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2月07日訊】聽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橫河，今天我們來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重慶發生了什麼事，王立軍究竟出了什麼事情。這幾天關於中國的新聞不少，被國際上高度關注的主要是藏人自焚抗議、軍警鎮壓，還有就是烏坎村村民委員會的選舉。但是另外一條消息正在發酵當中，國內已經比較熱了，國外媒體也開始跟進，那就是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調任的消息。

王立軍是否被貶了

關於王立軍的調任已經被重慶市人民政府發布的消息證實了，這點沒有什麼懸念，但是對於調任的原因分析起來卻大有文章。一種是比較樂觀的說法，就是說薄熙來可能十八大以後會入常，就是進入政治局常委，王立軍作為他的主要助手，因為沒有政府的管理經驗，所以要到其它的部門去歷練一下，積累經驗，為進一步提升做準備。

為了讓這個說法具有說服力，有的報導還悄悄把王立軍主管的部門，說成是掌管經濟，這個說法有一個致命傷，就是和事實完全不符合。因為在新公布的副市長的排名當中，王立軍主管的是文教科技，是最沒有實權，最沒有提拔機會的，在所有副市長的名列當中是排在最後的。排名在前面的按照這個實權的排列，依次序是常務副市長，然後是管工業和經濟的，然後是新聞出版，再就是政法，再就是基本建設和外貿，連王立軍一共是7個副市長。而從2010年開始他就是排名更靠前的主管政法的副市長，所以現在他的排名是往後排了，硬要說是讓他積累經驗的話，這個說法說不過去。

另外中共的系統持續十多年以來，一直把維穩看成是官員政績最主要的部分，維穩也是中共目前最大的政治，因此維穩這條路本來就是中共官員升遷的一個捷徑，他完全沒有必要去捨近求遠。你像周永康本人，他就是當年江澤民為了加強迫害法輪功，而把他從四川省委書記這個位置上，跨行業、跨專業調到公安部當部長的，然後從公安部長又升到政法委副書記，進而取代羅幹成為政法委書記。如果不是把他調任到公安系統去負責維穩的話，周永康很可能永遠不能成為最有權力的政治局常委之一。

而在地方上，它的公安局長一般都是兼任當地的政法委書記，而從政法委書記到主管政法的黨委副書記，只有一步之遙，所以很多中共的主要官員是從這條路爬上去的，像廣東的「政法王」陳紹基，就是這樣的。也有可以轉到其它的省直接去任省委書記，你像北京市原來的公安局長、政法委書記強衛，就是在擔任北京分管政法的市委副書記的這個位置上，調任青海任省委書記的。很少看到政法系統的人需要調到一般的行政部門去升遷的這種例子。需要指出的呢，這些部門和這些部門的首腦都是迫害法輪功、迫害人權的主要執行者，都是血債累累的。你像陳紹基和強衛都是這樣的，當然王立軍也不例外，我們後面會專門討論。這是比較有利於王立軍本人的說法。

另外一種說法相對就更可靠一些，就是說王立軍可能是作為薄熙來打黑的替罪羊推出來的，這個是針對打黑的重慶模式的一部分。重慶的模式它是唱紅和打黑，打黑就占了一半，對於這種重慶模式，來自社會和來自黨政的高層都有很多不滿的情緒，這種情緒的表現形式就最終把王立軍給弄下來了。有人分析就是對重慶打黑的這個實質，實際上是一個「黑打」這種做法，最終可能會無法控制，那麼這種想法在高層和很多利益階層引起了不安。

要知道這個唱紅打黑是薄熙來在重慶發動的一場地方性的政治運動，這在中共的統治史上是很少見的。一開始是他企圖從被流放到西南，被邊緣化的這個角色，要重返政治中心所想出來的一個策略。後來，他的唱紅比較能夠得到高層某些人的擁護和支持，是因為中共有一部分人在最高層，他們在目前國內外的政治局勢很不利的情況下，需要尋找意識型態的合法性的根源，而病急亂投醫，這些人是支持他的唱紅的。

而打黑就有所不同了，因為打黑它還涉及到了另外一些方面的問題，比如說它涉及到對重慶前任市委書記的抹黑。你像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和中央的賀國強，都是原來從重慶市委書記的位置上出去的，過份的打黑可能就牽涉到抹黑這些前任的重慶市委書記，另外這種黑打的方式它全面破壞了法治社會最基本的一個程序正義，尤其是後來曝光出來的李莊案，還有就是樊其杭被酷刑逼供的案件。這些案件在重慶的打黑過程當中的胡作非為，包括一些明顯的在國內外高度關注下的酷刑逼供的案例，以及重慶把這些酷刑逼供和違法亂紀的行為過分的張揚，也使得一部分官場感到很不安。

