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0月15日訊】編者按：這是作者在德國書亢出版公司（Suhrkamp）2012年出版的德譯回憶錄《逐》（Ausgewiesen:Uber China）中第一章中的一節。中文原著仍未出版。

2009年10月12日-13日，一場名為「中國與世界——感受與現實」的國際研討會在法蘭克福書展前夕於法蘭克福賽的萬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開幕了，我和戴晴坐在會議大廳聽眾席第一排的右側，而中國代表團坐在聽眾席第一、二排的左側。四十多歲，中分髮型的法蘭克福書展主席尤根‧博斯（JuergenBoos）宣佈研討會開幕，法蘭克福市長羅特女士（Petra Roth）首先致開幕詞。幹練、身著套裝的她沒有講稿，可直言無諱，她直視中方代表，表示歡迎戴晴和我千里迢迢地來到法蘭克福，並稱我們堅持與會讓研討會和法蘭克福書展不再蒙羞。接著，她批評書展主辦方在堅守言論自由的原則性上「不夠謹慎」，作為主人，應該「挺住」，不能因為有中國政府的壓力，就把原本受邀的客人除名，並直言：「這不是待客之道。」市長一針見血，與會者不時鼓掌。中方代表團的官員、學者和作家則如芒刺在背，前中國駐德國大使梅兆榮則有著難藏的惱怒。

接著，德國筆會秘書長維斯納爾（Herbert Wiessner）代表研討會協辦方之一的德國筆會致歡迎詞，他強調了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重要性，然後提到兩位應該前來與會的嘉賓（戴晴與我）不應該被取消與會主講的資格。之後，他即席邀請戴晴與我上台就座並致詞。當我們在聽眾的鼓掌聲中走上講台時，中國前駐德大使梅兆榮、小說家莫言等與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集體起立，魚貫離席。正在講台上致詞的維斯納爾不悅地看著在他致詞中退席的中方代表，惱火地說：「中國代表團的退席非常不禮貌，也是對研討會及來賓的不尊重。」

我們在主席台上就座後，戴晴拿著事先擬好的講稿，首先致詞。她看著退席的中國代表們的背影說︰「本來我和貝嶺都認為，中國代表團將在這次會中表現出氣量和氣度，允許我們兩個人成為這次研討會的一員，看來，自己的預估錯了。」

戴晴之後，是我致詞，我沒有講稿，只是說出感慨：

「此刻，我和戴晴能夠走上這個講台，真的不易。這是法蘭克福書展六十年歷史上值得記下的一刻。剛才發生的這一幕，中國代表團的官員、學者和作家，因戴晴和我的上台而集體退場的這一幕，我感到非常悲哀。一個國家，它派出的學者和作家們應該有些氣量，接受和容忍與他們有不同看法和價值觀的人在這場研討會上和他們一起探討，允許研討會的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選擇客人，讓人說話。今天早上，我和戴晴一樣，本以為中國官方終於改變了原先對我倆與會的拒絕和對書展方的要脅，接受我們可以同台論事了。看來，我們的預估確實錯了。

是的，中國是強大了，而且蠻橫。可是，不能容忍異見的強大，是脆弱的強大。

我要特別強調，法蘭克福書展這一世界上最大、最有影響力、也最具文學能量的書展，自1949年創立以來，始終堅持、並守護著表達自由、出版自由的基本價值，這是書展堅守始終的傳統。所以，不管壓力多大，都要守住這個底線，不能退讓。讓我欣慰的是，今天，你們守住了。

我相信，在10月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多元、多樣、多音調的聲音，異見的聲音，將會更多，更刺耳。中國新聞出版總署，或更大的國家權力，都不可能阻止這些聲音。作為今年的主賓國，來自中國的學者、作家和編輯們，你們別無選擇，必須面對、傾聽，必須學著交流和對話。」

經同聲傳譯後，我的籲求獲得了與會者熱烈的掌聲，有人高聲叫好，並站起來大聲抗議中方代表的退場是無禮的行為。隨即，法蘭克福書展主席博斯走上講台，他對中國代表團的集體退席非常失望。接著，聽眾席上出現了高喊聲︰「這裏是德國，不是中國！」會場已然失控。

由於意外的狀況，法蘭克福書展主席博斯不得不宣佈暫時休會，一時，近千名聽眾及來賓不知所措，戴晴和我又被記者圍著詢問感想。半個小時後，中國代表團在博斯的陪同下回到了座位，會場一時肅靜，在西裝革履的中方代表入座以後，書展主席博斯和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一起走上講台。

又是戲劇性的一幕。

法蘭克福書展主席博斯在主講台上首先發言，他難堪、表情尷尬地向中方道歉，為事先沒有和中方商量就擅自請戴晴和我上台致詞道歉，為不「尊重」中國代表團而道歉。博斯的這番道歉讓戴晴、我和聽眾愣住了。因難以想像，現場氣氛為之凝結。隨後，前中國駐德國大使梅兆榮走到講台，透過麥克風，嚴厲抨擊德國主辦方沒有尊重這一研討會的共同主辦方中國新聞出版總署，擅自邀請戴晴和我上台致詞。他一臉憤怒，用手指著台下的我倆說：「這位女士與這位先生根本不能代表中國人民。」接著，他語調鏗鏘，用中文和德文分別「宣告」︰「西方給中國上民主課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去不復返了！一去不復返了！」他說了兩遍，聽起來似乎比從小就被強灌入耳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更激昂。

