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1月20日訊】今天受邀來到北大，站在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這些熠熠生輝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談談「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可這個話題太大，我只能談一個小話題。在我看來，「兼容並包」，無非各種觀點，「思想自由」最直接體現，正是言論自由。所以今天我談的話題是：說話。

中國人正在失卻說話的能力。

說話，差不多是動物的本能。雨停了，鳥兒就開心地叫。花開了，蜜峰就嗡嗡地來。春天來了，公狼聞到五華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興奮地大聲嗷嗷。人類作為高級動物最簡單的說話是：我餓了。嬰兒餓了會哭，那是嬰兒的語言。連嬰兒餓了都會表達，可是在五十年前也就是1960-1962那三年，這個星球有整整六億人怎能說自己餓呀。本能告訴你餓了，你卻不能說自己餓了……因為那就是給社會主義國家丟臉。怎麼畝產兩萬斤，紅太陽永遠正確，我們得勒緊褲腰帶把糧食支援給兄弟們，就不能說自己餓了。在大饑荒，整個民族失語，不僅在政治鬥爭中欺騙親戚朋友父母，連自己的胃也要欺騙。

當時的報紙為了表現大豐收，照片上茂密的莊稼上面還躺著幾個大胖小子。後來才知道，那是把十幾畝地裡的莊稼移植到一畝地裡。由於密不透風，那些莊稼很快也死掉。可這個官方話語體系裡不會有真相，大家彼此都假裝相信大豐收是真的，餓了卻是假的。可是你們那個著名的圖書管理員是農村出身，卻不明白?彭德懷也是農民出身，有一次就說了真話，這個畝產量不太可能吧……後來，他的遭遇大家想必是知道的。

不僅餓了不能說，連「我愛你」也不能公開地說。大家都讀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鳥兒也會歌唱自己的愛情，可那時候，人卻不許這麼說。因為那是封資修。我小時候在新疆，最喜歡看抓破鞋……那時特別愛抓破鞋，那時對破鞋的定義不僅是姦夫淫婦，野地裡搞對象也算搞破鞋。可是我覺得相比其他各種類型的壞人，破鞋的貌似長得好看些，也更有才藝。那時哈密有個露天的「小河溝電影院」，清涼的河水從天山蜿蜒而下，兩岸長著些胡楊，破鞋們沿河岸邊走邊交待怎麼搞上的破鞋、如何接頭、如何親嘴……雖然剩下的就不許講了，但僅僅這樣已讓我覺得很有趣。因為他們說的全是電影院、課本裡看不到的，是真話，是人性。

有個姓安的小伙總被抓，他不僅喜歡在野外搞破鞋，還要吹著薩克斯風搞。這就是他的話語方式，他喜歡這樣，但這樣是不被允許的。我看過他被抓後被要求吹一段薩克斯風，他面帶微笑，悠悠揚揚很好聽。這讓我從小就覺得薩克斯風就等於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實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可是，再美好，它還是搞破鞋，是那個時代不允許的，說「我愛你」幾乎和不道德是同義詞。

直到後來有一部電影叫《廬山戀》，裡面男女主人翁對著大山可勁喊：我愛你、我愛你……全國人民都在影院裡被震住了。那是個大爛片，可它公開地說「我愛你」，所以被記入史冊。

不能說「我餓了」，不能說「我愛你」，更不能說真話。比如你們的校友，林昭。這個長相秀麗的女孩子不過發現事實跟報紙上的不一樣，就說了真話，又為同學打抱不平，然後就被抓了……放出來，說真話，再被抓，再說真話，再被抓，多次以後，得了精神病，終於死掉。

那個時代，整個國家失去了說話的能力，你不可以說出你的本能——我餓了;你不可以說出你的情感，我愛你;你也不可以批評領袖的話——屠殺同類是不對的;你不可以說出科學的話，得承認畝產確實兩萬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陽很毒，那是影射領袖。說話，作為上天給動物的一個本能，一種思考方式，一種權利……統統被切去了。我們比司馬遷還要慘，人家切去了後，寫出偉大的史記，我們卻出現很多垃圾作品。

這個國家在「自由地說話」方面出了一些問題。它牽連到各個領域，李叔同的《送別》歌詞多美啊：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後來我們的送別只有：送戰友，踏征程。默默無語兩眼淚，革命生涯常分手……這還算文筆不錯的，到了「爹親娘親，比不過黨的恩情深」，話說到這個份上，連倫理常識都不要了。