雖然有很多重慶的政府和政法部門的人員參加打黑，但是一般人公認它是以薄熙來、王立軍這條軸在運作的，他們兩個人一個是主要策劃者，一個是主要執行者。把王立軍調任很多人認為就是間接對重慶打黑的一種政治上的否定，這種說法是比較可靠的。還有一種說法是說，這個行為主要查處王立軍的腐敗。根據博訊網上披露，說是中紀委已經掌握了王立軍主要涉嫌了三個方面的犯罪，一個就是在遼寧期間，對黑社會進行保護撈取好處。第二個就是在遼寧和重慶任職期間，通過控制公安設備、服裝採購拿取回扣，僅僅在重慶3年說是警務設備採購涉及金額幾百億元，而由他的朋友控制回扣進入海外帳戶；另外還說，在重慶王立軍要求所有的警察都穿西裝，成本只有200元，要支付4千元。第三個就是王立軍在大連和重慶這兩個地方，都接受了朋友的房地產的好處等等。

這三條現在沒有其它的途徑可以核實，但是我們可以分析它的可能性有多高。關於第一條可信度應該是很高的，因為中國現在是警匪一家，這個是人人都知道的，王立軍本人要是廉潔的話，他恐怕在那個位置上一天都待不住。不是說哪一個公安的官員不腐敗，而是說人人腐敗，只是說哪一個還沒有被抓而已。因為人人腐敗了，所以被抓就不可能是因為腐敗被抓，而是因為在政治上失勢被抓，或者是抓他政治上的小辮子，或者是要抓他的後台，把他給抓出來了，是這種情況。

關於第二條就很有意思了，因為現在網上流傳了一份王立軍的發明創造，大概是一個申請專利的表格，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內容可以說是大部分，是關於警服在內的警用裝備，還有一些什麼警燈啊、警車的配件等等這一方面的發明，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你就很難想像公安局長整天忙不過來了，怎麼會有時間去做那些發明，而且那些發明、那些東西都是現成的，已經是警用裝備的生產廠家早就按照標準製造了，你根本就不需要對它進行改動，沒有說一個地方的公安局需要對這種通用的警用裝備進行改進的。

如果那個表上列出來的是事實的話，如果說我們把指控他的警用裝備的生產採購當中的腐敗，和他所進行的這些發明創造的設計連在一起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實際上這是一條腐敗的鏈，這樣看起來的話就真的有點意思了。當然也有人說可能幾百億元這個數字太大，懷疑這個真實性。其實我們可以粗略的來估計一下，中國2011年全年的財政支出是10萬9千億元人民幣，而維穩經費是六千多億元，大概占了5.5%；重慶的財政支出在2011年是3千9百億元，如果按照全國維穩經費的平均數5.5%的話，那麼它的2011年的維穩就是兩百多億。而重慶官方資料公布它2011年的公共安全支出是32億元，這個公共安全支出實際上就是維穩經費，加上王立軍在重慶兩會上宣布的，2011年一次性就有170億的安全控制的投入，把這兩筆加起來恰好也是200億元，所以一年200億元的維穩經費的支出，應該是比較可靠的估計。而在維穩整個系統當中，公安是個大頭，這樣的話3年警用裝備的採購上百億，就是3年維穩經費的1/6來投入公安裝備的話，這個還不是完全離譜的假設。那麼上百億的公安採購費用，這裡面貪腐的空間我們是可以想像有多大的。

至於裡面說到的第三點，就是不用想像力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事實，就是關於接受房地產的好處。當年公安部長陶駟駒就是一個榜樣，他在任公安部長期間，說是親自批准挪用公安部下屬的經濟實體的資金，從94年到97年用了大概5億5千萬元，在15個沿海的最發達的城市購買了320套豪華住宅和別墅，然後把這些別墅每棟以3千到5千元的價格賣給當時的國務院各部委領導、退休的黨政軍高級幹部和家屬子女。當然王立軍本人沒有資格，他的級別太低了，沒有資格接受這樣的賄賂，但是我們想說明的就是公安系統，通過房地產行賄受賄，它是有一個傳統的，而且數量、牽涉到的價值非常高。

薄熙來政治命運和王立軍打黑相連

說到這裡我們想有人要整王立軍，大概沒有多大的疑問了，那問題是誰？有一種說法就是說政法系統的元老要整他。這個說法來自於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他們得到的內部消息說，是喬石等等退休的政法界元老寫信給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要求將王立軍免職，理由是2009年重慶的一個軍人哨兵被殺，搶走了步槍，這個案子以及後來的一系列重大命案沒有進展為理由，也就是案子沒有破，以這個作為理由的。

