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10日訊】我沒有料到，我們那樣匆匆地離開家，就很難再回去了。這是我們第一次有的一個像個家樣的家；這是我們婚後長達十八年分離之後才建起的家；這是為慶祝我們終於團圓，我不惜傾全部積蓄而裝修好的家。

1987年，勵之「罷官」徹底回家，孩子長大了，勵之母親年老也來同住。這幾年，我們都進入科研教學。勵之任國內外好幾家雜誌的編輯尚未被「罷」，大批書籍雜誌源源而來。原已擁擠的北大蔚秀園住房就凌亂不堪。中國大學的教授、講師沒有辦公室，都是在家裏備課。我只能在老人、孩子都入睡後的夜間，準備我的講稿。

與十三結下不解之緣

適逢1987年春全國人大開會期間，剛被開除、革職的勵之變成中外記者採訪的對象；雖然按上級「打招呼」的要求，我多次婉拒他們於門外，但機靈的香港記者卻往往以學生樣的身份擠進門來；我們有一些全國人大代表的朋友，其中有的仍然趁便來看我們。

不知道在甚麼機遇之下，我們家住房的問題竟然受到關注。在我們不存奢望的時候，科學院院長親自過問此事。按照勵之的級別，根據科學院正在分的幾種可選擇的條件，稍經協商，我作了選定。這就是我們離家出走時的住房。

它座落在科學院南小區，地址房號是：保福寺916樓1101號和1102號。這是一個新建區，據說，原來向上級呈報的計劃是為「博士後」的年輕人建的，所以建材因陋就簡，每戶住房面積都不大，全樓只有為數極少的幾戶是三室一廳，位於最搶手的樓層。這極少的幾戶當然是為領導或老幹部準備的。因此，分給我家的是兩個房號。本樓像我們這種情況的不只一家。

916樓是一座12層高的樓，我家住第11層最頂頭兩號。「頂頭」是我選的，為了清靜。這次總算沒住頂層，1101恰恰又是「13」（按二進位表達式），看來，我們的命運和13這個「不吉利數」 結下不解之緣。

我並不太喜歡這個新家的環境。統一格式的幾棟高樓，比肩站立在馬路兩邊，已經太擠的樓間，還有塵土飛揚的工地和擁擠的自由市場，這裡除了買菜方便，別無優點。不久知道，916樓正南不出500米處就是公安局海淀分局。這點我毫不在意，只是處處感到從地面到天空，連同空氣都不能與北大相比。

在北大我住過的幾處，室內雖然擁擠，但時時能聽到北大的聲息。北大那種特有的時而寧靜，時而喧囂，時而鬆散，時而激盪的呼吸是我生命的一部份。再有，北大無處不在的綠蔭，北大的湖光塔影，未明湖畔的晨讀，大飯廳裡的鼓噪，都點點滴滴灑在我的心裏。

向北大問好

不管是春、是秋，也不管是冬、是夏，每天大清早，我從睡夢中醒來，套上一雙球鞋，穿過迷濛的晨曦，大步跑一程燕園的小路，或是留神快走在沿湖的積雪大道上，然後爬上北大鐘亭的小土坡，深深地吸進湖水滋潤著的校園空氣，向我們的北大問好，向每一棵樹問好，向鮮花，向小草問好。有時，我再下到土坡旁的草地上，作幾段體操；有時，我信步走到湖邊的花神廟，就近看看湖水下的游魚。等我快步往家裏跑時，正是吱吱喳喳的孩子們穿過校園上學的時候了。這樣，我夜讀的疲乏、住室內混濁的空氣，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北大校園的生靈，以清新明麗之氣注入我的胸懷，我得到新的平衡。

不管是我處於順境，被選作「模範生」和「三好學生」的時候，也不管是我被標為「右派」，淪為北大賤民的時候，我都會把我的歡樂、我的自豪、我的不解、我的擔憂、我的悲傷、甚至我一時的絕望，向北大傾訴。每當我高興得或憂傷得坐不下來時，會推上破舊的自行車，或漫不經心地騎上去，在北大遊蕩。

我熟悉學生區那有規律的或擠或松；也知道年青人陣發性的調皮搗旦，眾多人聚在一起的熱烈爭議，雙雙情侶排他性的在一角細語。校內小商店購物，新華書店來了哪種新書？北大小小郵電所工作人員的埋怨，埋怨這裡實在比海淀正式郵局的工作量都大得多，信箱有時滿得往外冒，……這就是北大的學生活動聚集處——「三角地」。

我熟悉北大，北大也熟悉我。在北大從作學生到作老師，一住三十五個年頭（1952—1987）。本係、外系不少長輩和同輩人認識我，圖書館的人認識，就連門衛也認識，近來保衛科的人想必是認得更清楚的了。我只要在北大轉一圈，北大人心裏的溫度，北大人在想甚麼？北大的情緒，北大的喜、怒、哀、樂都會和我交流。更有時被人拉住，站在路邊，三言兩語，盡訴所想。我的精神在北大這個大的包容量之內，得到更深的陶冶，一次次達到新的寧靜。

好在，保福寺離北大不遠，我又在北大講課。所以，搬家沒有使我離開北大。

打扮新家

都說中國的事運轉得很慢，也不盡然。1987年3月開全國人大，4月我家就分到新房。5月，我盤算著，怎樣按我們的可能，把新房子安排得最合用。我取出所有的存款，預計可能再有的收入，挖空心思，尋找財源，有生第一次試圖打扮一下新分到的住房。

在勵之被「罷官」、被「批判」之後，我竟然有這樣的興緻，使有的人驚奇；也有人說我傻，因為房子是公家的，何必作這樣的投資。但此事卻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賞識。這說明，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重視的是甚麼，我們追求的又是甚麼。

