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傾家獻國
1．忘我奉獻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打敗中國國民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社會名流，張伯駒得到了許多頭銜：燕京大學國文系中國藝術史名譽導師、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藝研究社理事兼總幹事、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研究會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公私合營銀行聯合會董事、第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財務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委員、聯絡委員會委員等等。張伯駒一生淡泊名利，不願做官。當年，西北軍將領宋哲元雄居華北，轄區內有好幾個市長空缺，請張伯駒挑一個市長當。張伯駒聽後，掩耳即走[3]。現在這些頭銜都算不上「官」，與「玩主」的身份相得益彰，所以張伯駒自認當之無愧。
1953年大年初一，毛澤東派秘書田家英給張家送來火腿、糕點、白酒等四色禮品，張伯駒感激萬分。「君贈我以木瓜，我還君以瓊瑤。」張伯駒把自己珍藏的唐代李白手書《上陽台帖》回贈給毛澤東。毛澤東稱：「連城之寶，不敢歸諸己手」，將它轉交故宮博物院收藏，又自掏一萬元並讓中辦寫感謝信交張伯駒，使張伯駒對毛的人品感佩得五體投地。1957年初夏，陳毅請張伯駒到家裏下棋，張伯駒感激陳毅的知遇之恩，帶上清初名家范西屏的對局棋譜，雙手奉上作為禮物送給陳毅。陳毅答曰：「無功不受祿，這樣的珍寶我受之有愧。這本棋譜可放在我這幾天，待抄錄完畢，一定完璧歸趙。」張伯駒再次大為感慨：共產黨的幹部果真朗如日月、清如明鏡啊！
張伯駒從舊社會過來，國民黨政府的貪官污吏他見得多了。是凡與他打交道，誰又不想雁過拔毛？對「舊社會」的貪污腐化的不滿，促使他對「新中國」充滿了盲目的熱愛。他心甘情願地想為「新生的共和國」作出貢獻。由於他長期「遊手好閒、不務正業」，所以家庭經濟狀況入不敷出、坐吃山空。父親張鎮芳留給他的萬貫家財早已變成了古帖古畫古董，所謂的京畿巨富早已祇是一個空名。於是，他為「新中國」作貢獻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他賣房子、賣股票、賣首飾換來的稀世珍寶捐獻給國家。
早在1952年，共產黨為了「抗美援朝」進行全民動員大搞捐獻之際，張伯駒就把展子虔的《遊春圖》、唐伯虎的《三美圖》和幾幅清代山水畫軸獻給了國家。1955年底，國家發行公債，開展購買愛國公債的全民動員，張伯駒又把晉陸機的《平復帖》、唐杜牧的《張好好詩》、宋范仲淹的《道服贊》、蔡襄的《自書詩冊》、黃庭堅的《草書卷》、宋吳琚的《雜書詩帖》、元趙子昂的《草章千子文》等等無償地捐獻給國家。這些價值連城的寶物換來的祇是文化部長沈雁冰（茅盾）的一張褒獎狀。
同時，他還不辭辛苦地為「新中國」做他喜好的工作。作為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根據康生「尊重遺產」的指示，他推出了《甯武關》、《祥梅寺》等傳統京劇，並且熱心張羅傳統京劇《馬思遠》的演出。他傾家蕩產地給中國共產黨黨國作貢獻，鞠躬盡瘁地為中國共產黨黨國工作。他幹得很歡。
2．淪為右派
他做夢都沒有想到：這個「幹部果真朗如日月、清如明鏡」的共產黨，在1957年居然把他打成了「右派份子」！他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共產黨。他至死都沒有弄明白，他怎麼會是「右派份子」！
