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0月24日訊】「六.四」遇難者蔣捷連的母親丁子霖證詞：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呢﹗蔣捷連的同學被子彈擦傷了胳膊，而蔣捷連則被射中了後背，子彈斜穿心臟。

罹難者輕鬆地說：「我可能中彈了﹗」

蔣捷連，男，1972年6月2日出生於北京，遇難時剛滿17歲﹔生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二四班學生﹔89年6月3日晚11點10分左右，於木樨地復外大街北側29樓前長花壇後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靈堂內。

89年4月，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北京學運一開始，蔣捷連就十分關切。他常常利用課餘時間往來於人大、北大看大字報，聽大學生講演。4月19日，北京各高校大學生就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參加追悼大會等問題，聚集在新華門前靜坐請願，與前來彈壓的軍警發生衝突。蔣捷連作為一個中學生參加了這次請願活動。此後又多次參加運動。

5月13日，北京各校大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後，他常於夜間騎自行車前往廣場參加糾察隊維持秩序，第二天照常去學校上課。5月17日，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絕食活動進入高潮，蔣捷連與班上數名同學組織所在學校人大附中2,000餘名學生參加了首都百萬人聲援絕食大學生的大遊行，這是首都中學生第一次有組織地走上街頭。

5月19日李鵬發佈戒嚴令後，他又多次於深夜外出參加首都民眾堵截軍車、向軍隊說明學運情況、勸阻軍隊不要進城的行動。6月3日傍晚，中央電視台廣播「緊急通告」（要市民不出家門，否則一切後果自負）後，他在家裏坐立不安，擔心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安危，一定要騎車去天安門。我在家裏苦苦拉勸了他兩個小時，最後他掙脫了我，衝進衛生間，倒插上門栓，越窗而去（我家住底層），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6月3日蔣捷連離家的時間是晚10點半。他在人民大學校門口遇到一位同班同學，兩人相約騎車去天安門，但到木樨地就再也無法前行了。此時木樨地橋頭整個地段人潮如湧，與自西向東強行突進的戒嚴中共軍隊形成了對峙的局面，戒嚴軍隊奉命向密集的人群瘋狂掃射，大批民眾倒在血泊中。

當又一陣槍彈掃射過來時，蔣捷連和他的同學躲到了地鐵站出口處以北、29號樓前長花壇後面﹔但是，他和他的同學都中彈了，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呢﹗他的同學被子彈擦傷了胳膊，而蔣捷連則被射中了後背，子彈斜穿心臟。那位同學聽到蔣捷連輕鬆地說了一句﹕「我可能中彈了﹗」說罷他蹲了下去，隨即昏倒在地，殷紅的鮮血浸透了他那件乳黃色的T恤衫。

這時的時間是晚11點10分左右。當時，周圍的民眾冒着生命危險把他抬到29號樓北側門洞下，看他傷勢嚴重，立即找來一輛平板三輪車，把他送往醫院搶救﹔後來嫌板車走得太慢，沿途截了一輛出租車，由兩名至今不知姓名的民眾把昏迷的蔣捷連抬上車，送往醫院。

蔣捷連徹夜未歸，也無處去尋找，我們父母只得守侯在人民大學校門口焦急地等待。6月4日清晨6點多，同去的那位同學由其父親陪同來家裏報信，說蔣捷連受了重傷﹔他由於當時出租車裡已擠不下人，沒有能隨車去醫院，因而也就不知道蔣捷連被送往哪一個醫院。

4日晨，親屬們、鄰居及學生找遍了北京20多所醫院，所到醫院死傷者難以計數，但均未找到蔣捷連的下落。4日下午，北京兒童醫院通知人民大學校方去認領屍體。原來我兒子由好心人送到了兒童醫院。據後來醫院的大夫說，蔣捷連是第一批送往這所醫院搶救的傷員，當醫生把他抬上臨時搭起的手術台時，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後來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明為「來院前已死亡」。

蔣捷連是北京大屠殺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難者。

「愛國光榮」的輓聯覆蓋在遺體上

6月5日清晨，人民大學校方派車把蔣捷連的遺體轉到學校附近的中關村醫院，存放在該院的冰櫃裡。6日下午4點，父母、家人、親友、師長等20餘人在醫院為他舉行了簡單的告別儀式。我們在他那濃密的烏髮周圍扎上了那條他引為自豪的紅布帶——他為之獻出熱血和生命的標誌。整個告別儀式沒有花圈，沒有哀樂，只有一片抽泣和父母的痛哭。

6月7日，蔣捷連的遺體避開戒嚴的中共軍隊繞道被送往八寶山火化。火化前，他的親屬和所在學校人大附中的師生為他獻上了花圈，一幅寫：「愛國光榮」的輓聯覆蓋在他的遺體上。父母因悲傷過度已不能前往送行，母親用血淚寫成的一封送行信，放在他的貼胸處。

「六‧四」大屠殺發生後，蔣捷連是中共當局在內部情況通報中正式承認並見諸文字的唯一一名遇難中學生……

1989年9月11日，即蔣捷連遇害百日之際，我們把他的骨灰迎回家裏，安放在他生前睡覺的小床位置，在存放骨灰的豎櫃正面，他父親為心愛的兒子刻下了如下碑文﹕

這短暫的十七年
你像真正的人那樣活
又像真正的人那樣死去
你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
刻印在歷史的永恆記憶裡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本文轉自中國人權

（責任編輯：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