說來也可憐，兩個受過良好教育、有教授頭銜（其中，勵之還是學部委員以及有長長一串學術職務），有多本著述問世、合起來已有六十六年工齡的人，總共積蓄不足五千元人民幣。還好，有姐妹兄弟的幫助、朋友的借款，我在裝修的期間湊足了一萬元人民幣（以1988年我們兩人的月收入計，這相當於政府付給的實際月收入的25—29倍）。這剛剛夠付裝修的首次必須費用。就這樣，一年多，再用我的講課附加費，我們的年終獎金，主要是稿費等額外收入，才如期還清了債。

這個新家既沒有地板，也沒有像樣的衛生間和廚房，更沒有任何一件稍稍華貴的傢俱，但在同輩身處中國大陸境內、又不為官的知識份子中，它不僅顯得很好，大概可以稱為是絕無僅有的了。

1988年8月， 我們雙雙去了一趟澳大利亞。經過香港時，勵之又完成欠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黃林秀蓮學人」的邀請計劃。用這些收入，我們買了計算機；熱情的澳門銀行家，為酬謝我們在澳門的訪問、演講，給計算機配齊了打印設備。

這樣，如我們所期，這個家也是我們的工作室。我佈置了書房，有圍在牆壁、頂天立地的書櫥，有研究生討論的地方，有較多人聚會的場所。我們原打算在這裡好好做一些教學和科學研究。勵之不只一次向他的研究生和同事說：「等中國的計算機系統可以和世界聯網之後，出國不出國就沒有差別了，我還不願意把時間化在路程上呢！」

建家等了十八年

1988年底，我以超工作量完成教學；勵之的論文數量、質量在天文臺都位居第一。我們拿到一筆年終獎金。用這筆錢，買了中等的化纖地毯，只夠鋪一半房間的地面。那天，正逢幾位年輕人來，看我們在冷風裡忙上忙下，就七手八腳幫忙鋪好。這樣，客廳立即顯得明亮而雅緻了。

的確，作這樣的投資，我們是想找回那些失去的時間，延伸我們的工作時限和工作領域。

因為，自從我們在風雨飄搖中，在北大校園學生區16樓建立了那小小的家之後，算是安安頓頓地在一起過了整整八年。此後就勞燕分飛，天各一方。每年的「探親假」十二天，有時還要分頭去看孩子，再相會。近幾年，他因開會、因事回家，相聚的時間多一些；我們又儘量把講學、出國的機會安排在一起，朋友們也幫忙促成。但是，總不像有個家。這次我們算真有一個可以工作、傾談、可以無言相對的一片屬於我們自己的地方了。

等了十八年，重建這個家，十八年後的時間分外可貴。我們幾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頭工作的同時，我們有自己生活的原則，我們有自己作為人的尊嚴。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紛紛的年假日，勵之起草了給中國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國迎來一個和諧、繁榮的四十週年。這也促使我們在接到美國總統 Bush 的2月26日晚宴的正式請帖之後，欣然前往。

看來，這樣的生活也是不允許的。1989年2月26日，布什晚宴我們受阻，就是一個訊號。之後，出現了更多的異樣：

比如，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電話到我家，說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們的朋友從飛機場向我家打電話，卻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時，突然電話鈴響，只要我們兩人之一去接，報了名字，馬上對方就掛斷。

監聽、跟蹤不斷

又比如，我習慣清晨鍛練身體；在新居附近清冷而光禿的馬路上，人們此時總是行色匆忙，但多次有一位壯實的男子守在樓角正對的街口瞭望，眼光隨著我穿過橫街。電話被竊聽，我們早就知道，作得如此露骨，則是近來的變化。幹事人的笨拙和疏忽，想來不至如此；這已超出特工的需要，只能解釋為有意恫嚇。

在清冷而冷清的街角佇立、觀察如我這樣一個毫不起眼的教師，只能解釋為認人。

再有一件事，當時引得我大笑不止。本區居民委員會在樓口守候我好幾天，問開電梯的小姑娘、問我的兒子。終於在四月十一日晚，幾位自稱居委會的家庭婦女樣的人找到我家，一定要開門進來。

晚上，我們需要安靜地工作，少有不速之客。在她們大聲申明「有公事」情形下，只好請進。進門之後，仔細看了我的家和我，問明我的確是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說是來要我「作計劃生育計劃」的，叫我填表。我聽了大笑說：「不用作甚麼計劃，我有兩個大大的兒子，我已經五十多歲了，你們可以放心！」她們還盤問我另一個兒子的去向，我一一回答，笑著把她們送走。

這個當時被認為笑話的事，其實已經露出破綻，只不過沒有引起注意。因為，我家的戶口沒有遷到這個區，還在北大。共產黨統治下的戶口管理嚴格，城市居民緊緊地束縛在戶口本上，愈是切身不可缺的東西，就愈密切地聯繫於戶口之上。我每月只能到北大領取各種必須的票證，要在北大買米、買糧、買各種定量的供應品。

好在我在北大工作，而所有的商店幾乎像學生一樣上、下班，我從北大回來，不一定能趕上本區的供應時間。一切「公務」在北大辦不會給我帶來不便。但是，本區居委會的名單上絕不會有我家，結論只能是，她們是受命來對我進行核對，並近距離仔細認人的。

事實愈來愈明顯，我們在中國政府的「另冊」中，已經又「升級」了。為了不使1989年4月中旬開始的、以學生為主的中國民主運動，背上我們的「黑鍋」，我們自始至終都小心地避開。

毋庸諱言，我們是支持學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長期以來，我們的思想，我們的一言一行，對學生是有影響的。我們所說，既有邏輯，也合乎情理；我們所做，既不是為了狹隘的私利，更沒有超出憲法允許的範圍。

但是，中國共產黨要是想整人，有時不直接言明真正的原因，而會不顧事實、或編造出「真像」來為所謂的「階級鬥爭」服務。正因為中國政府否認中國有政治犯，就不得不掩飾、歪曲、編造；即使被稱為「刑事犯」，也得不到公正的公開審判。四十年來，無一政治運動例外。僅一次「反右」，就有約五十萬名戴上「右派」帽子的標準政治犯，被默默無聞地殘害，勞改，發配，……。如今，對我們如此，對廣大的學生、市民也是如此。