中共黨國現在的出版物[3]把此事歸罪到「反革命野心家」康生。據說，康生有次到張伯駒家探訪，看中了蔡襄的《自書詩冊》，一心想據為己有。張伯駒慷慨大度，名聲在外，康生以為祇要稍加「啟發」，張伯駒就會把它送給他。沒想到他反復「啟發」，張伯駒都啟而不發。張伯駒心裏早已形成概念，以為共產黨的幹部都像毛澤東、陳毅（給他製造的印象）那樣朗如日月、清如明鏡，不會像國民黨的某些官僚那樣索賄受賄。康生含恨空手而去，從此對張伯駒懷恨在心。反右鬥爭一開始，他就向北京市文化口和北京市民盟打招呼，要注意張伯駒的動向。由於張伯駒自建國以來的表現無可挑剔，康生祇好在張伯駒挖掘傳統劇目上做文章。哪怕是他本人作出過「尊重遺產」的指示，他仍然指責張伯駒搞傳統劇目是想復辟。他氣勢洶洶地說：「這張伯駒是何許人也？是竊國大盜袁世凱的親戚，是北洋走狗張鎮芳的兒子。他與國民黨的許多官僚稱兄道弟，是個不稼不檣、不勞而獲的吸血鬼……張伯駒為什麼不去研究革命戲劇的創作，而要讓那些封建糟粕起死回生？他這是想復辟，想恢復剝削階級失去的天堂。這樣的人，不是右派，難道還是左派？」
就這樣，張伯駒當上了右派。對於這種傳說，我們不妨姑且聽之，但不可完全信之。共產黨總是把它所犯的錯誤推給已經打倒的前領導人。至於它極力維護的人物，則永遠是無懈可擊的聖人。毛澤東大權獨攬、用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來禍國殃民，其卑鄙和殘忍絕對不亞於康生。陳毅任上海市市長時，把因喪失家產而跳樓自殺的資本家叫「降落傘部隊」，也同樣表現出了他的殘忍。我們應該認為：張伯駒被打成「右派」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富家子弟在本質上的懷疑和猜嫉。無論你如何傾家蕩產地幫助它，無論你如何死心塌地為它工作，它總會認為你是偽裝積極，它總是覺得你在夢想復辟。即使沒有康生，即使在1957年不被打成右派，張伯駒也逃不過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3．貶職吉林
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張伯駒就謹小慎微地度日。他響應共產黨關於舊知識分子要努力改造思想的號召，反復告誡自己，要注意改造思想，莫耍公子脾氣。在莫名其妙地當上右派份子以後，他更加謹言慎行，連自己為什麼被定為右派都沒有打聽過。1960年，陳毅通過吉林省省委書記於毅夫把張伯駒調到吉林省博物館任第一副館長（無館長）。雖然不知何罪之有，張伯駒仍以「待罪之身」開始在吉林省加倍努力地工作。
吉林省地處關外，文化底子相對薄弱，省博物館的藏品無法與國內重點單位比擬。張伯駒再次慷慨解囊，又無償地捐獻了幾十件自己的珍貴收藏，包括元代仇遠的《自書詩》卷、顏輝的《煮茶圖》卷、宋代趙伯嘯的《白雲仙喬圖》卷、元代趙子昂的《篆書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蘭圖》軸、唐人寫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明代董其昌的字對、唐人楷書冊等等。吉林省委宣傳部長宋振庭對吉林博物館的藏畫中尚無宋人真跡甚為抱憾。張伯駒聞言又捐獻了宋代楊婕妤的《百花圖》。當初，他離開北京時，鄧拓請他把《百花圖》留給北京人民作禮物，他捨不得。現在，連這件最後的寶物，他也和盤托出了！
張伯駒的勤奮工作和傾囊捐獻，祇讓他過了幾年平靜日子。「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張伯駒夫婦就成了當然的「牛鬼蛇神」。對於自己的挨批挨鬥，他倒能忍辱負重。但是，當聽到陳毅也成了走資派之後，他卻忍無可忍了。一怒之下，他填了一首《金縷曲》，把江青比成陷害忠良的呂后。這樣的「反動詩詞」當然逃不過革命造反派的「火眼金睛」。他們在抄家的時候把它抄了出來。於是，張伯駒就成了污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旗手江青同志的現行反革命」，被抓入大牢。由於實在查不出什麼問題，在關押八個月後，被發配到舒蘭縣農村去勞動改造。大卡車把他們夫妻扔在一個偏僻的鄉村，一溜煙地開跑了。他們去找生產隊長上戶口。沒想到隊長大人不同意在當地無親無故的這對老人落戶。在朔九隆冬、北風呼嘯的嚴寒裏，張伯駒夫婦在一間廢棄的茅棚中相對無眠地熬了一夜。第二天，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們牙一咬、心一橫，自作主張地返回了北京。就這樣，在北京住了大半輩子的張伯駒，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變成了北京的黑戶，在沒有糧油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票證的狀況下艱難度日。