是甚麼讓我們違背了人類的本能……

失去說真話的能力，便會產生很多謊話。可怕的是謊話之外還誕生了一種話，鬼話。謊話還不過騙騙人而已：我們村畝產兩萬斤。鬼話卻是要害人、吃人的：全國的村必須畝產兩萬斤。不同意兩萬斤，連元帥都會被弄死。當說真話的代價是付出人命，也就沒有甚麼人說真話了，當說假話的收穫是陞官發財，這個國就成了假話王國。這樣的情形直到現在也沒完全修正。比如，我們的高鐵是世界上最快的，然後追尾了;中華民族復興已完成了62%，然後發現貪官比例都不止62%……還比如，每當你想說點真話，就會有一群人會跳出來，他會問：你憑甚麼說大饑荒餓死很多人，難道你家裏有親人餓死嗎?你親眼看到林昭被折磨嗎?難道當時你就在現場，不在現場就不要造謠。他們彷彿不明白這個世界上還有資料、記錄片、人證這些東西，按這種邏輯，猶太人當時也沒有被納粹關在毒氣室裡，因為當時你沒親眼看到過。甚至他也無法自證自己是父母親生的，因為造他的時候，他並沒有親眼看到。

這個國家在謊話、鬼話之外，又饒有興趣地出現不少屁話：臨時姓強姦，休假式治療，保護性拆遷，合約式宰客、政策性調控、禮節性受賄、政策性提價、釣魚式執法、確認性選舉……最後大家就說了：習慣性裝逼。

這個國家已失去生動的語言了：新聞聯播、環球時報……高舉、深入、持續深入、堅挺、高潮，更大的高潮……這種語言很差，我對這居然沒引起掃黃打非辦的注意，而感到驚訝。

毫無疑問，這個國家取得了很多進步。可直到現在我們仍沒有恢復說話的能力。出版審查依然嚴格，章怡和先生寫了本關於梨園往事的書，到現在還是被禁。你連伶人的真人真事都怕，這比老佛爺還狠了。每當我看到有關部門對外宣稱「我們是世界上圖書種類報紙數量最大的國家」時，我就想，其實這也可以看手紙產量最大的國家。這個瓷器大國，最盛產的就是敏感瓷，你知道它的存在，但看不見它到底在哪，且它的種類在不斷發展，一會兒是天花板那幾個名字是敏感瓷，一會兒民主、自由、政改是敏感瓷，一會兒南湖、船、天安門，「民眾」、「聚集」，甚至一度連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也是，要改成我們黨，才可以發送上去……大家只好唱：「我愛北京敏感瓷，敏感瓷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敏感詞，指引我們敏感瓷」?中國人聰明，就發明了河蟹，臘肉，斯巴達，明珠……多年以後，考古學家看不懂，還以為這就是文字改革中曾一度出現過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我們出現了很多俏皮話、段子、手機短信，可是沒有好的文字，深刻的文學，我也常使用俏皮話、段子，可從某種角度我覺得這不是文字的創新，而是言論的退步。

這個國家的話語體系越來越有神龍教的風骨，他們希望只有一種語言：仙福永享，壽與天齊。

我一直在思考，為甚麼神龍教主有如此大的魔力讓教眾都不說人話呢。一是因為覺得洪安通可以帶他們走向美麗新世界，大家被洗腦了。二、更重要的是因為教主洪安通有一種約束教眾的工具——豹胎易經丸。這個丸可不是普通的增肥劑減肥藥，你吃了就得聽他的指揮，不聽就會受到極殘酷的人間痛苦。最近看了一些安東尼.劉易斯，胡平先生，傑弗遜關於言論自由的作品：一個國家有無言論自由，不在於當權者是不是願意傾聽和容忍批評意見，而在於他們沒有權力懲罰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言論自由既是民主的第一個要求，又是它的最後一道防線。

甚鄺、啟東、寧波……這些都不是含有政治目的的事件，只是民眾聲音的表達，但最後鬧到幾乎不可收拾。有人認為這是官方工作作風粗線條。我卻認為，根子在於這個權力體系本身出了設計問題。它設計之初就有大BUG，為了補上BUG就用殺毒軟件，可是這軟件本身自帶BUG，為了堵住BUG，用了新的BUG，再出現BUG，又用上更新的BUG……它一直覺得民眾沒有言論的權利，而它自己擁有懲罰言論的權力。它傲慢、敏感、自閉，就是自閉的巨人。

