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8月25日訊】我的父親劉宗漢是歷史反革命，第一個被株連的是我大哥劉文德。大哥非父母親生，但與其他八位兄弟姐妹手足情深，父母視同己出。解放前夕國民黨潰敗之際，善後救濟總署搬遷台灣，同事勸我父同往，父親斷然拒絕。有好心人勸父親，自己不去台灣，可把大兒子送去，父親還是謝絕了。父子倆出於對共產黨的熱愛和對國民黨的失望，絕了去台灣的念頭。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共決定派軍赴朝參戰。位於鴨綠江邊，與朝鮮一江之隔的安東市，急需大批有經驗的人員為軍隊提供給養。安東市市長親到上海招聘，在父親支持下，大哥毅然去了安東，就職於安東市百貨公司。在安東鴨綠江橋頭，大哥親切送別二弟文兵赴朝參戰，後又在那裏迎來負傷的弟弟回國。

1956年，父親在上海被內定為歷史反革命。57年反右開始，遠在安東的大哥隨即被揪出來審查。安東市百貨公司黨總支書記王宣傳和保衛科長潘長符，從內查外調中增長了歷史知識，瞭解到當年浙江實業銀行支持蔣介石發動4•12政變，而劉文德的父親、歷史反革命劉宗漢曾在該行當過高級職員；還有大右派章乃器，當年也是浙江實業銀行的高級職員，後升經理，並與劉漢宗關係密切；更要害的是，當年章乃器離商從政脫離浙江實業銀行後，接替他位子的楊彭年恰好是劉文德的岳父，於是認定大哥劉文德毋庸置疑就是這條籐上的黑瓜。父親是反革命，岳父是反動資本家，章乃器是我家的世交，劉文德本人又在國民黨善後救濟總署做過事——歷史反革命，絕不冤枉。

王書記與潘科長如此順籐摸瓜，挖出一個隱藏極深的歷史反革命，興奮無比，於是立即組織一批打手，把大哥押上台，連續作戰鬥了六個下午。大哥堅定站立，橫眉冷對，一再申辯自己從未參與過任何反革命活動，也絕無任何反動言行，自己是愛國愛黨的。硬的不行，就用軟的，潘科長出面與大哥個別談話，誘騙他：「劉文德，只要你交代了同章乃器的關係，就可以提拔你，給你加工資。」大哥回答說：「提拔我、加工資當然好，可惜我與章乃器實在不認識，他與家父、岳父同在實業銀行時，我還是個小孩子，怎麼可能與他有甚麼關係？」

王、潘又風塵僕僕從東北趕來上海，逕直找到此時已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的我父親，逼令他交代是怎樣把大兒子送進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的。老父知道抗拒無用處，於是違心胡亂寫了幾句顯而易見破綻百出的東西應付他們。安東市百貨公司黨組織藉著這份牛頭不對馬嘴的材料，對大哥狠批惡鬥，逼令他交代與國民黨軍統特務管丕誠的黑關係。大哥堅持無可奉告，結果不了了之。但是大哥的工作崗位變了，每天打掃衛生，檔案裡注上「內控改造」。

1961年發生大饑荒，城市工礦企業動員廣大職工「為國家分憂解難」，下鄉務農。名義上是自覺自願寫申請回鄉支持農業生產，實際內部早已定了名單，上名單的人不寫申請就個別動員。凡「內控對象」、「歷史問題待查對象」和平時向領導提意見的人，統統列入下鄉名單，大哥自然也在首批名單上。大哥拿著發給他的400元安家費，從東北安東市回到江蘇無錫老家鄉下。當時老家房無一間不漏雨的，地無一分可以自己耕種的，拿到的所謂安家費，不夠大哥一家6口幾個月的口糧。

二哥劉文兵，1949年秘密離家出走，參軍入黨，赴朝作戰，負傷立功，回國時已是少尉軍官。憑他的功績與才華，原本可以升級重用，由於父親是歷史反革命，二哥成了無前途的軍校教官，最後退役復員，到蘇州地方基層工廠當領導幹部，文革中慘遭造反派批鬥，差一點被扔進太湖淹死。三哥劉文輝，先被戴上右派帽子，繼而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很快被殺害。

