，研究對象就是人物的心理、性格。這些傳言與薄熙來性格與思想的主要特徵相當一致。他青年時代的一個細節至關重要：為表示劃清界限，曾踢斷了父親薄一波的肋骨。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細節。踢斷父親肋骨，還得到父親表揚（薄一波1983年回憶文革：「……這個狠小子，又在前胸踏了我幾腳，當時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斷，看他這個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裡整的樣子，這個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接班人的好材料夠狠，能幹大事」——作家楊光），父子二人的性格、靈魂都袒露無遺。薄熙來所為，連幹部子弟圈子都不齒。這種事，在文革那種滅絕人性的時代也是極為罕見的。除此，我所知的僅有一例：我們班有一位同學曾帶領老紅衛兵去打他的「小業主」母親，據說親自參與了毒打。此事遭到全班左中右三派的唾棄，從此抬不起頭，自我流放到學校木工房修理桌椅，一直到畢業分配。我的母校就是那個「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我們班的紅衛兵又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骨幹。連他們都無法忍受這種喪失人倫的卑劣。薄熙來（加上他父親）這件事幹得過於殘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