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三節：文化的浩劫——人權的厄運(2)

（二）「算總帳」(1)

九月下旬的一天，剛剛吃過早飯以後，隊長徐世奎和管教何慶雲從出工的隊列中叫了八個人出列：

紅爐房的鐵匠吳興全曾當過鄧錫候警察的成都地頭蛇；木工鄧世權，一個在成都碼頭拜過袍哥紅旗管事的老痞子；當過國民黨軍隊上校作戰參謀，去成都參觀的朱國驥；曾任過原國民政府雅安城防司令的上校司令官王德全；曾是解放軍西藏軍區當過上尉軍需官，因投敵「判國」而受到成都軍事法庭判刑二十年的馬文華；以及周學祝，馮俊伯，代朝謀這些在六隊有代表性的「紅毛犯人」。

他們判刑前身份各異，「罪名」也不相同，但想從狗洞裡爬出去，獲得減刑的渴望卻是一樣的，為減刑而不惜踩在其它犯人的肩上，滿肚整人的壞水都一樣。

被叫出列以後，他們開了足足一上午的會，到中午我們收工回來時，都還沒有從隊部辦公室裡出來。

吃過午飯以後，何慶雲滿臉嚴肅的向全隊宣佈，下午不出工，全隊學習，並把我叫到了辦公室去，先將我的手銬上成反銬。我正猜測不知又要對我作何處理，何慶雲已經告訴我：「今天下午召開你的鬥爭會，反省這麼久，也該把污蔑毛主席的言行及攻擊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放的毒，統統地消了。」

自1962年我在孫家花園反省室裡挨鬥爭以來，鬥爭會日漸少了，其中的原因，恐怕主要是這些鬥爭會無法開下去，比如說三年前在甘洛張棒棒組織的鬥爭會，幾乎變成了快要餓死的流放者的訴苦會。

近來，所採取的手段變成李培連所貫徹的「說服為主」，但沒理的理怎能說服人？說而不服，反被受教育者反過來說服了。

明明全國弄得來老百性啼饑號寒，怎可強人接受「形勢大好」？即是方法和態度再講究，要把黑的說成白的都只能枉費心機！

當然魔王在一片反對聲中，正在組織新的陰謀，毛就說，己找到使『社教』運動有效進行新的方法，生養修整已整四年，到他反撲的時機了。

現在，又回到五年前了。對於老參加鬥爭會的「運動員」，自反右以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知道這樣的會早已「程序化」了。

第一步叫「退神光」，先對被鬥爭者拳打腳踢，輔之以口號，讓他先膽寒幾分，失去控制！接著便是在頸項上掛上水桶，使被鬥者無法將頭抬起來，只有埋著頭接受批判，名曰：「端正態度」！

第二步才是檢舉揭發，參加鬥爭的人站在被鬥者面前指奪著被鬥者鼻子，一邊辱罵，一邊戲謔，罵得興起，時不時給被鬥者的臉上，頭上扇上幾耳光，或者幾個人圍著被鬥者像打排球一樣把他當演練拳藝的肉耙子。

最後圍鬥的人玩累了，便讓被鬥者頸上掛著水桶，彎著腰站在中央，而大家便各自吹著與鬥爭會完全無關的龍門陣。

我不知道，中外歷史上有沒有這種「鬥爭會」的記載，還是毛澤東階級鬥爭的新發明，而專其利的。

總之鬥爭會是對被鬥者人格和身體的一種當眾羞侮，因經受不起這種人格羞侮和肉體折磨，文革中死於自殺的人無以數計，除非明白了這層用意，便不會被這種羞侮所擊倒。

何慶雲通知我以後，鬥爭會立刻進行，我還有點出其不意。按經驗，對付鬥爭會我要做的事，便是保護自己的前胸不被暴徒們打傷，今天雙手銬著，剝奪了我自衛前胸的能力，如果心黑的暴徒當胸給我兩拳，打斷了肋骨，或傷了胃、脾或下身，縱然不死也成了終生殘疾。

馬上想到該反穿一件棉被心應戰，哪怕是陰曆八月，為了防止胸部被打傷，熱一點也無所謂，但是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硬著頭皮，倉促上陣。

我從何慶雲那裡回到寢室正在納悶，鄧自權和吳興全兩條老狗，已經凶神惡煞地跟著我到監舍來，兩人連推帶搡的把我扭到了一年前關押我的那間臨時保管室裡，現在那屋裡已經騰空。

屋子裡已塞滿了人，除「主持」會場的何慶雲坐在一張從辦公室搬來的凳子上，其餘的人全都站著，中間大約一米半徑的半園圈，站著從各組選拔出來參加鬥爭會的打手。

我被鄧自權抓進門來便被他猛地一推，踉踉蹌蹌還沒有站穩，就聽見那吳興全雷鳴般的吼聲：「把反改造份子孔令平抓出來」，周圍的人附會那喊聲一齊吶喊，喊聲振得屋頂的瓦閣子都在咯咯作響。

我剛站穩身子將頭抬起來，冷不防在我身後的馮俊伯和周學祝，一邊一記巴掌，打在我的後腦勺上使我一驚，正要扭過頭去向他問理，站在我兩邊的代朝謀馬文華，從左右兩側又給了我兩拳，與此同時站在我面前的王德權和朱國驥，用手指戳著我的額頭吼道：「你看清了，今天專門就是要打你的囂張氣焰，今天你不老實交待問題，便是自討苦吃！」

雙手背銬的我，即使沒有被吊上水桶，在幾個打手的包圍中，也完全失去了自衛的能力。那吳興全再次接連不斷的呼喊口號，他喊一句，其它的人跟隨應和著，聲音響得像打雷，接著，拳頭雨點似的向我頭上落下來。

神光退完，態度「端正」後，何慶雲假惺惺地止住了打手們的亂拳，瞇縫著他的近視眼睛看著我，他今天既是檢查者又是督戰官，他要檢查所組織的八名打手，是否按預先規定的程序在進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