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2月19日訊】（大紀元李洋綜合報導）1934年2月19日，蔣中正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周上發表了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講，為歷時十五年的新生活運動（簡稱新運）揭開了序幕，這一天被定為生活紀念日。此後，國民政府在全國推出這一公民教育運動，該運動最後因民國政府於1949年內戰失利而暫停。1960年代，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推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被認為是新運的延續。

面對內憂外患的艱難時局，新生活運動是一場積極的民族復興運動，體現出當時仁人志士不屈不饒為國家、民族分憂的情懷。「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簡單的講，「就是要使全國國民軍事化」，就是要以孔孟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為道德標準，來統一人們的思想，這就是蔣中正開展新生活運動的初衷。

同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成立。23日，蔣中正在南昌再次講演，對「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內容和方法作了詳盡說明，主張以中國固有的道德「禮義廉恥」為基本準則，從改造國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具體標準，以使「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改造社會、復興國家」。

其後，蔣中正多次演講，發表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新生活運動之中心準則》、《力行新生活運動》等演說，並被編成《言論集》廣為印發，希望把「新生活運動」推向全國。

源起

「新生活運動」這個名詞，最早見於1934年2月17日蔣中正在南昌調查時設計會所作的演說《新生活運動發凡》。在這次演說中，蔣介石指出「所謂革命者，即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主義），以人力徹底改進各個人以至整個國家之生活形態之謂。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

兩日後，即2月19日，蔣中正即在南昌行營擴大總理紀念周以《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作演說，一般視之為新生活運動的正式開始。

事實上，新生活運動源起早已有跡可尋。早在1932年4月，蔣中正對中央政治學校學生所作的演說《人格與革命》中，即提出除了「親愛精誠」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禮義廉恥」方能「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環境」、「確定我們革命的基礎」。他又發表《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說明「禮義廉恥」的重要，謂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纔是復興的唯一工具」，又從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

對蔣中正這件「軼事」（發起新運）的說法甚多。有謂蔣中正在巡視時看見一個吸紙煙的小孩，有感國民生活不堪，萌生發起新運的意念。這事道出了蔣中正開展新生活運動的原因之一。

在內憂外困的窘迫時刻，蔣中正不遺餘力地發起這一場全民運動，旨在規範國民道德，提升國民精神，提高國民素質，從國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務求達致一個全面的社會風氣的革新，是當時民國政府應對時局採取的一個重要行動。

振民風　安社稷

《三民主義》是新生活運動的合法性來源與理論根據。蔣中正在新生活運動中提出的「禮義廉恥」是他對挽救中國危亡的一貫看法。他強調這是和孫中山思想一脈相承。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裏提出恢復中國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是恢復傳統的道德。

孫中山認為中國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時，萬不能將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如原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即後來蔣介石口中之「八德」）等傳統道德——視為糟粕一併放棄，必須予以保存且發揚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復，因為這些正是中國比外國優越之處。

「禮義廉恥」是新運的理論基礎。在這四維中，禮是思維的標準方式；義是正確的處世原則；廉是辨別事物的清醒認識；恥是道德榮譽感。新生活運動想要做到的，不僅是表面的市容清潔、謹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 蔣中正希望從人民的基本生活開始，改善其習慣與素質來達致「救國」和「復興民族」的目標。

蔣中正還在《新生活運動綱要》的結論中提出了三個目標來概括「新生活」之「使國民生活合理」，即為「藝術化」、「生產化」與「軍事化」；而三者之中，又以「軍事化」最為重要。

所謂「藝術化」，就是以「藝術」為「全體民眾生活之準繩」，告別「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並以傳統之提倡「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榜樣，以藝術陶養國民，以達「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所謂「生產化」，則旨在「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從而「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

而「軍事化」在《新生活綱要》中列於最末，但卻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其所提倡的「軍事化」，其實是宣導一種自律精神，力爭恢復傳統的道德人格理想。

蔣中正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有這樣的陳述：「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甚麼？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勞……能隨時為國犧牲！……養成這種臨時可以與敵人拚命為國犧牲的國民，就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

1934年7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於南昌正式成立，統領全國各地新運之工作。蔣介石任總會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主任幹事，設調查、設計、推行三個部門。1935年年底，蔣中正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長，當時的新運已發展為全國性的運動，新運總會遷至南京，熊式輝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運職務，是以改由錢大昀任主任幹事。次年2月，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成立，由宋美齡任指導長。1937年3月，新運促進總會組織略有變更，改正、副主任幹事為總幹事、副總幹事，由黃仁霖擔任總幹事；改設計、調查為學校、訓練兩部門。

