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7月05日訊】八十歲的回憶（九）

共產黨的專制和鬥爭面向全方位

共產黨的專制制度決定，任何人都會成為鬥爭對象。我和我丈夫都成了無產階級專政對象，我的家庭曾被譽為 「革命家庭」的，也都被共產黨鬥爭得死的死、殘得殘，輕的也被審查、考驗了一輩子。

我的哥哥，我那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的哥哥，無限忠於共產黨的哥哥，被說成是「四人幫」，害死了。

哥哥在部隊時，因為重傷住在醫院四、五年，他身邊的病友一個一個的死去了，比他病情輕的也死了，但是他活下來了，是他的意志戰勝了疾病。他長時間住院，卻能不間斷地在部隊的報紙上發表講話材料，供給基層官兵學習。他的精神狀態幫助他奇蹟地恢復了健康，最後能夠出院繼續工作，只是不得不轉業到地方。

他轉業後到Z省文化局工作，在遇到工作中的分歧意見時，他沒有處理好，只是按照在部隊時的習慣，直來直去擺出了自己的看法，沒想到對方沒有在桌面上和他交流，卻暗中捅了他一刀，他們說他的機要員是反革命，給抓走關進了監獄，哥哥明知道機要員是冤枉的，卻救他不出。哥哥心急如焚，卻無計可施。最後，他去了北京，想見宣傳文化方面最高領導人楊尚昆，但是他沒有見到，上交的一封信被轉回了Z省。哥哥被戴上了一頂時尚的帽子——「四人幫」，他被專政了。很快他撿回來的那條命，就又送走了。哥哥走了事情還沒完，他的子女還被株連著，不可以入黨、不可以重用。

我的姐姐，被懷疑是特務。我那個唱著青春之歌，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去找共產黨的姐姐，找到了共產黨後，就滿腔熱忱的在新聞界開始了她的革命工作，也很快就入了黨，但是，也很快就被懷疑是特務，開始被審查，而且被審查了一輩子。她在報社、新華社、廣播事業管理局等單位工作的一輩子，也是被審查的一輩子，直到退休才給了個結論：「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還給恢復了黨籍。

審查過程中，有過勞動改造，有過批鬥，姐姐都能夠用黨的思想思維，用黨的語言說話，說：「審查是黨的需要」，「是應該的」。在共產黨的黨文化統治下的人們，都是這樣的。

姐姐退休後，天滅中共的前夕，大家都在退黨避災的時候，她恢復了黨籍，要為罪惡滔天的共產黨殉葬？她會明白退黨保平安嗎？我很惦記她！

我的弟弟居然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絆腳石，還被打得半死，只因為他和農民有緣，他的妻子來自農村。

弟弟對共產黨忠心耿耿，十五歲報名參軍走了，回來後讀了個中專，畢業被分配在上海的工廠做技術工作。在他應該結婚的年齡，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使他無法結婚，因為一九六八年女朋友宣佈停止和他交往，因為她爸爸被打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想讓弟弟受牽連。弟弟也裹足不前，因為自己的姐姐被打成了反革命，不願意帶給女朋友災難，因為在共產黨統治下，這是天大的問題，會讓人倒霉一輩子。沒想到他們就這樣分手了！因為不久，弟弟被迫和別人結婚了。

事情是弟弟遇到了一位拚命要逃離農村的姑娘，這位偶然相遇的姑娘緊緊抓住弟弟不放。她假冒我家親戚名義，打電報探查弟弟是不是真的出差在外；她到達上海後，假冒我們妹妹打電話請求接站；他自己找到了弟弟的工廠後，下車伊始就背著弟弟大事嚷嚷：我是來結婚的，我們已經訂婚三年了。弟弟解釋說不是這樣，但是沒人信他，反而埋怨他，太不夠意思，訂婚三年了一點都不透露。姑娘在弟弟面前則是：不和我結婚，我就死在你這兒。那年頭，電話還沒有普及，弟弟寫信向我求援，我連續五天回了五封電報告訴他如何應對，卻全被姑娘截取了。弟弟的好心朋友們，甚麼也不知道，只是熱心的籌辦婚禮，促成婚事。就這樣，姑娘的夢圓了。