我這個父母最小的兒子，父親出事戴帽時僅僅12歲，親見父親日夜被監督管制，含淚掃垃圾、掏陰溝，兄長接連出事遭難。在學校裡和社會上，我屢遭侮辱、欺凌。我當時怨恨父親，何不當初一走了之，如今害得家破人亡。隨著年齡漸長，特別是親歷文革之後，對父親，我由怨恨轉為同情，既深為父親的遭遇感到不平，更為自己曾怨恨父親而深感內疚。

我家是階級鬥爭的重災區。三哥文輝是右派份子，二哥文兵是共產黨員，飽經朝鮮戰爭烽火的錘煉，是毛的好戰士，目光敏銳覺悟高，能於自己家中發現階級鬥爭新動向。於是，二哥、三哥之間的思想交鋒就不可避免了。平日二哥在蘇州，三哥在舟山嵊泗島，很少見面，但每逢中國新年閤家團圓，二哥、三哥便唇槍舌戰，攪得家中不得安寧。

1963年寒假，三哥叫我到無錫老家鄉下大哥家體驗生活。大哥家住房破舊簡陋。晚上，大嫂與三個侄女睡在一間七八平方米的破屋裡，我與侄子睡在柴房草堆上，大哥一個人去一個荒無人煙的半島看夜。白天，14歲的大侄女帶著三個幼小弟妹，去鐵路邊撿煤渣，去荒地挖野菜。大哥不斷上訴無錫縣委，申請困難補助，但是大哥檔案裡塞著「特嫌」的結論，是內控改造的對象，不屬於政策補助對象。

自大哥家回到上海，我將所見所聞寫了一份《無錫農村南劉巷農民窮困生活考察報告》，如實反映了當地農民貧困、飢餓、潦倒的生活境況，不少人詛罵人民公社、大躍進，甚至怨罵共產黨。二哥得悉此事後，把我叫到蘇州，嚴肅批評一頓，說我小小年紀，中三哥的毒太深，並警告我，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毀了自己。

三哥知道了大哥的境況，趁返滬探親期間帶我回老家看望大哥，與大哥共榻徹夜傾談，鼓勵大哥設法開墾荒地，生產自救，不要對上面的政策存甚麼幻想。看著像豬圈一樣的農舍，看著侄子侄女們吃的山芋、南瓜、野菜粥，我們兄弟都掉了淚。三哥把身上穿的厚厚的工作棉大衣脫下來留給大哥，寒冬裡穿著單薄的夾衫趕回上海。在擁擠的車廂裡，他主動將座位讓給一個孕婦，自己站著全神貫注地讀英語書，四個多小時站到上海。

中國新年期間，二哥也返滬探親，同三哥一見面就提起我寫報告的事。那天午飯後，二哥、三哥與我相聚在內室，各泡一杯茶，關上房門，鄭重其事地討論起來。

二哥說：「三弟，你叫小弟去無錫老家體驗農村生活，做點調查研究，我不反對。可是調查研究首先要遵循毛澤東思想，要吃透黨的政策精神，不該單憑個別事例偏聽偏信，把新中國的農村，特別是人民公社化了的現代農村抹得一團黑，把農民生活說得這樣貧窮潦倒。這是否定國家大好形勢，是嚴肅的政治立場問題。我們兄弟在家看看還可以，一旦傳出去，必定會闖大禍！」

三哥聽了，平心靜氣地回答說：「調查研究，確實要觀點正確，而最正確的觀點不是別的，就是毛澤東思想倡導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小弟到老家，親眼目睹那裏的實際情況，如實記錄下來，這怎麼是人為的給農村、農民抹黑呢？家鄉群眾生活那麼苦，那麼窮，怎能昧著良心喊『形勢一片大好』呢？從實際出發寫調查報告，讓組織知道實情，怎可說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呢？」