上了黑名單

所以，運動剛剛開始不久，當局在新華門打了人，就按「既定方針」毫無邏輯地編造小字報，嫁禍於我。4月26日《人民日報》 社論發表的前後，中國共產黨的、政府的各級系統，層層傳達，點我們的名，稱之為「黑手」。

好心的、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有從中原大地、有從邊遠鄉鎮、有從海外，連續不斷打來電話。有詢問的、有出主意的、有願意接我們去躲避的。本地的熱心朋友，有登門看望的；有的乾脆說，他已準備了車，請我們收拾必要用品，到一個地方暫避些時……。我們為這種患難中不避嫌的行為深深感動。

幾十年來，人們都知道，大的運動捲來，最後都會按照當政者的意願進行清算，更何況我們已經被點了名。我們把這些人和事一一記在心裏，卻仍舊在家裏安心地作我們的工作。

5月3日，袁木、何東昌等，為當時天安門僵持的局面，主持記者招待會。明顯安排好的的，由中國官辦記協的人發難，點方勵之的名，然後袁、何二人唱起雙簧。對方勵之或早、或近的有關報導，任意編排、歪曲、造謠；用說謊、愚民的方式掩蓋方勵之一再提到的人權原則；用狹隘、煽動的語言，斷章取義、顛倒是非的方式，指方勵之「沒有愛國心」、「損害國家利益」。

這段相當長的雙簧，已經是公開對我們進行恐嚇了。有的記者在會議進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電話，擔心我們已被逮捕，足可見當場的騰騰殺氣。但是，我們還是安心地在家裏，並且準備就有關我們的不實之辭進行答辯，或訴諸憲法保證的法律。

戲劇性的一個起伏之後，形勢更為緊張。更為緊迫的忠告，更急的邀請，……接踵而來。也有人用電話對我公然地威脅。但我們仍然在家裏。

5月23日，勵之要去大同開「宇宙學」的會，他是會議的主要被邀請人。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輕人，滿懷憂慮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說：「李老師，我從高幹親友處，得到可靠消息，內部文件很厲害地點了你們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婦』，你難道不能勸勸方老師不去開會嗎？別人不敢勸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險中。這時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點。」

我相信這位年輕朋友，但我知道，很難改變勵之對人已作的承諾，何況會議主持人及承辦單位已多次來電催促。我把消息轉告勵之，提醒他是非常時期，一到大同就給我電話，務必保持聯繫；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變化，回家時先看陽台上有沒有我作的記號，也許我已被捕；再約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們將在那裏相會，是福、是禍都在一起。

當天，他在車站等了半天，為了遣散外地學生，已售出票的車停發，卻不斷發出向南、不需驗票的車。他又回到家來，繼續寫他的論文。

充滿不安與恐怖

5月24日一早，勵之又出發去車站等。臨行，我一半認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開會的年輕同事說：「我把他交給你了！到時候要原樣交還。」

這一天，勵之在擁擠的售票廳站了一天，北京火車站簡直像戰爭期間逃難一樣。他在下午給我打來電話，還沒走掉，可望晚上有車。在車站，他遇見已是海外某小國國家級高官的原中國人，問勵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時候到此小國，表示歡迎。勵之謝了這一片盛意，說現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裏的會在等他。

這一天，家裏也不平靜。我的親人，我們眾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後來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氣裡充滿了不安與恐怖，但不能預測究竟會發生甚麼？大家都感到，某種愚昧、頑固、貪婪、恐懼，聚集成一種沒有理性的、充滿醜惡報復心理的、仍然巨大的力量。我們家處在這強大力量的虎視眈眈之下。來一個人，幾句話，都理解了，然後悄悄地匆匆走掉。平時愛問個沒完的新聞界朋友，也沉默多了，並不堅持要採訪。有的人，就是為看我們一眼；有的電話，就是為聽見我們的聲音；還有人特意送來一件紀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裏，時時聆聽著北京的聲息，等著勵之的電話。

5月25日一早，大兒子從美國打來電話，問我近來的身體。整個居民樓憂心忡忡，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人們在電梯中神情嚴肅，再無意於輕鬆閒聊。上午，某一西方記者來訪，一定要我預測，中國當局會不會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說：「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封閉時代，在全世界的密切關注下，我想他們不敢，總還不至於蠢到這種地步吧！」這與其說是我的回答，還不如說是一種希望。

要抓方勵之夫婦

當天中午，大兒子第二次接通家裏的電話，孩子急得走了調的聲音從海外傳來，他以不容置疑的語氣告訴我：中國當局已經把北京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說趙紫陽是叛徒，要清天安門廣場，準備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識份子，其中首當其衝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這瘋狂的決定。孩子苦苦說服我，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緊急勸告，命令式地求我快離開家，把爸爸找到，帶上弟弟。

我收拾幾件換洗衣服，帶上中國內地旅行必須的糧票、現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車站的交通工具。近來，為了阻止人們去天安門，當局已下令停駛多路公交車，中國人要 叫Taxi 也很難。我只好求助於自Bush 晚宴事件後結成好友的 Perry Link 教授，他迅速要了車到來。正在我將鎖門離家的當兒，電話鈴響，連接三通電話，一通是大兒子又來催的；一通是勵之，他剛到大同賓館；一通是意大利朋友，我告訴他，我即刻要外出，他將來可以從我們兒子處知道消息。

在火車站，我向 Perry Link 致謝道別。我說：「我不知道將要走到哪裏，但首先要找到方勵之。也許我們會在小地方走一走，把這股瘋狂勁避過；也許這是一場虛驚，孩子聽了謠言，我們去看看老人也不錯。這樣的話，我們很快就會回來。回來我一定給你電話，把你的孩子帶來我家玩。」