三年後，姑娘帶著孩子再來上海的時候，弟弟倒霉的日子就開始了。因為弟媳是農村戶口，共產黨的戶籍政策，是不准農民進入城市的，尤其是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她們到上海後不能批給房子住。（國家統一計劃經濟體制下，住房沒有買和賣，全部由共產黨控制）。不能發給食品票證。弟媳在療養院找到過一份工作，她幹得很好也不行，不久就被辭退了，只因為她是農村戶口。

工廠招待所的洗衣房裡邊連著一個儲物間，3.8平方米，能放一張床，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工廠領導同意弟媳和小女孩暫時住進去了，弟弟帶稍大一點的兒子住在集體宿舍。

他們在上海一系列問題都不能解決， 弟弟說服了弟媳，一同離開上海，他們聯繫好了一個在北方的開發區新建的工廠，他們同意接受弟弟，但是，上海的工廠說弟弟的工作沒有人接替，不給辦手續。 開發區的工廠用人不能等，於是弟弟痛心地失去了這個逃生的機會。

弟弟失去調離機會後，上海的工廠卻調進了接替弟弟工作的人。弟弟請求黨組織重新幫他找一個接收單位，他沒有甚麼奢望，大城市小城市他不在乎，是城市或是農村他也不在乎，只要工作單位給他一個住房就夠了，但是親愛的黨媽媽沒有幫他，不但不幫他另找接收單位，還停止了他在廠內的工作。從此弟弟在廠裡成了沒有工作的閒人，相應的他的待遇也停步不前了。

停頓了二十年的提升工資和評定職稱工作恢復了以後，大家的職稱和級別普遍的迅速提升，弟弟卻像編外人員一樣，職稱和級別都只是原地踏步，被遠遠拋在後面，職稱和級別反過來又使他的調離也成了一步死棋。他曾善良地體諒黨組織安排他工作有困難，自己翻譯了一些國外先進技術資料，填補工廠的空白，工廠還不屑一顧。他的精神崩潰了。我去看他時，他說他很害怕，說廠裡的某某某被害死了，某某某可能也快被害死了，他說因為他們沒有姐姐，他是希望我這個姐姐救他。

弟弟的預感沒有錯，共產黨統治下的人們，都用黨性代替了人性，都沒有了人性，沒有了人性的人們對弟弟的痛不會感覺痛，還會藉機向黨表白自己的黨性有多強，他們又給弟弟加上了一頂帽子「社會主義建設絆腳石」羞辱他，在各個方面難為他。我不明白共產黨領導下的人們怎麼竟會變成這樣？

弟弟的孩子長大了，小女孩也上了中學，他們還住在3.8平方米的洗衣房的儲物間，儲物間陰暗、潮濕、狹窄，除了放一張床外，室內唯一的傢俱就是一個小板凳，女孩坐在小板凳上，把床當做學習桌，已經讀完了小學，孩子長大了，小板凳卻還是那麼一小點，加上房間潮濕造成的皮膚病的騷擾，怎麼活呢？親愛的黨媽媽的關心和幫助是等不到了。於是弟弟自己動手，打開了隔壁常年空閒的房間，自己做主搬了進去。招待所有很多長年空閒的房間，那只是其中一套，是個帶廳的一房，能讓長大了的男孩和女孩都有一個自己的角落，能讓一家人都住在一起而已。好心的朋友們說：「早就該這樣。」可是，為此弟弟卻付出了慘重代價。那些人性早已被黨性取代了的人來了，他們把弟弟的東西從窗子扔了下去，又舉起木凳朝弟弟頭上砸去，弟弟用雙手去擋，手指被砸骨折，在他們忙著討論手指骨折算不算問題的時候，弟弟倒在地上昏厥了過去，送到醫院去，醫生診斷腦梗塞，搶救的醫生發出病危通知，告訴家屬準備後事

可能是心靈感應？我在迢迢千里之外，心神不安，非要到上海去看他不可。到上海後，我看到了還在活著的弟弟，因為閻羅王幫助他，讓他延長了時日。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