訓話開始了，大使火力全開，惱火地談到德國媒體對中國長年的「偏見和詆毀」，談到中國成為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以來，特別是此次書展研討會前夕受到了德國媒體惡意的攻擊，已對德國社會產生了誤導。他說，中國代表團是因德國主辦方沒有和作為共同主辦方的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商量，擅自請我們上台而退席。現在，書展方已道歉，中國代表團接受了，所以回到會場開會。

這戲劇性的一幕夠精彩。未待聽眾緩神， 研討會的第一個專場已經開始。

象徵與隱喻：「歌德與貝多芬」的濫調陳腔

研討會被敵意籠罩著。

中方官員、學者及小說家莫言與戴晴和我始終處在「冷戰」中，彼此「橫眉冷對」。我倆只是聽眾，要「舉手」，經主持人允許才能發言。而兩天的研討會中，沒有任何專文印發送給其他主講人或聽眾，各個專場主講人幾乎都是即席表達，沒有自我的專業要求，和我不同，似無人事先撰寫專文，主講人間的對話則空泛、充斥印象見解。聽眾要求更多討論時間的籲求則被主辦方置若罔聞。我在兩天的研討會中一直沒有舉手發言，我只想在研討會的最後一場，即文學專場發言。

10月13日的「文學的角色──深陷危機還是越發必要？」（Literature in danger or even more necessary than ever?）專場是研討會的最後壓軸場，小說家莫言作為主講人，在發言結尾時談起了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關於貝多芬和歌德的傳說。他說，貝多芬和歌德一起散步時碰到了皇帝的車駕經過，歌德立即閃到路邊，立正，鞠躬、下跪、脫帽，向皇帝低頭致意，而貝多芬則昂首挺胸，繼續向前走著。莫言別有寓意地說，他年輕時，對貝多芬的舉動充滿欽佩，對歌德則多有不屑。但當他涉世已深，五十多歲時，反而對歌德的舉動充滿了敬意和理解。

當四位主講人逐個講完後，提問時間到了，我多次舉手請求發言，主持人關愚謙卻視而不見，最後，在另一個主持人屢屢提示後，既不愚也不謙的主持人才允許我發言。我索性拿著麥克風走到中國代表們面前問道︰

「各位來自北京，我也是個北京人。我還是這場的主講人之一，可是被剝奪了，現在，我行使聽眾的權利，只談文學。這場題目是談文學的危機，可各位只談小說、或小說的危機，而詩，卻無一人一字論及，請問，各位眼裏有沒有詩和詩人呢？」

台上的莫言及另三位主講人似乎懵了，面面相覷。

沒人回應。

「各位有誰知道德語詩人保羅‧策蘭嗎？」我舉起半年前由台北的傾向出版社出版的、印有策蘭頭像《策蘭傳》再問。

仍無回應。在座的中國學者、作家們似不知我所云。我索性直接問台上的主講人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陸建德博士：

「陸所長，您是否知道呢？」陸所長看著我，毫無難堪，不失誠實地答道：「我也不知道保羅‧策蘭。」

我說︰「各位一直在談歌德和貝多芬，可德國並不是只有歌德和貝多芬啊？來德國前，各位應先補上一下文學課吧……」

此話似乎激怒了主持人關愚謙，他用麥克風大聲嚷嚷著，想阻止我說下去。我被他的粗暴激怒，轉過身，盯視他，似怒不可遏。他的聲音小下來，嘟囔著。我接著說完︰

「莫言先生剛才敘說的這一則傳說，發生在19世紀初，在中國確實是家喻戶曉，我也從小就聽過。可莫言沒有講完這一則別有寓意傳說的結尾，我來補充。當威儀赫赫的皇帝座駕過去後，歌德不悅地問貝多芬，為何對皇帝的駕到不止步、鞠躬、下跪、脫帽行禮，桀傲不馴的貝多芬說了一句讓我迄今難忘的話：『世上的皇帝很多，但貝多芬只有一個。』和莫言先生不同，直到今天，我仍對貝多芬充滿了敬意。當然，也對歌德的低頭、鞠躬、脫帽行禮有了更多的理解。」

2009年10月18日，我在《法蘭克福匯報》上撰文〈還有文學嗎？荒唐的書展研討會〉，我寫道：

「這是我此生中所經歷的最具戲劇性，帶著冷戰氣味，也最令人嘆為觀止的國際研討會。一場缺乏多元聲音的國際研討會。整個研討會籠罩在敵意和潛在的緊張中。聽眾們要求更多討論時間的籲求被主辦方置若罔聞。兩天的研討會中，我回不到「文學的危機與可能」的文學專場上；戴晴女士也回不到「媒體眼中的中國：中國在媒體的形象」專場上，而中國的前大使則成為兩個專場的主講人，可以向全場訓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御用學者們可以輪番在研討會上輪番上陣，告誡西方要學會看懂中國。

所以，這一研討會本應是一場由中國政府主導，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主辦，法蘭克福書展配合，以用來展示中國在文化、政治、經濟、文學等領域全方位『崛起』的大型宣傳會。」

（責任編輯：澹修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