據記載，以整齊、清潔為中心的第一期新生活運動在南昌展開後，當時南昌「一時全市皆充滿新生活精神，本市之街道碼頭、車站及公共場所，關於清潔規矩方面，皆有顯著進步。」此後，第一期新生活運動還在全國除青海、四川、甘肅等偏遠省份以外的絕大多數省市和鐵路沿線開展。

新生活運動還開展了識字、體育、守時、節約、禁煙、禁賭、服用國貨、造林、放足、舉行集體婚禮等30多項活動，這些健康、文明的社會活動，對淨化社會空氣，改善公民素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據有關資料記載，蔣中正夫人宋美齡、當時復興社鄧文儀和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在新生活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都是新生活運動的重要組織和參與者。尤其是宋美齡更是將新生活運動作為自己的事業去躬行和推動。

新生活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清新的、生機勃勃的民族復興運動，還直接支持了當時的艱苦對日抗戰。

定江山　御外侮

面對日本的入侵，1931年7月蔣中正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消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同年ll月30日，他在顧維鈞任外長宣誓會上代表南京國民政府再次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

蔣中正認為，當時中國尚不具備抵禦外侮的精神條件，因為中國人已喪失了「禮、義、廉、恥」為核心的傳統美德，「德行不修，則退。」其實，這裡的「安內」，除了提高國民素質方面外，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消滅共產黨，分化地方軍閥勢力，因為在他看來「赤匪之擾亂，誠為中國民族之根本大患。」

蔣中正在1933年7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禦侮抗日，絕非以武力可以與之競勝，亦非以外力可以牽制，此時唯有在內政、社會、教育制度中，即在國民軍事教育與團練保甲之中，積極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則或有萬一之效也。」

在《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中，蔣介石更是將這一主張發揮到極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有60萬以上的軍隊，能夠絕對服從我的命令，指揮統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敗這個小小的倭寇。」意大利、德國和日本等國在一戰中所表現出來的鐵的紀律和作風，給蔣介石以極大的啟發，據說他曾親派蔣經國到德國學習。他一再強調嚴明的紀律，統一的步調是軍隊戰鬥力的保障，是情理之中的。而紀律的養成，仰仗於國民素質的提高。在後來的新生活運動中，到處都可以看到「統一的紀律」的身影。

抗日戰爭爆發後，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遷到漢口，到後來遷至重慶，新生活運動的目標也開始不斷調整。在1939年新運五週年時，蔣中正從抗戰的角度出發，對新生活運動的核心思想「禮義廉恥」作了全新的闡釋。他將「禮義廉恥」釋為「犧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獻給國家」，此外，也將「『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修訂成「嚴嚴整整的紀律」、「慷慷慨慨的犧牲」、「實實在在的節約」、「轟轟烈烈的奮鬥」，這都是為了鼓勵軍民奮力抗戰。

抗戰時期新生活運動已由原本著重道德生活教化，轉為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是」的運動。隨著抗戰的需要，節約獻金、空襲救濟、搶救難童、成立傷兵之友社，以及在重慶成立陪都新運模範區等，都成了新運的工作範圍。雖然新生活運動的成效於戰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運組織的網絡和動員能力，卻為戰時的服務提供了方便，對抗戰起了積極作用。

此外，關於「新生活運動」，有一件很奇怪但鮮為人知的事情。新生活運動的第一任秘書長閻寶航是中共地下黨員。他曾一度擔任少帥張學良的英語秘書，表面上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是在1949年中共建政時，他卻擔任了中共外交部部長辦公室主任。

二次大戰期間，當國民政府在重慶時，人們經常奚落閻寶航在「新生活運動」中所擔任的角色，而他卻總是列出新運動失敗各種理由來掩蓋自己，如中國人討厭別人指點他們孰是孰非；新運動分會從來沒有得到過地方政府的支持等等。

後記

新生活運動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傳統倫理、道德的回歸、弘揚和提升。作為一個深受佛教思想影響和基督教教義的啟發，熟稔中國傳統哲學並虛懷若谷地汲取強國經驗的政治家，蔣中正介提倡這一場「先求全國國民於食衣住行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進之一種社會教育的運動」，希望藉此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

雖然新生活運動的成效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但新生活運動的實施，對於改善百姓生活狀況、提高民眾素質、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眾團結，乃至最後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等方面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蔣中正所倡導的以理性和秩序，嚐試構建一個理性社會，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歷史參照和現實需要，遠非急功近利的應景之舉。

（視頻：1945年10月10日，日軍在北平太和殿前投降，中華民國首任國防部長、抗日持久戰最高戰略制定者白崇禧上將親臨現場監督，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代表中國在日軍投降書上簽字，美、英、蘇、法等國代表觀禮，北平十萬餘民眾激動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

（視頻：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1970年11月12日在台灣陽明山中山樓的演講：中華文化無人可以毀滅 中共獸性不相容 ）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