這個說法還沒有得到其它來源的支持，但是有一定的可信度，他也有自己的問題，就是說命案沒有破只是一個藉口，但還說得過去。如果說真的是因為重大命案和搶槍的案子不破，就要把公安局長免職的話，那麼結果一定是全國的公安局長沒有幾個人還能留在位置上，而且一定是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成倍成倍的增加，所以這很可能是一個把他免職的藉口而已。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薄熙來和王立軍翻臉了，這個可能性我認為有，但是不一定很大。支持這種說法的證據就是王立軍對薄熙來揭發。這個說法有幾個版本，一個是博訊的消息來源，它說薄熙來知道王立軍被中紀委調查以後，為了免於引火燒身，他提前和王立軍劃清界限；而王立軍顯然他在重慶的所有得罪人的做法，都是因為貫徹薄熙來的打黑，到這時候被薄熙來拋棄他就非常憤怒，因此在宣布對他免職公安局長，並進行調查的時候，他憤怒的說是拔槍以對，並且向政法委書記摔茶杯，然後他公開宣布要和薄熙來決裂，要曝光薄熙來和他的夫人的違法資料。

這個說法表明的是，王立軍和薄熙來翻臉是被動的，也就是說中紀委要整王立軍在先，薄熙來撇清關係在先，而王立軍威脅揭發在後，所以不能說薄熙來想整王立軍。還有一種說法就比較含糊了，說是王立軍要揭發薄熙來，但是沒有說明前後的關係。

上述這兩種情況我認為都不能說明薄熙來本人要想整王立軍，實際上他們都指向的是有人可能要藉整王立軍去敲打薄熙來。理由很簡單，王立軍是薄熙來點名從遼寧調來的，因為要打黑，他打黑的目標就是重慶原來的公安系統，因此原來的公安系統不能夠信任重用，必須從外地，特別是薄熙來自己最信得過的，他自己來自那個地方的，就是遼寧，從那裡調他能夠用得上的、信得過的親信。所以把他調來重慶以後，重慶的打黑就是薄熙來和王立軍合唱的一台戲。

他們兩個是一根繩上的兩個螞蚱，薄熙來只要不打算政治上自殺，他就不會主動的去動王立軍，因為整倒了王立軍，重慶的打黑就沒戲了，那麼薄熙來自己也就沒戲了。

說到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來，真正打王立軍的目標很可能指的是更上面的薄熙來。薄熙來最近講話也說明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中共重慶市委的機關報，也就是地方黨報華龍網–重慶日報，報導了薄熙來在全市宣傳文化工作上的講話，裡頭他說了這麼一段話，就說「敵對勢力在信息輿論方面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哪裡出點事，它就會可勁兒地忽悠造謠，其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這裡他沒有說「出點事」是出什麼事，但是對於一個自稱說是他的重慶唱紅打黑，9個常委當中有6個支持他的薄熙來來說的話，說「出點事」還真的不容易，很可能就是真的出事了，而且和王立軍有關，也就是說和薄熙來有關。

另外你可以看到他在講話當中，也確實顯示出了底氣不足，你看他是這麼說的，他說「對重慶的工作多數人是支持的，但也有少數人說三道四。」然後他說「不要理會那些閒言碎語，那些說三道四的人。」接著他就說「真正有思想深度和理論素養的人，也看不上他們那一套。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去年參加重慶紅歌會時，也是興致勃勃，可勁兒地鼓掌。」你看這個就是明顯的底氣不足了，你唱紅唱的是無產階級革命，你唱的是代表反對美國為首的民主自由價值體系的中共的革命，你需要用美國政府的前國務卿來支持唱紅的正確性嗎？你不是明顯的底氣不足嗎？所以重慶顯然真的是出了問題了。

錦州公安局長和器官移植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王立軍當的是什麼教授？王立軍跟其它的公安部門的公安局長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他是個教授。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年底，郵電大學的方濱興，就是那個被網民痛恨、被扔鞋的那個「防火牆之父」，聘王立軍為郵電大學的教授。那王立軍他的履歷裡面，他就是當警察，當了二十多年警察，他除了警察這點知識以外，他還有什麼知識和成就可以當教授的呢？

我們很難去找到他的那些發明創造究竟是什麼，或者他的科學知識在哪裡，我們從網上公布的那個長長的發明專利的名單來看，絕大部分都是和警用的裝備有關的一些小改進，這些小改進不是教授級的理論或者是發明創造，它是屬於作坊工匠水平的那個東西，不可能為了這些東西去聘他。另外一部分，很少一部分是公安數據庫方面的，比如在2004年在錦州搞的，叫作「社會信息舉報方法和系統」；2009年在重慶搞的什麼「報警信息揭露方法及系統」；2007年在錦州搞的「網吧遠程監控系統」。