作為一個長期熱愛中國，能說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說中文相聲），有很多中國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 Perry Link教授，已經被一九八九年以來他遇見的種種事所苦惱。面對著莫名其妙被逼得棄家逃亡的我，他顯得迷惘，帶著幾分憂慮地說：「我願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對你們的幫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見。」

不知會流落何方

在擁擠的售票口，小兒子想辦法給我買到一張硬臥鋪票，自己卻突然決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來。他的依據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經會照顧自己，而且，我們不知道會流落到哪裏。北京是最瞭解全面情況的地方，也許，他在北京對我們更有幫助。我一下子發現，孩子長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親的，甘願把歡樂、幸福和孩子共享，決不願意讓孩子分擔不幸。我同意他的選擇。

離開車還有兩個鐘頭，我仔細審視我那長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甚麼時候長大的。在我心裏，他還是個大頭大腦、厚敦敦的、不愛說話、很有自主性也很強的男孩。

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勵之家的這個大家庭中，是奶奶照顧下的第五個孩子，也就不那麼「精貴」了。他出生前一天，勵之被抓走，接著我因產褥感染再進醫院，他沒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節，沒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睜眼看世界的時候，他不愛哭，總是自己躺在小車上玩，有時半天看不見人，他會努力欠起頭和腳，彎成一個元寶樣，一見到人，就笑了。天太熱，有時因為著急，他頭上的痱子癢起來，他還沒學會抓癢，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頭上，五指一起伸開，再一同收攏。他這種抓癢的方式，一直維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時候。出生在困難中，他從小就比較有獨立性。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心裏有委曲。

母子連心

我永遠記得一件事。那還是在他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次，他帶了一串男孩到家裏來玩，不知怎麼起了糾紛，他們像開了鍋一樣在那裏鬧；我一個人在北京帶孩子過日子就夠心煩的了，又是剛剛「右派改正」、剛剛允許我上台講課，我恨不能一天當作兩天用。當時，我沒有問清原因，大聲責備了他，可能還打了他屁股，說了他甚麼我已記不清了。但後來，在另一件我辦他的「公案」時，他仰起掛滿淚珠的小胖臉，憤憤地說：「你們（指爸、媽）都不喜歡我，連我的小朋友都說沒有哥哥的好，你把他們趕走了！小朋友怎麼想呢？」

孩子的話像灼熱的針，紮在我的心裏。比他大五歲半的哥哥，已經懂得父母的難處；而他正是淘氣、也更需要愛撫的時候。我把精神的壓力、煩惱和苦悶，無意地漏灑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覺中長大，漸漸理解我們了，但我們也更忙了。「反自由化」運動之後，我們的家經常處在政治漩渦中。1988年臨近暑期考試，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備課的桌邊，看我埋頭工作，猶豫了一下，終於說：「媽媽，我給你說句話行嗎？」得到我的同意，他接著說：「你這幾天忙學生迎考，家也沒回。你知道，爸爸在家裏只有他的正經事，和我說話也少，簡直沒有話。有時候我真恨不得有人罵我、打我一頓，像小時候那樣。我難受！媽媽你知道嗎？」

聽了這個安靜的孩子難得吐露的話，我像被火燒了一樣，站起來，抬起頭凝視著孩子的眼睛，那是一雙很像我的眼睛，此時它充滿愛意和矛盾。沒等我開口，他繼續說：「我知道你們的處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覺，我明白你們沒辦法，還是應當由我自己在心理上來克服，我願意長得精神方面更強些。但是，我想讓你知道，讓你懂得你的兒子。」

我深深地內疚，我欠這孩子太多的愛；不是不愛，而總是各種事阻擋我表達愛，而愛是要通過表達才能相互感知，達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靈的滋潤，建立起人間和諧的關係的。

與愛子話別

我還沒有機會彌補過去的損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貪婪地看著他那近一米八七高而勻稱的身材，圓圓的、仍然孩子氣的臉。這噪雜的北京站，竟成了我們母子話別之地。孩子迅速給我買來飲料和一點簡單的飯食，代我找到一個座位，說一路很擠，十多小時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這餐飯。萬般牽掛、萬般無奈，幾多離愁、幾多欠疚，化成最簡單的幾句交待，不管將來活得多麼艱難，也要作個正直的人，努力成為有知識、有本領、有獨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無罪，對自己的生活無愧，你會理解，將來會更理解，假如說我有甚麼遺憾，那就是欠下對你的愛，和欠下對我的媽媽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車，找到我的臥舖位置，放好我簡單的小包。一向不會抽煙的孩子，拿出一包準備好的「洋煙」，一支支分送給我的鄰座，含笑和他們搭訕說：「這是我的母親，她身體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請多照顧！」。火車要開的鈴聲響了，孩子轉身塞給我幾包「洋煙」說：「你不知道會走到那裏，你們一點不會應酬，這也許有用。」又順手把我剛才多給他的錢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點突兀地說：「你們會比我還難。……其實，真要想抓你們，親戚家早就監視上了。要說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這裡有那麼多你們的朋友，你們在這裡被抓的話，全世界都知道。這裡有許多國家的使館……」接著，他匆匆下車，在車窗外，一直看著我的眼睛，直到火車把我帶走。

我等他們來逮捕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資助大同會議的工廠廠長，親自開車把勵之送來，一同陪來的同事笑著說：「李老師！我完璧歸趙了，請驗收！」我把我知道的緊急消息說了，勵之哈哈一笑，坦然地說：「他們『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幫我作宣傳，讓我出名；假如他們真要逮捕我，一定是讓我出更大的名，我等著他們來逮捕。」這話一半是說笑，一半是不相信，不相信當局會如此之蠢，同時也想讓老人放心。但那位廠長想起，在整個開會期間，在行車途中，都有人緊緊相隨。此時我發現，在樓外正對房間的幾個窗口，都有小汽車。這種小城，在工廠宿舍區，難得小汽車長時間停靠，更何況同時有幾輛。

