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紅衛兵政治與毛派復辟風
【大紀元2012年04月17日訊】對紅衛兵與文革的新反思
紅衛兵課題,是一個難題,因為此課題牽涉到文革研究和文革研究對中國當今政治的影響。這兩者的關係,更牽連到如何估價中國極權主義統治;而這個統治自毛死後,業已進入所謂後極權時期。於是,極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之間的區隔,又帶出其間異同之定位。近來,隨著王、薄事件的發酵,中國人如何看待過去的文革和今天的體制,已適成新問,必再行思索。這裡,我們簡單分析一下這個課題。
毛主義民粹文革和後極權主義反對民粹施行維穩之區隔。文革是毛的極權主義,民粹主義雙向定性之典型作品。這個作品的主要因素有幾。(一),毛的絕對權威和個人神話。這是後極權主義中人所缺乏的權力,威力和魅力。
(二),毛主義「人民革命」和「人民文革」的興起,主要是打擊毛的政敵,附帶打擊官僚集團——而這個傾向,無法被現代統治者沿襲利用;他們是後毛時代的世襲、血統繼承者;他們之間,不會發生打擊官僚之運動。
(三),毛文革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因素,而現今左、右翼統治集團,業已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依靠毛之原始權力和改革掠奪),成為和毛完全不同的特權統治者。
(四),毛的反對帝、修之觀念,形成其所謂「第三世界」支持之的理論現實,現今的中共外交、政治並無這項內容——中美戰略夥伴關係,造就了中美關係。這樣,中共人民國的現實定位,就像美國對台灣的不定位一樣,產生了和毛時期完全不同的模糊性質。這是中國壟斷資本和美國跨國資本之間的沆瀣同構。
紅衛兵產生的原因是十分複雜的歷史現象。簡而言之,紅衛兵並非毛文革主打勢力;主打勢力,是當時的造反派。紅衛兵登台亮相,橫衝直闖於文革初期,是毛「造反有理」戰略之一部份;毛試圖藉助當時幹部子弟、主要是高幹子弟,賴以衝決當時的黨箍府禁——因為,只有這些特權子弟才能起來「革命」,並自我賦予革命資格和權力,且為毛、劉所認可。這是外間人們很少懂得的中國文革特色,也就是,施行「繼續革命」和在體制內「造反」之中共極權主義運動「特權特色」。
在利用紅衛兵衝決社會秩序,造成「天下大亂」以後,毛收放有術,及時制止了當時所謂「聯動」特權紅衛兵進一步的保守主義、保爹保媽行動,對其進行抓捕和釋放——並因之而取締了這股勢力。但是,毛文革絕對不是要徹底進行體制外顛覆和造反,也根本不想堅持他在文革初期打倒一切官僚的突兀做法。他在文革幾個階段過去後,很快收束於體制內,且施行中美媾和。這樣,作為體制內官僚子弟的前紅衛兵,馬上又被提到接班日程之上——而文革造反派,遂即成為毛揮之即去的「土匪」人物(他對造反派領袖蒯大富這樣說。)
《決議》罅隙令紅衛兵捲土重來
毛死後,中共「復辟」派掌權。文革民粹主義,被徹底拋棄。官僚集團重新臨位執政。鄧式統治和陳式統治(陳雲等),馬上起用他們的子弟兵前紅衛兵人,將之悉數安排到接班崗位。這大約是七十年代末葉的事情。這個接班政治,徹底否定了對於紅衛兵的否定;且突出了追究文革民粹主義性質的側面,嚴厲打擊類似聶元梓、蒯大富這樣的造反派;而「聯動」(「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之類的前紅衛兵人,則被相反對待之。這樣,中共文革否定之《決議》中,絲毫不提如何定位紅衛兵之罅隙,成為文革不被徹底否定,紅衛兵捲土重來的天大契機。
這個紅衛兵保留論的明暗操作,實際上預示了文革復辟的渦漩逆潮。於是,今天之中國出現同樣兩種毛派復辟風。一是,平民派,他們懷念毛之民粹主義文革;二是,權貴子弟中某些人,再次沆瀣平民文革懷念潮,並利用這股勢力徐圖奪權;而他們其實同樣排除平民之文革因素,不過是虛晃一槍。這是權貴加平民的怪異新文革邏輯。三是,平民之一部份,其實懵懂不知,毛之民粹文革和特權文革,是不可偏廢,交替使用的雙向法寶,也就是我們所謂民粹加極權的煽動和鎮壓模式。這個模式,現在無法模仿炮製,是因為,現今之中國統治者不敢利用民粹主義發動和施行再一次官僚打擊。這是極其明確的文革不能發動論——難道今天,他們這些人要施行新一輪打倒官僚,更加上公開、清算其財產之內容?!難道這些人願意發動如此一來之毛式文革嗎?否!
