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農六隊(7)

（二）思想改造試驗田(3)

對這一曲美妙的迷魂音，很少人會去探究其中的原因，大學生們所接觸的民主，自由，三權分立的歐美口號，沒有幾個能說清楚他們的歷史背景和包含的內容。政治課每天向我們灌輸的全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如何美好，「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可悲的是，誰也不知道今天蘇聯究竟怎麼了，當時我們巳聽到了史大林時期，社會主義給俄國帶來的災難。

然而，無論是恐怖還是激情，都迅速被今後的社會主義結果所糾正，野心家的猙獰嘴臉也在輪番的「實踐」中暴露無疑，曾被欺騙和恐怖所征服的年輕知識群體立即分化，一部分變成了瘋狂的專制主義的倀鬼，一部分則變成了專制壓抑下的反抗者。就連鄧拓，吳啥這些共產黨的才子們，也會從大鳴大放時期的「左派」積極份子，變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幹將。

就以我們面前這位正在主持我們這次學習的，原雅安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李培連，當年曾充做該校的右派學生的屠夫，當今從新學習這一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時，他會情不自禁的說道：「這幾年確實出現了災難，許多人餓死了，人民心頭壓抑的話不敢說。」

看來，李培連比朱國驥，周學祝之流真實多了，這是他從中共的上層得來的解脫，他說」極左的思潮在共產黨內佔據了上風，革命嘛總有左右搖擺的時候，主流還是好的」這一翻話的言不由衷，會在今後實踐中繼續得到證實。

「所以，我主張這次學習，大家要講真話，只有說真話，才能接觸自己的思想也才能談到思想改造。」這是他的言不由衷的苦惱，還是敢於去觸「文字狀」的禁區，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於是他在這次學習上提出了三個讓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第一，該如何看待中國眼下的經濟困難和饑荒，這些陰暗面是十個指頭裡一個指頭的問題，還是該根本否定三面紅旗？第二，中國眼下的困難是不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難免的過程？第三，壓制各種反社會主義言論是革命的需要，還是不講民主施以霸道？這三個問題反映出了，李培連多少有一點講理的成份，而講理是獨裁主義絕對忌諱的「禁區」。

不過，倒可以看出他迷信毛澤東的天真，李培連倘若還保存人的基本良知，總有一天他會認識到，在中國他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原來真是野心家玩弄的一場政治騙局，所以當爭論繼續下去，越使他陷入了無法調和的矛盾中，「學習班」既不能按照他的努力，使我們相信中共宣傳沒有欺騙，也不可能讓我們在監獄中，在他主持下變成公開批判毛澤東的講壇。

有一次爭議達到高峰時，雙方都不能說服對方，陳力提出了一個方法，他說：「我看我們這種小組討論得不出什麼結果，除非我們大家都遵守一個規則，也是我們這許多年來實際的法則：『強權便是真理』，否則我們誰都不會相信，中國發生災難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不可避免的。」

其實陳力點出這一點，才是中國政治的癥結，在這個世道裡要麼屈服於強權的淫威，中共怎麼說我們就怎麼信；要麼就當盲人瞎子，不管發生了什麼，都不知道什麼才對。

對這個結論，李培連堅決加以反對，他列舉了哥白尼和布魯宜，以此來證明犧牲於強權的人並不承認強權就代表真理，其實強權是不是真理的問題，是同人性的善與惡同時並存於人腦之中的複雜而奧秘的東西，監獄中的獄吏們也不能在內心世界裡逃避善與惡的較量。

如此看來這次學習是李培連們，試圖用一種稍有人性的「思想改造」來替代繩捆索梆的棒棒主義。

在這個嘗試中，他帶著一種天真的想法，來替自己信仰上出現的危機解脫，試圖證明毛澤東也承認人的理性和感化。不過，他會在更多的人生實踐中明白，在專制主義狂的字典裡是根本找不到他渴望的理性的。

奉行獨裁的狂人是無法容忍忠言的，迄至今日，獨裁者只相信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邏輯。

到此時，李培連可能做夢都沒想到，北京城裡正在醞釀著一場置他的理性於死地的文化大革命陰謀。雖然這位在九年前曾充當「右派」學生的殺手，現在還沒有意識到他的理性沒有扎根在專制主義的皮上。(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