勵之是不信邪的，但就在當天下午，樓下的住戶來敲門。平時為了安全，婆母一人在家時不開門，但鄰居說一定要進來，因為他家廁所漏水，要檢查一下是不是樓上的原因。

太原是工廠城市，水不夠用，居民樓只有一早和深夜才有水，家家都是凌晨上班之前，把一天的用水接在大的容器內。這個要進來的理由雖然不足，但鄰居大聲要求非進來不可，中國人是不允許有隱私權的，老人只好開門。鄰居家老太太進來之後就不准備走，坐下來東家長、西家短說個沒完。

一直等到勵之妹妹下班回來，認真和她一同下去，查看她家並沒有漏水的廁所，她也不以為不好意思。顯然，她是奉命來的，雖然沒看見我們，她可以在匯報中說：「方家老太太開門不痛快，他家一個小房間的門始終關著。」以此表示她的「盡職盡忠」。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們去不遠的古蹟——晉祠遊玩。為了讓我們安心休息，勵之妹妹夜間幾次下樓作偵察，記下了車號。當我們一出院門，幾輛性能很好的小車，始終輪流尾隨；我們坐上去晉祠的專線旅遊汽車，小車不緊不慢地跟在後面；我們進了晉祠，其中一輛白色小汽車也停在附近，開著引擎待命，有另外的人緊跟我們左右。回程前，我們戲謔地查看開著引擎的車號，恰是勵之妹妹記下的之一：山西 01-17340 。

為了開個玩笑，我們改乘普通郊區班車。這種車，站站都停靠，郊區農民或攜家帶口、或肩挑背扛地上上下下，每站都很戲劇化。果然，破舊的郊區車已開出一段，轉了彎，小白車才跟上。前面就是一個圓的叉路口，小車惟恐迷失，快速緊跟，但大車卻呼哧著停在一個不起眼的路邊樹下。幾個小車上的人跳下車，在幾個路口都佈署了人。忙亂一陣，才發現大車又歪歪斜斜地上路了。再到沒有多遠的下一站，小車差一點撞在大車直冒煙的屁股上，在大車尾又吃油煙又吃灰。

不能連累親人

進入市區，這幾個追蹤者在路口下車，截住一輛黑色的 Taxi 樣的車，其中一人跳進車內；原來的白車用報話器說了幾句話，然後開走。我們饒有興味地在公共汽車上，看著這場不高明的把戲。到了勵之妹妹的家門口，那輛一直追蹤我們的白車和另一輛黑車，已一南、一北停在家門口。這輛黑車的車號不是本市的，看來為了對付兩個手無寸鐵的書生，真用了大力氣！

1989年2月26日的夜裡，因 Bush 晚宴，我們已領教過更大的場面，對太原的表演並不害怕。不過，看來大兒子的消息不是謠言；小兒子的判斷也屬正確。我們不能讓親人受連累，更不能讓老人受驚，因此決定回北京。

幾天的奔波，加上水土不服，我躺了一天。第五天一早我們道別了親人，準備去火車站。剛開門，樓下一個中年婦女堵住門口正要進來。可能是樓下幾輛車苦守一天一夜，未見任何動靜，所以又派人來查看。送我們的孩子奚落地說：「不用你來監視了，人家走了！」。去火車站的路上，我們也是在兩輛車的伴送之下：一輛是白色麵包車，，一輛是白色小汽車 。一到車站，那車上的人直接進了站長室。我們上了火車，那車上也有人上了火車。火車到豐台，已經是北京郊區了，突然有三個彪形大漢來到我們的臥鋪邊座上，坐著不動。一直看著我們在北京下車，他們混在下車的人流中，消失了。我想，大約是把我們交給北京的監視者了。

燒勵之的模擬像

離家整整五天，香港和國內各地寄來一小疊匯條，都是請我轉交天安門學生的，其中還有邊防戰士的。多麼可敬、可愛的年輕人啊！信走得太慢，形勢險惡，我已無法完成這些比錢本身重得多的囑托，我也不願取出這些錢。按照中國郵政慣例，無人取的錢，應退還寄錢者；我不放心，一一給他們寫了信，告訴他們，若需原匯條，我立即寄去。

除了匯條，還有更多的信。我一一給了簡單的回信。當時我沒料到，這是我在此後一段時期中，能直接發出的，給中國大陸上不相識的青年朋友的最後一批信了。我也不能預測，這些信會不會給他們帶來災禍。

回家的第三天，六月一日，清晨剛起身，我們的記者朋友ABC廣播公司的柯達德先生，登門告急，不久， 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來電話。他們說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幾個郊區縣，如大興、順義等，由政府組織的農民遊行中，焚燒了方勵之的模擬像。他們擔心方已被捕，也想瞭解方本人的感受。

勵之泰然地說：「我們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發生的事，我們的一切活動，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們是清楚的。燒模擬像，在國際上或中國歷史上，我記得，只有國家級或領袖級的人享用過。我今天竟有此殊榮？他們要這樣作，我不介意。」勵之照樣去天文臺上班、答研究生問。

在天文臺，有人相告，送勵之的那位廠長離開太原後，被公安車緊緊追蹤，直到中途停車休息，公安車才發現有誤而放棄。這使我想到，為甚麼他們要反覆核對，真也笨得可以！

乾脆英勇就義

六月二日，在美國的大兒子來電話，我簡述了一切，我認為當局有意逼我們，作出錯誤的決定，他們好利用。我們離開北京一共五天，關於我們的謠言已經滿天飛，諸如，已經出國，已經到了香港，逃命去了，……。最後我說：「我們等他們來抓，要出國，也等將來光明正大地走！」孩子在電話裡大叫：「媽媽！你們千萬千萬不要作這樣的『英雄』！為甚麼要以這樣『英勇就義』的語氣說話？媽媽呀！你快答應我，不要作無謂的犧牲！」我安慰他，問題沒有那麼嚴重，中國不至於如此黑暗。

