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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學術

狄馬:李巧奴為誰而死?

──水滸系列之四

【大紀元2011年09月06日訊】梁山上有好多技術型的幹部,如書法家蕭讓、繪畫雕刻大師金大堅、歌唱家樂和、獸醫皇甫端、劊子手蔡福、蔡慶等。這些技術幹部在正常情況下是不可能上梁山的,原因很簡單:他們憑一技之長,在「明社會」中已經能夠「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了,何必跑梁山上,頭上頂個賊名,最後仍就圖個「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呢?唱歌的在哪裡不是唱,何必在梁山上唱?難道梁山上的歌迷比登州城裡的還多嗎?寫字刻章子的在哪裡不是寫字刻章子,何必當一回土匪還干老本行?難道梁山上的客戶比濟州城裡的還多嗎?因而,與普通人相比,這些人上梁山是需要更強的力量去逼迫的,神醫安道全的經歷就最能說明問題。

安道全本是建康府裡一個有名的醫生,只因宋江在攻打大名府的前夜突然病倒,張順就向他推薦曾醫過母病的神醫安道全,吳用就命他帶上黃金星夜啟程,請安醫生上山救人。誰知張順冒著大雪,路上差點被船匪路霸張旺扔到江裡喂了魚,好不容易趕到建康府,見了安醫生,安卻以老婆下世,家中無人照料推辭不去。原來,這安醫生在建康府裡有一個女朋友,叫李巧奴,在一家娛樂公司上班,生的是千嬌百媚,風情萬種,以此纏住了神醫的心。無奈張順百般哀告,安醫生只得勉強答應出診。當晚,安醫生就帶著張順來到巧奴上班的地方吃酒——大概是想在臨別之際再「柔情繾綣」一回。誰知正是這浪漫的想頭,要了他女朋友的命。

安醫生見了巧奴,便告訴她將要遠行,巧奴妹妹果然不高興了,連嗔帶痴倒在神醫懷裡,說「我卻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門」,搞得神醫心顫神搖,不能自已。好在他一會兒就醉了,巧奴便扶他到床上歇息。沒想到船匪張旺卻得了張順的銀子,上門消費來了。大堂經理「虔婆」便叫出巧奴,與張旺在另外的包間吃酒。原來,這巧奴只是把「道全哥哥」當成了他的VIP客戶,其他散客照接不誤,而正是這「以安為主,兼收並蓄」的方針,激起了張順的殺心。他拿起一把廚刀先殺了該店的大堂經理「虔婆」,後又掄起劈柴斧砍了兩個服務生;巧奴聽見不對,慌忙開門,被張順「劈胸膛砍翻在地」,張旺見勢不妙,跳牆走了。張順看追不上,就割下衣襟,蘸血在牆上寫下七個大字:「殺人者,安道全也。」我們看,這與武松有本質的不同。武松在血濺鴛鴦樓後,也是在牆上寫下八個大字「殺人者,打虎武松也」,儘管有濫殺無辜的嫌疑,但終究還算好漢做事好漢當,但張順殺人後卻寫上安道全的名字,完全是嫁禍於人。

卻說安道全酒醒後,看見四具死屍,嚇得篩成一團。張順就亮出了底牌:「只有兩條路從你行:若是聲張起來,我自走了,哥哥卻用去償命;若還你要沒事,家中取了藥囊,連夜徑上梁山泊救我哥哥。這兩件隨你行。」這時安道全如果不想死,只有跟著張順上梁山,而巧奴和她公司裡的員工,就只能白白地死了。

現在讓我們站在巧奴的角度上想一下,她是為什麼而死的?她是殉情的嗎?她是「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嗎?都不是。首先,她不認識宋江,更不知道遠在千里之外有一座山叫梁山,梁山上有一夥人吃飽了沒事幹專門「替天行道」。在一個夜生活相對發達的年代,她只想拿青春賭明天,賺個缽滿盆滿而已;而正是這樸素的唯物主義信念使她成了「革命路上的絆腳石」,最後又糊裡糊塗地做了宋江和他「替天行道」的殉葬品。因為她的營銷手段觸犯了梁山的規則。梁山的規則是:不管是誰,只要他阻礙了領袖或領袖頒布的「替天行道」綱領,他就得喪命。不存在「同路人」、「第三種勢力」、「紅瓤白皮」等多種選擇。尤其令人悲哀的是,像李巧奴這樣的人殉葬以後,宋江和他的眾兄弟壓根兒就不知道她是誰。《水滸》中寫到張順歸山,拜見了眾頭領,訴說船上被劫、水中抱冤一事時,眾皆稱奇,說:「險不誤了兄長之患」——彷彿根本不存在四條人命的事。

這種規則也是螞蟻和蜜蜂的規則。在螞蟻和蜜蜂的王國裡,不存在協商或多元並舉的問題。一切都以蟻王的旨歸為旨歸,以蜂王的是非為是非。宋江在攻打杭州的前夜,徽宗突然索取安道全回京,人謂趙佶無心肝。因為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軍醫對於戰爭的重要性。有人甚至說,如果有安道全在,林沖、張橫、穆弘、徐寧、朱貴、孔明、楊雄、白勝等兄弟就不會在病痛中死去。可說這話的人們恰好忘了,當年宋江裹脅安道全上山時,同樣也沒有考慮過建康府百姓的安危,他們有了病去找誰?用我們熟悉的話說,宋江的生命不屬於他自己,屬於梁山上千千萬萬的弟兄。梁山人民離不開他,就像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因而,宋江病則梁山病,宋江健康則梁山健康,宋江的背瘡就是梁山的背瘡,豈能不捨命而行?

可見,從深層的心理結構上看,宋江和徽宗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宋江是未得手的徽宗,徽宗是得手後的宋江。或者換句話說,大宋是擴大了的梁山,梁山是縮小了的大宋。只要宋江或方臘、田虎、王慶的頭腦裡沒有新的個人理念,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就是不可避免的,徽宗管不住高俅、童貫,就像宋江管不住李逵、張順。趙宋與水泊的區別只在版圖大小,部屬多寡,而不在道行高低、正義有無。

有人說,或許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梁山人馬為了生存,不得不採取一些非常手段;一旦坐穩了江山,說不定真會廣行仁義,勤政愛民。我只能說這是一種假設。實際情形是,中國人用兩千多年的時間,二十多個朝代的輪迴,大約一百代人的生命試驗過了,沒有一段較長的歷史證明這種假設是正確的。靠暴力和謊言上台的必然還靠暴力和謊言坐台;靠坑蒙拐騙奪得政權的,必然還靠坑蒙拐騙維護政權。不存在手段卑下的高尚目的,也不存在過程黑暗的光明結局。荊棘上結不出葡萄,蒺藜裡流不出奶與蜜。好樹都有可能結壞果子,壞樹豈能結出好果?這就是梁山以及類似梁山的集團給我們的啟示。

2011年6月14~15日草於長安飲馬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