「你這是在強辯！」二哥不讓三哥說完，迫不及待地打斷話頭，神氣嚴肅地教訓道：「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剛召開不久，毛主席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現在社會上有些人藉著自然災害發生的困難，全盤否定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猖狂地向黨反攻倒算。你指使小弟去暴露農村的陰暗面，不正是迎合了這股反動思潮向黨進攻嗎？豈不是犯了政治立場錯誤？」

三哥不以為然，譏笑道：「你是共產黨員、革命幹部，做慣了黨的馴服工具，毫不懂得人有自己的腦袋，應該獨立思考。請問二哥，你瞭解老家鄉下嗎？你去看過大哥家的情況嗎？沒有。你根本不瞭解當今農村與農民的實際苦境，只聽信黨的教導，不准老百姓說真話。客觀事實是無錫鄉下農村貧苦萬分，如果說是陰暗面，也是客觀存在，為甚麼不能暴露出來，向當局者進諫呢？這不是向黨進攻，而是愛護黨，愛護新社會的積極行動。」

「愛護黨、愛護新社會，就應該事事跟共產黨走，句句聽毛主席的話！」二哥提高了聲調，指著三哥和我的臉，嚴肅正經地說：「一切服從黨的領導，做黨的馴服工具，這不僅是每個共產黨員的天職，也是每個革命青年應具有的品質！」

三哥急起打斷他，大聲駁道：「跟黨走，聽毛澤東的話，父親不正是這樣嗎？他不當漢奸，不去台灣，送你去參軍，支持你去抗美援朝，結果呢？他不還是被黨、被毛澤東極左路線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大哥不去台灣，響應黨的號召，支持邊區建設，做好抗美援朝後方給養工作，去安東鴨綠江邊工作，結果呢？還不是受迫害，打成了內控分子？！再說二哥你本人，是黨的基層幹部，明知毛澤東要陷害廣大知識份子，號召給黨整風實際上完全是引蛇出洞，你為甚麼不提醒自己的兄弟我一聲，眼看著我成為出洞之蛇？！難道你當了黨的馴服工具，站穩了階級立場，連兄弟手足之情、父子養育之恩都忘了嗎？你是盲目地跟黨走，盲目地聽毛澤東的話，是全然的愚昧、盲從、奴隸相！」

二哥擺出一副兄長的威勢，斷然剎住三哥激昂慷慨的申訴：「大弟，家中發生這些事情，我作哥哥的不同你辯論。我只說你一點，你這個人，自小調皮搗蛋，當年江陰街弄堂裡鄰居都說你是搗蛋鬼、小強盜，向來強詞奪理，自作主張，從小挨父親打最多，父親怕教育不好你，強迫把你送進寶山教會學校住讀，不准回家，你忘了嗎？小時候你爬上屋頂，奔上奔下，故意唬人，一貫不聽大人的教導，從小叛逆反抗，長大後老脾氣不改，處處別出心裁，樣樣自由主義，你戴上右派帽子怪誰，怪你自己喜歡給領導提意見，反抗上級，懷疑黨的政策。你就吃虧在性格倔強好勝，自以為是，你這種叛逆精神早晚害死自己。我對你早已失望了，問題是你在影響、毒害四弟、五弟和小弟他們。這樣下去，我們一家人都會壞在你手裡！」

二哥越說越生氣，越說越擔憂，不由自主地把手捧的茶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匡啷一聲，嚇得我目瞪口呆，連忙打圓場：「二哥、三哥，你們不要吵了，都是我那份調查報告惹的禍。其實我那只是一篇習作，練練筆，實在沒有二哥說的那樣嚴重。」二哥轉向我，教訓道：「小弟，你還年輕，十六七歲中學生，千萬別學你三哥的樣子，毀了自己的前途！」

二哥鐵板著臉孔，三哥激憤得雙眼通紅，我吞吞吐吐辯白道：「我至今不覺得三哥有甚麼錯。」「甚麼？你還不清楚？你三哥的階級立場十分危險，照這樣發展下去，勢必走向自取毀滅的道路！」