也許，國外得到的消息更多、更正確，國外打來的不只一個電話，有外國朋友，有出訪的中國朋友，都擔心我們生命的安危。也不斷有記者來，有的是看看我們是否還在，有的一定要攝下照片。氣氛急迫而緊張。

上午，勵之照常去天文臺；下午，我如約接通 Perry Link教授家的電話；他和夫人 Jean 帶著兩個可愛的孩子來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無玩興，談話離不開天安門。只有他那淘氣的小兒子 Nathen，看上了大客廳牆壁上掛著的一柄寶劍，那是1988年的最後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專門托人登門送來的禮物，這是他家祖傳的紀念品，願送勵之保存。

這兩天，北京人是數著鐘點過日子的。一輛吉普壓死市民的事，在人們心上投下濃重的陰影。六月三日晚間的新聞聯播，已經殺氣騰騰，人們不能入睡。在這西郊的科學院宿舍區，住得較近的鄰居，悄悄地交換看到、聽來的消息。人們的心，密切關注著天安門，但願快快天亮。

他們真的殺人了

半夜，電話鈴可怕地響起來，一個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記憶裡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聲音急促地說：「李老師，不要問我是誰，我是北大的學生，同學們叫我一定要打通這個電話。我好不容易、冒著火光和槍聲來打這個電話，就是要告訴你，我們親眼見到，軍隊和武警已經殺人了！他們殺人了！這是真的！在我邊上一位清華的學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學頸部中彈，被打穿大動脈，血流如注，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這消息弄懵了，一再問：「是真的嗎？我能為你們做甚麼？」對方的孩子似乎著急起來，更快的說：「是真的！我親眼看見的！你那裏能聽見槍聲嗎？現在仍然在放槍。我們甚麼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師平安。殺人之後，他們不會放過你們的。……」孩子哽咽著：「老師，多保重，再見了！……」放下電話，他又忙著救人去了。

這時，我才聽見，在北京深深的夏夜，遠遠地傳來一種沉悶聲，伴著斷續的、似爆竹的聲響。我覺得，要做點甚麼，一陣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涼。樓道裡，雖然家家都不開燈，但家家都沒有睡。

接著，第二通電話又響了，是一個更成熟的聲音，簡單的通報，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統計：有20人被打死，有兩百人受傷。第三通，是一個東北的、似曾相識的口音，向我通報：在他附近的統計：50人被打死，幾百人受傷。……。快天亮了，又有人報：死一百，傷一千……。每一個電話的最後，都是憂慮而深情地說：「不要問我是誰，希望你和方老師珍重，平安。」

我覺得，天也變了，地也變了，這是不是一場夢？ 一場惡夢？一場該死的、罪惡的夢？！ 電話發出的每一個音符，都是來自那罪惡的屠殺場。也許，這是某個年輕人最後一次和人世間通話。他們報出的每一個數字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啊！是一個年輕人的心啊！。

盼來六月四日的黎明，樓道裡出奇地安靜。既沒有平時孩子們每逢星期日在電梯裡的喧鬧，也沒有大人相約買菜，和為假日烹飪的忙碌。徹夜不眠的人們，在樓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睜著乾澀的雙眼望著前方。

中國大陸的人很熟悉這樣的表情，那是當大難襲來，人們掌握不了自己命運時，常有的表情。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讓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為了防止有一類人，用任何一句話編造是非。

一個我很熟的北大學生，打來電話。他是聽了六月三日晚殺氣騰騰的廣播後，想去找同學回校的。走到六部口附近，無法前進，親眼目睹殺人的慘劇。他邊說、邊哭，聲淚俱下：「你知道嗎，阿姨！我到了那裏，我親眼見到，坦克和裝甲車開過來，橫衝直闖，他們從車上無節制地向人群開槍。路邊的人，站得好好的，也沒叫口號，也沒唱歌，軍車上的人就向人群掃射。我親眼看見，同學們就這樣倒下去，腦漿迸裂……。我們回到學校，不少同學身上，還留著死去同學的血和腦漿。太慘了，我真不明白，為甚麼無原無故地向人群開槍？」孩子說不下去，而且顛三倒四。顯然，他拂不去這血淋淋的慘像，他的心還在那可怕的屠殺場上。抽泣一陣之後，他說：「北大的老師徹夜等在校門口，現在他們去學生宿舍查看，不知道我們會失去多少同學？……」

一定要保重

快到中午時分，北大一位教師打來電話：「李淑嫻，我告訴你，據紅十字會確切通報，昨夜、今晨，學生和市民共死亡兩千六百人，傷六萬人。這是官方承認的紅十字會報的，不是謠言。今晨，全體在校的教員，列隊迎接能回來的學生，學生們回來都是歪歪斜斜，人數不多，太慘了！我們和學生，抱頭大哭。聽說，清華大學這次犧牲最慘重。北大究竟犧牲多少，還沒統計出來。我只想提醒你，那些人已完全失去理性了，甚麼事都可能作出來。希望你們要多保重。」這聲音已經收拾起巨大的悲傷，充滿了憎恨和憤怒。我明白，這時候給我打電話，又是經常上了我家公安局錄音帶的聲音，對他們是危險的。這樣冒險通報，就是告訴我實情，你們要多保重，這字字千金啊！

誰都無心吃飯，上午，勵之仍然去天文臺上班。中午，勵之剛回家，Perry Link 來了，他紅著眼圈，戴著黑紗，兩天不見，他好像瘦了、也蒼老了。大概每人都是這樣。他剛在中國人民大學門口，聽學生訴說。他欲哭已無淚，傷心地站在那裏，也站不住，直倒換著雙腳。停了一會兒，他啞著嗓子說：「你們都知道了！真沒想到……我見到很多現場實拍的照片，看見了學生們……，太慘了……」 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約我憔悴得十分難看。我指著他臂上的黑紗，他黯然說：「是學生們給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點表示。」我小聲、憤怒地說：「誰也想不到，想不到他們竟這樣凶殘，這樣愚蠢！是愚蠢！……」這時，勵之的學生送文章來了，又來了甚麼人。