4．又為上賓
1972年1月6日，陳毅逝世，張伯駒送了一副挽聯，被安放在靈堂的角落。毛澤東在追悼會上看到張伯駒手書的挽聯，突然想起世界上還有這麼一個捨棄了榮華富貴和錦衣玉食，將稀世珍寶無償地奉獻給國家，一心一意跟著共產黨走的公子哥兒。他把周恩來叫到身邊，叫周「過問一下、儘快解決」。於是，幾天以後，章士釗就派專人把中央文史館館員的聘書送上門來，當地派出所所長和戶籍警也上門來為張伯駒夫婦辦好了戶口。
張伯駒夫婦再次被「禮為上賓」。在毛澤東去見馬克思、「四人幫」倒台之後，張伯駒更成了大忙人，詩詞學會、書法學會、畫院、京劇院、昆曲社、文物學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到處都有他的身影。對於他在中共黨國遭受的劫難，他居然不計前嫌、泰然處之。他說：「想想陳帥，人家是開國元勳，尚能忍辱含垢。我等之人，有些不順心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但是，張伯駒對共產黨如此寬宏大量，共產黨卻並沒有給他相應的回報。1982年2月，張伯駒得了感冒，妻子潘素把他送進後庫的北大醫院，住在八人一間的病房。潘素向院方請求換到單人病房或者雙人病房。院方說：「張伯駒不夠級別，不能換。」兩天以後，同房的一個病人死了。張伯駒的病情不見好轉，反而加重。潘素再次請求換病房，回答還是張伯駒不夠級別。再過兩天，又死了一個同室病友。張伯駒的感冒也轉成了肺炎，最後於26日去世。
張伯駒死後，有打抱不平者在北大醫院門口高聲叫罵：『你們醫院知道張伯駒是誰嗎？他是國寶！你們說他不夠級別住高幹病房？呸，我告訴你們——他一個人捐獻給國家的東西，足夠買下你們這座醫院！把那些住高幹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個的貢獻能趕上張伯駒！』」[4]
「舊社會」藐視權貴、遊戲人生、不懼豪強、厭惡官場的「京城玩主」怎麼會變成「新社會」畏首畏尾、誠惶誠恐、無怨無尤、感恩戴德的芸芸眾生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每一個熱愛中國、熱愛中華民族的人深思。
它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思想束縛、思想閹割、思想奴役使中國人民失去了自己貫有的思想作風和行為方式。對此，許多作者（包括筆者本人[5]）都進行過深入地剖析。但是現有的研究還遠遠不夠，還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它還表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高壓統治和愚民政策下，中國人民——無論貧富貴賤、無論男女老少——都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權利，都變成了貨真價實的奴隸。儲安平先生在1947年說得好，「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也就是說，所謂的「舊社會」實際上比所謂的「新社會」要好得多。大家都知道：「多少」與「有無」的差別不是量的差別，而是質的差別。
那麼，具體落實到張伯駒本人，作為一個「玩世不恭」的人，他怎麼會走向自己的反面，自動放棄自己的終身藏品和人身權利呢？這與中國共產黨的虛偽和奸詐有關，與張伯駒本人的盲從和輕信也有關。
1．在張伯駒心目中，中國共產黨個別法令的正確性掩蓋了中國共產黨整體上的無法無天。1950年4月13日，中國共產黨政府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在隨後很多年裏僅有的唯一法律），規定中國實行一夫一妻制。由於沒有子嗣，張伯駒聽從父母之命，娶過三房妻室，最後才與潘素自由戀愛成婚。當時，長房已經過世，他還有二夫人鄧氏、三夫人王氏以及四夫人潘素。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他必須與鄧夫人和王夫人離婚。