這些都是金盾工程當中的，而且金盾工程當中有現成的系統，各個省都在自己搞，中央一級的也有現成的系統，僅僅是參與搞了這種系統的話，離當郵電大學的教授還差很遠，所以不明白他憑這點東西怎麼可能被郵電大學聘為教授。當然也可能因為他的打黑出了名了，所以郵電大學要利用他政治上的名譽，因為郵電大學的校長本人就是防火牆的創始人，所以他對於公安系統所搞的這一套監控人民的系統很感興趣，覺得他那個做的東西，值得在郵電大學當教授。這張名單我們暫時沒辦法去核實真偽，當然我們知道這不一定就是王立軍一個人做出來的，因為在重慶打黑當中，本來就應該忙得不可開交的一個公安局長，能夠忙裡偷閒的去發明這麼多專利產品，這個可信度就和中共省部級和中央的高官可以一邊當省部級中央高官，一邊讀完在職博士一樣的，整個都是一個天方夜譚。

其實我們真正應該關注的是王立軍的另外一個所謂「成果」。「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在2009年底曾經公布過一個證人，這個人是一個武警，目擊一位法輪功學員被活體摘除器官，被殺害的證詞，那麼這是在瀋陽發生的事情。而這個前武警的證人同時揭露，他在為錦州公安工作期間，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就命令對法輪功學員必須斬盡殺絕。這個證人他自己就參與過對幾名法輪功學員的抓捕，並多次嚴刑拷打，刑訊逼供，這個是我們值得關注的。

王立軍本人儘管他沒有相應的學歷，我們可以看到他曾經擔任過的，是北京大學法學院刑法所研究員，國際法醫顱面鑑定協會副主席，而他發表的論文也都是和一些法醫、顱面鑑定有關的。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在官方公布的王立軍的簡歷當中，有一段和法醫沒有任何關係，卻和器官移植有關，叫作「在國內首次進行注射藥物後器官受體移植實驗研究」。

在這個報告當中，他就是一句話，但是我們可以查到更詳細的描述。有一個基金會叫作「中國光華科研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曾經給王立軍授過一個獎，叫作「光華創新獎」，在這個光華基金會的網頁當中，詳細的描述了為什麼要給他評獎，理由是王立軍和他的一個研究中心，叫作「現場心理研究中心」，有兩項研究成果值得給他頒獎。這兩項成果之一，就是藥物注射後器官受體移植研究。更具體的是關於這項器官移植的報導當中說的，說是王立軍和他的研究中心研究的是什麼呢？是針對藥物注射後器官不易受體移植的難題，進行基礎和臨床實驗，研發出全新配方保護液，說這就是在經過動物實驗、離體實驗和臨床應用取得了器官可以受體移植的階段性科研成果。

這個話比較拗口，說明什麼呢？就是他研究的是怎麼樣把器官摘除以後，保存的時間可以長一點，能夠再去移植到需要器官的人身上。它這裡提到了三個階段的實驗：動物實驗、離體實驗和臨床應用，既然它把動物實驗單獨列出來了，它這裡說的離體實驗和臨床應用顯然指的就是人體實驗了。一個公安局長怎麼會去研究器官移植的保護液？王立軍本人的講話也充分的證明了這一點，他談到給他頒獎的這個中國光華科研基金會的人員，到課題研究的現場去見證器官受體移植，也就是說這個課題研究現場，就是摘取器官的現場。

那麼這個現場是什麼現場呢？在這裡它說的是幾千個現場集約的結晶，也就是說這個現場有幾千次重複。這是個什麼現場呢？王立軍在感謝頒獎給他的這個講話當中，他講的是執行死刑的現場。他是這麼描述的：當一個人走向刑場，在瞬間幾分鐘轉換的時候，將一個人的生命在其他幾個人身上延伸。他還說這是技術解剖的現場，器官受體移植的現場，所以非常明確，這是從人身上摘下來的。

問題在哪裡呢？作為一個錦州市公安局的局長，他只是遼寧省的一個地級市，這個市怎麼會有幾千個摘取器官的現場？國際人權組織估計，在中國大陸，一般的年份死刑執行數是2千例左右，而內部知情者估計最高可能上萬，那是全國範圍的，一個小小的錦州市，怎麼會有幾千個案例？如果我們結合上面那個武警證人目擊的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證詞的話，我想聽眾朋友們不難得出自己的結論來。好，謝謝大家。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