為了不打攪勵之和研究生交談，我請 Perry Link 進了裡屋。他從傷感中醒過來，關切地說：「你們若有任何困難，需要我幫助，我一定盡力，你們不用客氣。」我說，在這時候，和我們太密切，可能會面臨麻煩。他卻提高了聲音，真誠而難過地說：「現在我甚麼也作不了，也坐不下來作事，中國人處在這樣的苦難中，我起不了作用。假如能為中國人作一點事，我心裏會好過一點。」我也告訴他，各方對我們善意的警告，我們的確是處在危險中。

那有這麼笨的政府

但偌大的中國，何處安全呢？我們已出走了一次，正如小兒子所說，當局若想要抓，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對我們都不安全。我不願意再給親友製造麻煩，我們太瞭解中國共產黨了。上次的出走，是基於我不太相信當局真要抓我們，太原之行打破了這種僥倖心理，更何況他們已經殺人了。也許，外國人的家裏安全一些；也許，外國大使館更安全些。但這樣一步是很難跨的，我還希望，這種混亂局面只是一時的；也許，到一個隱蔽的地方住一、兩天，看一看，再回家來。

Perry Link 作為一個很瞭解中國人的美國人，仍然很難理解中國人深層的心理，他茫然地說：「外國人的家，現在也不安全，自從Bush 晚宴之後，我們家受到密切注意….」他不願說自己的難處，接著，他不解地說：「大使館，我沒有問過，不過，美國大使館接受避難，這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不知道，你們方面有甚麼障礙難於跨過？一切你們自己決定，我願盡我可能的力量。」

我坦白地告訴他，最主要的，是怕由於我們的行為，影響中國的學生和學生運動，讓中國當局有了藉口，對學生不利；其次，勵之是個十足理性的理想主義者，他視名譽比生命更重要。到現在，他還認為當局沒有道理來逮捕他，因為，他完全沒捲入天安門的事，不必躲避。再有，勵之過於相信他自己的聲望；他覺得，當局若無理地動了他的話，他們自己將來很難下台階，哪裏有這麼笨的政府？

Perry Link 一肚子的狐疑，不知道哪一種估計更正確，念叨著：「我不明白，老方的事怎麼影響學生？我也不明白，為甚麼要冒著坐中國共產黨監獄的危險？在監獄裡，甚麼也做不了，怎麼對學生有好處？怎麼對中國將來有好處？謠言儘管他們造，實際怎樣最有作為，最能發揮自己作用，才是重要的。當然，甚麼都由你們自己決定。」這充分表達一個正直的美國人的心；也顯示出兩種文化背景衡量事物的不同角度。中國的知識份子，「西化」如勵之那樣，在心底裡，仍然有些許「中國士大夫」的氣質。

今夜不能在家住

經過「八九民運」，更多人在自己的經歷中，接受了新的價值觀；人民把能有一批人逃出生天的消息，當作喜訊，到處傳播，不介意官方宣傳中所稱的「叛逃」。 Perry Link 臨走一再說：「我再想想，有沒有安全的地方，我隨時準備幫助你們。讓我們保持聯繫。」

下午，一位年輕的美國記者，急急地打來電話，直愣愣地說：「要不要我幫你們離開家？換個地方？」我們謝了他的關心，表示我們哪裏也不去。

下午四點多，Perry Link 和一位他的記者朋友來了，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個折中的辦法，記者朋友請我們到他所包的飯店房間，那裏平時是安全的，中國官方一般不會來打擾。勵之仍舊不動聲色，他說還要看一看，明天他還有一個約會，完了再說。兩位外國朋友擔心地走了。走前，我說，我們家的電話用起來要倍加小心，我和 Perry Link 約定，假如情況緊急，需要他的幫助，我在電話中就說，要他把孩子帶來玩。

快到晚間中央電視台聯播節目時間了，人們憎恨這幾天的節目，但一定要看，看究竟說甚麼。就在這時，樓下忽然聚了一堆堆的人，原來，有人把一個被槍殺的七歲（或九歲）孩子的遺體，送來讓大家看。無言的抗議，大人低下頭，小孩緊緊拉著媽媽的手。

我們的摯友，前兩天還說去太原是多此一舉，當晚派他的妻子來，告訴我們，軍內上層已正式傳達，要抓方、李夫婦倆，他替我們找到一間空房，可以蟄居一些時間，他的妻子等我們決定，好立即帶我們走。她警告我們，今夜不能在這個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裡。

我們的鄰居，悄悄地來了。他緊張地說：「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們要是信任我，今夜，無論甚麼時間，來我家住，我們把床給你們留著。用坦克、自動步槍對著手無寸鐵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們了！我們真可憐，真是手無寸鐵啊！科學院這個區，他們最恨，這是知識份子聚集地，將來整起來，一定是不會輕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讓別人看見。

情況危急

門鈴又響了，進來我認不出來的一位盛裝女子，原來是我們青年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亂地拿著丈夫的字條，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輛車，今晚八點出發。兩位老師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們同意，八點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這裡來。我把二位老師送到×××先生那裏，先住一陣。」我知道，她既擔心丈夫，又擔心家裏一個幼子，就請她快回家；告訴她丈夫，不管我們去不去，都永遠記得在這危急時刻他為我們作的一切。我們七點半不去的話，就是不去了。他們有甚麼安排，不要耽誤。