三哥澎澎連拍兩下桌子，憤怒地跳立起來：「不錯，我小時候是調皮搗蛋，但我不會做馴服工具。我是個堂堂正正的青年人，我相信事實，相信真話，相信獨立思考！我不相信任何人的謊話，也不考慮個人的前途，更不貪生怕死！四弟、五弟都已長大成人，小弟也已是中學生了，他們都有自己的頭腦，不需要你去教訓。究竟是你馴服工具好，還是我獨立思考對，他們會在事實面前辨別清楚！」說完，三哥獨自狠狠拉開房門衝了出去。二哥氣得連連搖頭。

二哥與三哥，見面就爭，一談時事就吵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家人都稱他倆是冤家對頭。二哥一再表明，這是兩個階級、兩條不同路線觀念的爭論，屬於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場問題，他做哥哥的，有責任向弟弟妹妹們交代清楚，免得其他弟妹受錯誤思想的影響和毒害。三哥則公開鄙視二哥的愚昧、盲從、奴才相，認為他早給共產黨、毛澤東的愚民政策俘虜過去了，是他自己中毒太深，失去了自由獨立的做人的品性。二哥開口馬列主義，閉口毛澤東思想，三哥就把建國以來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批胡適、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搞四清一場又一場運動所造成的社會不公、人為災難滔滔不絕信手拈來，反問二哥：「這叫馬列的甚麼主義？這是毛澤東的甚麼思想？」

對於二哥與三哥的長年爭論，戴著歷史反革命帽子的老父親連聲歎息，明智倔強的老母親則默默不語。老人家只擔心骨肉反目，兄弟分裂。我與四哥、五哥嘴上不說，心裏卻佩服三哥敢想敢說、敢作敢為、實事求是的正義態度，一次又一次被他獨立思考、大義凜然、剛正不阿的精神所感染，自覺不自覺地照他說的那樣去做。表面上看，二哥這位朝鮮戰場上的功臣，給我家帶來榮譽的黨員幹部，代表著黨的路線，千方百計教化我們，而在內心深處，我們兄弟姐妹多數是同情父親、大哥與三哥的不幸遭遇的，在思想上站在三哥一邊。

二哥是共產黨、解放軍部隊多年培養出來的幹部，長期對毛的極左路線執迷不悟，不理解經歷苦難的弟弟文輝的切身感受，不認同民主自由思想，不允許有激烈的反抗精神，赤膽愚忠甘願做一個馴服工具。十年浩劫之後，二哥的認識也起了變化。文革期間，我們敬愛的三哥慘遭殺害，平反昭雪後，全家人到三哥墳上燒香磕頭，沉痛悼念這位剛正不屈、忠烈獻身的義士，二哥也終於認識到自己過去的愚忠錯誤，誤解了這位為國為民而「桀驁不訓」的大弟弟。年近花甲的二哥，顫抖地拿起毛筆，飽蘸紅色顏料，修復了三哥墓碑上的遺詩：「一生坎坷修真身，抗暴敢作普魯米。今赴屠場眺晨曦，共和繁榮真民主。」他一筆一劃地描著，神情肅然，內心沉痛，他被自己的這位光明磊落、坦蕩一生的同胞兄弟折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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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白：我的父親叫熱桑，剛解放時，我阿爸打土匪中了彈，自己用刀子把腿上的子彈取出來。那時候我的阿爸有功勞，也很有名，後來到北京開會還給他獎，還有獎金。他當了海晏縣大玉藏族區的區長。1958年夏天，上面通知他去海北州開會。他從區上到我們的夏牧場的帳篷，然後就騎上馬走了，再也沒有回來。那時我８歲，妹妹６歲。後來我的母親也給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我的阿爸哪裏去了不知道，阿爸活著還是死了也不知道。1980年給了我們一張阿爸的平反證。阿爸留下的東西早就沒收得一個不剩，現在就那一張平反證是給我阿爸的，再啥也沒有了。尕玉巴

――轉自《黑五類憶舊第１１期》，焦國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