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09日訊】韓寒三文掀起的巨浪還未過去，正由國內網絡波及到海外媒體。我因為寫了一篇《民主政治離中國有多遠——兼評韓寒「談革命」、「說民主」與「要自由」》而受到波及。但這批評聲音不是來自國內網友，而是少數能在海外發言的「紙上暢想暴力革命派」。

中國有沒有暴力革命的現實條件？

我那篇文章的主題是：目前實施民主，中國政府未準備好；發動革命（包括天鵝絨革命與暴力革命在內），中國人民也未準備好。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最務實的選擇是大家各盡所能，做些啟蒙工作，涵育各種變革力量，比如加強民間自組織能力，擴大言論自由空間等，儘量促成中國儘快轉型。為了避免誤解，我在文章中特別指明：以任何形式結束中共一黨專政，都不缺乏道義基礎，關鍵是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國人能夠做些甚麼。

此文在國內博客登出，絕大部份網友贊成，認為這是非常務實的考慮。但在推特上，少數人忍不住了，有說我這是在為中共幫忙的，居心叵測；有說我是剝奪人民革命權利的；還有人說我因為在國內開微博，這樣說別有隱情。由於討論這個宏大題目很重要，推特上網友普遍年青，作為前輩學人，我認為有必要談清楚一些問題。於是戲擬一段文字，發在推上：

「如果要我來寫一個《關於暴力革命之可行性研究》，章節大概如下：一、暴力革命的民意基礎（在全國做抽樣調查）及其可行性；二、在全國、一省、一市、一縣進行暴力革命所需要的物質條件預算；三、參加暴力革命的人員數量預估；四、對抗某地政府武裝力量所需要的武裝力量投入；五、外部遊說成本（遊說國際社會支持的人員及其相關費用）」……

用這種層層剝筍式的說明，就是想讓大家清楚地知道，儘管「飛機和大炮才是獨裁者唯一聽得懂的語言」，但我們現在沒有飛機與大炮，沒法進行「武器的批判」。況且，暴力革命在中國現階段，很明顯沒有民意基礎。

我進一步說明：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推廣一項產品，都得做市場調查與推銷成本核算，更何況一場牽動甚廣的暴力革命。戰略學中有一個重要的詞彙，叫做「戰略場景想定」。想要從事暴力革命，當然得考慮革命的事前準備，如可能參加者的數量，武器來源、給養、人員的軍事素質訓練，並以一城一縣一地為目標考慮物質裝備，進行沙盤演練，勝利或失敗後的方案A（如何接管政府）、方案B（失敗後如何保存力量）。這些事前的組織準備工作不做，甚至連有多少人願意參加暴力革命都不知道，這樣的暴力革命有可能順利起航嗎？

解開死結之道：政府放權、基層自治

有人說，現在的情況與清末相似，為甚麼清末可以發動辛亥革命，現在反而不能？我指出，現在與清末社會狀況相比，有三點相當重要的不同：1、清末是朝廷小、江湖大。現在是黨的「陽光」灑遍每一個角落（即黨將統治神經末梢有效地延伸至每一處）；2、清末政府軍隊與民間武裝力量的差別是算術級差，即1與2、3、4的差別，如今是棍棒菜刀獵槍與最先進武器的差別；3、就政府與外部關係而言，那時是清政府害怕洋人，現在西方諸國對北京並無那樣的影響力。

一位推號為「天雷無妄」的人在推特上妄言，中共是沒有信仰的烏合之眾，組織能力是其死穴，中國農民的組織能力比中共強多了，這完全是昏憒之言。中共沒有信仰是真，說是烏合之眾卻毫無根據。中國民眾缺乏的正是自組織能力。過去這些年來，工人運動與市民運動相對少，只有農民因地緣、血緣、親緣等作為組織紐帶，才能組織一些社會反抗，但這些反抗往往敗於中共有高度組織的鎮壓行動。

我的看法是：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與中國人同屬一脈的台灣，以及去年阿拉伯之春當中過渡最順利的突尼斯，都是在民主化實現之前，整個社會已經做了大量涵育民主化力量的基礎工作，如開放言禁，允許私人辦報；開放黨禁，允許民間結社。這些當然都是在社會壓力日益增大，統治者為了求存而逐步讓出來的空間。但正是社會空間的擴大喚醒了民眾的權利意識，才最終促使了社會轉型。

以政治開放度相比，中國現階段有如突尼斯1990年代初；以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程度比，中國沿海地區與大城市的民智水平已與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前相若。在政治形態上，茉莉花革命前的突尼斯是開明專制，中國現在還處於半黑暗專制狀態，要想像突尼斯與台灣那樣成功轉型，最佳的對應之策應該是先促成中國從半黑暗專制向開明專制過渡。

今後幾年內，中國當局倘若能從國家利益與長治久安考慮，應該讓農村與城市基層自治，使民眾有機會涵育自組織能力，實現自治。這是為社會轉型做基礎工作，也是唯一能夠解脫中國政局之結的方法。

變革壓力來自執政者危機感

北京有沒有危機感？有。這次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講話中那句「群眾被激怒後，你才知道甚麼叫力量」，這就是危機感。目前胡錦濤任期即將屆滿，對一位指望平安下車、不在意社會痛感的「看守內閣」之大管家來說，已經不可能再做任何改革了。

但中國第五代領導層與第四代不同，接任時面臨的是遍地烽煙、生態瀕臨崩潰、社會道德潰敗的「潰而不崩」之局——這裡的「不崩」指的是政權依賴高壓維穩得以不崩潰。就在2012年元旦後這幾天，廣東東莞、四川米易縣、寧夏河西均爆發了大規模民眾抗暴事件。這些注定第五代領導人已經不能像其前任那樣守成而不求變地熬過十年，應對危機將成為其日常政務。

中共這代50後領導人的基本特點是：無信仰，靈活務實（因有過底層經歷），骨子裡奉行機會主義政治策略。這就使得今天的中共統治有一定彈性，在壓力下有可能做少許調整，今年中國在國際社會受到孤立後，外交政策立刻轉向就是例證。因此，在壓力足夠大時，也許能在危機煎迫之下做出一些改革。這點審慎的樂觀，是我基於假想他們是「理性人」這一前提。如果不是「理性人」，這話只能算白說了。

總結一下，解開中國局勢死結的鑰匙，就在第五代領導手中。步驟應該是：首先儘快放權實現地方自治（包括資源自管）；其次，政府逐步退出經濟領域，切斷掠奪民眾生存資源的管道；第三步，政府從全能政府變成有限政府，從無責任政治過渡到有責任政治。只要第一步棋走出，我相信，以沿海地區及大城市民眾素質，中國民主化進程會比較快，目前在高壓維穩之下的殭死之局才可能走成「雙活」。

北京如果拒絕逐步放權，中國這口沸騰的高壓鍋找不到出路，前景非常不妙。這種結局只會是雙輸之局，中共輸掉的是政權，人民輸掉的是社會重建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