侯寶林先生說過，說話是一門藝術，在我看來，說話也是一個權利。

忽然想起，今天我還在禁言期，一個長期習慣性週期性的被禁言者在這裡高談言論自由，好比一個老光棍渴望上一回非誠勿擾……這裡很多人都是言論的老光棍，就像魯迅先生說過的「先是不敢，後便不能」，慢慢地，我們連這個功能都沒有了。

美國也曾出現過不能自由地說話的歷史：比如，批評總統是犯罪，有一部《反煽動叛亂法案》，授權可以把說總統、國會壞話的人抓起來。1917年美國已參加了一戰，鷹派政策占把主流，所有反戰言論得不到容忍。德裔人改名換姓甚至德國空心菜也改名為「自由捲心菜」(這跟我們這把日本斯巴魯車標弄成中國國徽是異曲同工的)……幾百人因反戰言論被抓了起來。甚至，一個五十多歲倡導和平主義的老太太也因拒絕向國旗宣誓承諾支持參戰被起訴。

可是，美國政府後來發現，這樣限制言論自由表面上政府佔了便宜，其實整個國家吃了很多虧。因為這破壞了國民的創造力，也損毀了對政府的監督，沒有創造力的和失去監督的國家，一定要敗的。他們這兩百年來一直在改進。傑弗遜曾深有感觸地說過：”我們寧願要沒有政府有報紙的美國，也不要有政府卻沒有報紙的美國”。

其實中國古代還是不缺言論自由。比如唐朝，調侃皇室也是被某種程度允許的。你看白居易的《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這不是暗諷皇上好色嗎，還勞命傷財，誰看不出你這是大搞五個一工程啊)。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這明目張膽性描寫，簡直是天上人間)。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這簡直是赤裸裸地批判政府最高首長為了美色不作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大搞裙帶關係)。

體制內的白居易這樣寫了，居然沒出事，且這首詩成為了當時最流行的一款歌，換現在作協文聯的人去調侃一下國母試試，就是找死。白居易去世的時候，唐宣宗居然還寫詩悼念他，真是匪夷所思。唐、宋在言論自由方面其實還算可以的，這兩朝誕生了燦爛的中華文明，到了明、清文字獄開始，也是中國慢慢被世界拋棄、圍攻的時候。

我不是一個有政治追求的人，我只是追求自己應得的權利，說話和寫作的權利。可是這個國家的民眾正在失去說話的能力，彼此代以各種假話謊話鬼話。正如我在香港書展裡說：我們知道他們在撒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撒謊，我們也知道其實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撒謊，他們也知道我們是假裝他們沒撒謊……這是現狀。大家彼此靠謊言，而且互相都確知這是謊言來度日。就是索爾仁尼琴說過的，謊言成為這個國家的支柱產業。

不能說真話，不能說生動的話，不能說出浪漫的話，不能說出有前瞻的話，就像世界上有最大的一群啞巴部落在默默的前行。一個國家最可怕的不是貧窮、飢餓，不是沒拿到諾貝爾獎，不是GDP不夠高、不是沒有發行量廣大的黨報，而是民眾失去說話的權利和能力。在我看來，民眾能否自由地說話，是這個國家是否步入文明的最重要的標誌，讓民眾說話，國家才有生命力。

一個曾創造出世界上最美麗語言、擁有各種生動文本、甚至保存了長期言官制度的民族，現在「說話」成為大的問題，大家在貧乏、無趣和塑料味兒的話語環境中度日，重複著彼此皆知的謊話、鬼話、屁話。在英語系有莎士比亞，西語系有加西亞馬爾克斯，法語系有巴爾扎克、杜拉斯時，這個曾經出現李白、周邦彥、徐志摩、沈從文、李頡人的國家，不應該只靠趙本山、郭德綱豐富話語。

我希望這個民族只是暫時的失語，雖然話語一直是最容易被強權控制的舞台，但它一定是最後淪陷的堡壘。

最後，我對這個國家會一直批評，我對這個民族一直充滿希望。

──轉自《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