對此，以「祇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為信條的張伯駒感到十分愧疚。他對朋友說：「她們自從嫁給我，便把命運賦予我，把心也交給了我。然而，她們沒能得到女人應該享受的權利，因為我真的不喜歡她們。她們的一生也就給打發了，想起來，真是內心有愧。」在鄧夫人和王夫人離家那天，他把自己關在書齋裏，無顏面對她們[3]。他一定在想：如果早有「新中國」的婚姻法，明文規定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實行一夫一妻制，他就不會辜負她們終身。他對自己公子哥兒三妻四妾的荒唐生活，一定懊悔不已。他也許就此下定了決心，一定要聽黨的話，認真改造自己。至於在隨後很多年裏，除了形同虛設的憲法之外，中國共產黨再沒有頒佈過任何法律（不管是刑法，還是民法），張伯駒沒有去想，大多數中國人也沒有去想。
2．在張伯駒心目中，中國共產黨個別領導人在個別事件上的誠信（＊編按：史鑑有不同的看法）掩蓋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的欺詐。張伯駒僅僅根據一兩件自己親身經歷的小事，就把毛澤東和陳毅當作聖人，就以為「共產黨的幹部果真朗如日月、清如明鏡」，犯了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他甚至以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現實來寬慰自己。他由「陳帥……是開國元勳，尚能忍辱含垢」就推出「我等之人，有些不順心事，何足道哉」，從而主動放棄了自己的基本人身權利。這是一種消極遁世、自我麻醉的想法。「陳帥……忍辱含垢」是陳帥的事。「我等之人」作為獨立自主的人——不管是多麼平凡，也應當堅持自己的權利。我們不能以陳帥在非正常情況下不能保護他的個人權利為由，就放棄自己的權利。
對腐朽的「舊社會」的不滿，使張伯駒對「新社會」盲目地信任和嚮往，使張伯駒不惜逐步把自己傾家蕩產而積蓄的寶貴藏品全部捐獻給了國家，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諒了國家（對於中共黨國，政府即國家）對他的虧欠。這是張伯駒的悲劇，也是許多尚未覺醒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
＊編按：
實際上，一絲一毫都無私奉獻給國家的張伯駒，受到了以賣國換取自身利益的賣國賊毛澤東的假象欺騙。一些百姓懷念毛澤東，以為那時的基層官員比較廉潔奉公。不過歷史學者不這樣認為。《爭鳴》雜誌曾發表文章《毛澤東乃腐敗源頭》分析，現在中國的腐敗只不過是毛澤東時代罕有特權和腐敗從核心開始擴散，深深浸入到社會各個領域和層次。中共對毛澤東的宣傳與實際情況有很大出入，有的甚至完全相反。毛是中國帝王式獨裁者，他盡情揮霍，卻要全中國人民都在極端艱苦中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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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之一】評共產黨是甚麼
【九評之二】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
本文註釋及參考文獻
[3]張慶國、潘千葉：《京城玩主張伯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4]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黃花崗》網站網絡版，2004年。關於《遊春圖》的來歷，章詒和的說法與張慶國、潘千葉的說法大同小異。章說，張伯駒對她說過：「買展子虔的《遊春圖》，是我把公學胡同的一所宅院（據說是李蓮英舊居）賣給輔仁（大學），再用美元換成二百二十兩黃金，又讓潘素變賣一件首飾，湊成二百四十兩，從玉池山秀老闆那裡弄來的。」
[5]辛明：《自宮、脅迫自宮和宮刑——中國共產黨是閹割中國人民思想的封建邪教組織》，《議報》第90期。@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