這樣,按照邏輯推斷,所謂上層體制會發動文革,薄某和王某會發動文革的說法,是徹底不成立的;「打黑唱紅」,也和毛文革風馬牛不相及。那麼,那些叫嚷不改革,就文革者,說的又是甚麼呢?一是,無非是要保住他們的特權和財產——就像當年高幹子弟紅衛兵保爹保媽,保特權,保江山,如出一轍。二是,現在的特權者和統治者腰纏億萬,他們當然不願意再行文革式抄家,搶錢,砸店,把他們的「資本主義」搞爛。三是,他們以「文革重來」恐嚇百姓,以便他們以其虛以尾蛇的方式施行所謂的,由共產黨主導的新改革,新政改——這個新改革、新政改的方式,一言蔽之,就是保證他們的億萬資產私有化,合法化。這是一種隱諱的紅衛兵語言,董事長語言。何以如此說法,因為,這和當年紅衛兵反對」中央文革」一樣,不過是要排除毛,江青,康生等對他們的爹媽的打擊。
中共黨權者已成資本裙帶的奴僕
現在,這種打擊早已不復存在。毛,劉兩家早已不記前嫌,媾和如茲;任何期望發生新一輪毛、劉之鬥,之爭的革命論和政變論,也隨著資本的一致論和統和論,灰飛煙滅,消散殆盡了。那些以文革恐嚇人們的人,是別有用心的。重複而言,當今的統治者沒有施行民粹主義和「繼續革命」的雄心勇氣,因為他們絕對不是毛澤東。毛是極權-民粹政治中的神話人物;而今天之中共頭目都是資本裙帶之下的奴僕。換言之,毛文革,寄托於人民,也依賴於官僚,二者兼顧其中;並以打擊人民,依賴官僚,為其終結。而現今的統治者,缺少其中「依賴人民」之一環,他們只懂得毛之鎮壓,不懂得毛之發動(文革)。因為,他們在文革中就是保守派,是「四大」(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恐懼者。這些人懼怕真正的革命;同時,也懼怕毛式民粹主義文革。這是不言而喻的現實。
只有文革餘孽和前紅衛兵中人如宋彬彬一類異數,她們弱智愚鈍,不知道鄧氏所謂「水落石不出」,「宜粗不宜細」的教誨,是對她們的最好保護。她們玩弄編造歷史細節,枉道枉勢——根本不是現在權貴集團所賴所想。其根本失誤,在於她們居然妄想再次毛化,以臨天下——和她們一起跑的人們,也不知道毛最後勾結尼克松基辛格,早已拓開和美國,和資本勾結之路。自那一天開始,毛文革不單徹底轉向,而且完全同構於國際資本。這是一個偌大的轉換之話題;換言之,中共模式如要改變,勢必革除西方資本對其之支持——就像撒切爾和里根,要求戈爾巴喬夫簽訂政治契約以保證俄羅斯改革一樣。當然,這是更大範圍的思考。我們只是提醒國人和世界,現在,紅衛兵人物的出現,不過是文革和文革之反的邏輯表達。這個表達的中心議題,不再是文革,而是資本,中國資本,中共資本——「資本紅衛兵」,資本太子黨。這是中共對西方價值體系和人權原則的最大的挑戰。如何應戰,不單考驗中國,也挑戰西方和世界。
——原載《動向》雜誌2012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