電話鈴響，送來一個土氣十足的聲音，勵之拿著電話，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甚麼，突然他笑了，接著說：「我明白了，謝謝你，我明白了，明白了！」這一連串的「明白了」，原來是對於電話「啞迷」的回答。放下電話，勵之向我解釋。這是一位十分「正統」的朋友打來的，情況的險惡，使這位朋友用改變了的聲音和腔調說話。這位朋友說：「老方，厄（我）從山東老家來，咋這裡呔髒，你咋不換個乾淨地方待著？看！電視上都演的啥？」這時電視正在說「平定反革命暴亂」的事。

這個電話使勵之比較相信情況的緊急，因為，別的好友對我們鍾愛，反而使勵之認為他們過於擔心。「正統」的、不過於激進的人都認為危險，那就更有客觀性。這時，他才同意我給 Perry Link 打電話。一接通，我一一謝了所有在我家等我們決定的朋友，請他們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我雙手拉著他們的手，用力地用雙目盯視著他們，我要永遠在心上刻下這一張張純樸、善良的臉。

就這樣離開家

這是 Perry Link 這一天內第三次來到。勵之還想著明天就回來，這時，他的研究生來了，勵之交給他要辦的事，應該寄出的文章、書信。我收拾幾件最簡單的漱洗用具，向小兒子說：「一起走吧！」他顯出不情願的樣子，我勸說：「媽媽不放心你！你就算先送送我們，明天再回家，好嗎？」就這樣，我們離開了家。六月的夜晚來得很遲，黃昏的斜陽下，我回頭再望一眼我們住房的陽台。陽台上，我專門請人做的曬衣架子，還有打通兩個陽台之間的拱形門洞。這都是請人裝修房子時我得意的設計，準備在家裏不定期地請朋友們、學生們來進行學術討論，或舉辦「Liberty Salon」。為此，當大兒子要用他的助學金送我們一件禮物時，我指定，要一座自由女神像。

陽台上，還沒來得及種上一點我希望有的綠色植物；陽台上，還放著一位朋友特地送來的防火索；室內放下的落地窗簾隱約可見；……。我轉身又看一眼樓前的場地，一樓住戶的鐵柵欄，柵欄上不整齊的綠色枝葉。猛然，在樓的轉角，靠著柵欄，站著一位中年人，他含笑看著我們進了汽車。他是誰呢？

Perry Link 替我拉開車門，再一次催我上車。一向行動急促的我，還在發愣，我好像預感到甚麼，又回頭看看我的家，才低頭進入車裡。車座的布罩上，點點血跡；司機座邊，另有一人。司機急忙解釋：「我們不敢一人開車，不知道會撞上甚麼。這一夜，我們都在自願免費冒險拉學生，你看這布罩上的血……，唉，太慘了！學生們真是可憐！……。」我才明白， Perry Link 沒有用他的長期包車，而是為我們特地叫了一輛 Taxi。

車行到海淀大路上，一群群的人，聚集著；有人圍著持槍的軍人，連問、帶說理、兼責備。北京人沒有怕，北京人睡不著，都上街來了。天暗下來了，我們決定去就近的 Shanglira 飯店，等明天再作決定。找到房間，天已全黑了，路上有持槍的人，我們不放心 Perry Link一個人回友誼賓館，但他不放心夫人 Jean 一個人帶兩個幼小的孩子；我也想起，Jean 最近私下告訴過我，Bush Dinner 之後，常有無聊的騷擾，甚至有人往她那裏打下流的電話。無奈，我懷著擔心，目送他在黑暗的夜色中，一個人走了。

一夜不眠，聽著殺人之後北京的聲音。深夜，越洋電話接通。清晨， Perry Link 來到。勵之要回去參加約會，我想知道確實的消息才放他走。

只有一條路

我接通一個我信得過的家，告訴他們，我在一個新的地方，想知道真情。孩子搶過電話，急急地說：「李阿姨，北大很多同學至今不知去向，學校一片肅殺之氣。學生領袖都不見了，也許被殺害了，也許躲起來了……」我急得說：「你不要叫我，也許我不再給任何人打電話了，但我不能判斷，情況究竟怎樣；假如可以，我們想回家，他還有事……」孩子聽到這裡，急起來，大聲說：「阿姨！我告訴你，學生領袖都躲了，當局不會放過你們，這是真的！還有，據可靠消息，在各海關、各口岸早已有你們的照片，你們不可能通過那些地方。但是，同學們都盼望你們安全，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大家要知道你們安全！這消息對學生太重要了！我只能說這些，你和叔叔要多保重，再見！」這是我向外打的最後一個電話。

我們面前，只有一條路了，那就是，先到大使館，要 visa 一試闖關，與其在家中或在街上不明不白的「失蹤」，不如在公共場所被捕；同時也試問一下有關的條例。 Perry Link 來時已發現，路上更緊張了，為了保險，他找來一位年輕的 CBS 工作人員，拿著可通全世界的報話機，擠在一個小車上，出發了。沿途，經常走不通，改道再繞；沿途，在高校附近，學生設的簡單路障上，綴滿了紙作的白花；沿途，人們悲淒而膽小地彎腰低頭，匆匆的行人像幽靈一樣；……這就是我離家的路上。

患難與共

都說中國人很愛家，中國古、今有多少懷鄉、思家的名詩、名歌；但是，這幾十年來，在中國大陸的國土上，既沒有戰爭，也沒有分裂，而可憐的中國人，卻經常被弄得家破人亡；中國知識份子，卻經常是夫妻分離、遣送邊疆、掃地出門的命運。

我告別了多年來盼望的、唯一的一個像個家樣的家。這也許是我告別了某種更深層的東西，告別了某種思想模式，告別了某種價值觀念，告別了某種心理狀態；這也要求我尋找一種新的心理平衡，要求我開始走生命的又一章。這需要勇氣。

和每次劫難不同的是，這次巨大的劫難，我和勵之在一起。也許，我們可以得到相互的精神補充；以我們已不算年輕的生命，有相知，相愛，相補，來譜寫這對中國人來說，是精神的、生命的、新生的一章。

本稿成文於１９８９年，最初發表在《遠見》雜誌１９９２年第二期。

——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