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08日訊】我上《中國文革研究網》已經有3年多的時間了。在這個網上，我發表了自己在「文革」研究方面的一些見解，雖然這些見解並不適合此網站大多數讀者的口味，但是，它作為「文革」研究中的一種並沒有受到排擠，相反我的一些文章通過此網還傳播到「地方文革研究網」。雖然在網友的評論中，有人把我作為「資產階級民主派」對待，我也不甚難堪，無論怎麼說，文章一旦發表，它就是「公器」了，所以，對它的評論就免不了人多口雜。

回想9年前，我寫作的《六六運動論說》文稿在向境外郵寄過程中引來了便衣警察追查一事還心有餘悸，所以，對比看現在，事情已經是有了很大的轉變啊！在「文革」40週年的那一年（2006年），「文革研究」出現了「半解禁」的現象，中國人搞「文革」，外國人「研究文革」的怪現象到底是發生了變化，中國人也多少爭取到了「研究文革」的「權利」，儘管到今天此種權利都不完全，可總歸是一種可以運用的權利啊！

今年距 「文革」45年，《中國文革研究網》搞了「45週年紀念」活動，希望藉此機會把「文革研究」推進一步。既然是這樣，我就這方面發表一點自己的見解，也許可以活躍一下「研究文革」的風氣呢？

在沒有涉及到正題之前，我先說一下自己和「文革」的關係有助於對正題的論證。「文革」發生的那一年，我剛剛初中畢業，沒有等來高中的考試，卻等來了震撼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我雖然年少（16週歲），卻和成年人一樣地被捲入了運動，以至於它塑造了而後的我。如果說在平平常常的日子裡，少年人的變化肯定要比成人要大得多的話，那麼，在一個的的確確「觸動」了每一個人「靈魂」的那一場大運動中，少年人的變化就無疑的更激烈了。正因為這樣，我認為我們那一代青少年人雖然和成人一樣的經歷了「文革」的三個不同階段，但是，青春期的騷動和政治形勢的大動盪交織在一起，在我們身上所引起的變化和成年人的感受是絕對不同的。人變得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確是一個實事，若不是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學生怎麼可以在「內心深處」認定劉少奇、鄧小平這些「老一代革命家」「不革命」、「反革命」，而政治上乳臭未乾的自己反倒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派」呢？這樣的變化已經大大地逾出了專制的絕對空間，使我們民主的心和肺美美地吸到了口自由的空氣。

也就說，「文革」的三個階段的變化，我都經歷過，所以有一種「內心的收穫」，只是和成年人比較起來，每一個已經有的收穫卻在一個生理上並不保守的年齡段裡就輕而易舉地「放棄」了。於是，來源於外的東西，很快地句被心靈組織成為自己的東西了，其變化之妙，連我們自己甚至也感覺不到啊！和毛、林、周這三個大人物比較起來，我們在「文革」中的真正要求並不是他們「給予」的，因此，我們跟著他們走的「文革實事」不只能解釋他們的「偉大」 和我們的「無知」，有著許多我們中國人已有知識所論證不了的內容，難怪一位美國已故的「資深文革」專家說：「文化大革命要世世代代的研究下去」。

文革的三個階段是我1974年在寫作《絕妙的戲》的書稿時所建立的一個觀點，在《六六運動論說》中，我又提出了明確的時間劃分：

第一階段：1966年5月6日-1966年8月5日；

第二階段：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

第三階段：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產生之日）至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

僅僅就時間看，第三個階段和第二個階段是重合的，所以，在一般場合下，二和三是被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對於所有不是「研究文革」的人來說，根本就意識不到它的存在，更分不清是甚麼東西和因素被「混合」了；但是，對於研究者來說，它卻是研究的起點，因之，所有的可以稱之為「文革研究」的作品都是要最終做出毛澤東個人的運動如何同人們運動「混合」的結論，或者認為「混合」是毛的因素所致，或者認為是人民的因素消化了毛的因素，反正 「酒是混在一起了」——是一種誰都否認不了的實事。就此而言，「研究文革的人」就好像一個品酒師，可以把混合了紅酒和白酒分別開來一樣，以精確地告訴人們各個酒在混合物中之數量和質量。

我用最簡單的方法說，第一階段的「文革」運動是「1963年開始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的繼續，是一種純粹的、地道的共產黨政治運動，目的是「整人」（中共中央文件語）。第二個階段上的運動由於毛澤東施加的「個人壓力」改變了「性質」，又改變了「方向」，成為一個毛澤東夢寐以求的「人民群眾運動」。理論上一個高高在上的毛澤東「領導了七億人的運動」——這話無論如何都好說，也說得通，可是呢？你進一步的追問：他靠甚麼？使用的是甚麼組織渠道？其渠道內的系統又是怎麼運作的？如此等等問題都出來了。如果你回答說：「他就憑語錄！」（那時叫「毛主席語錄」，它是一種很精緻的小本子）我說：「這的確是實事……」，可是，「語錄」領導「七億」這樣的事情在全世界你見到過幾例？如果你說：「僅此一例」，那麼，我說：「今天的胡錦濤想不想用他的『語錄』領導中國人呢？」如果你回答：「想。」那麼我說：「為甚麼就不成呢？」可見，一個人現代人（「不是神」）撇掉了政治組織的系統，單憑『語錄』領導數以億計的中國人——這本身就是一個「現象」啊！是一個需要理論解釋的東西啊，而不是事情的本身。換言之，它裡面有一種東西需要「研究」啊。

就人性惡的一方面看，誰不想用一句話領導別人、統治國家呢？既然誰都想，可是在中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裏——只有毛一個人做到了，其中不是有奧秘嗎？如果毛澤東真是神，那麼，事情也好辦，人類宗教為我們備了多份案，我們可以尋找參照系，用宗教方式解讀它，只是呢？在「文革」 中，毛澤東不但不信神，而且是「破神」的「領袖」，所以，對於這樣的現象所包含的政治奧秘需要一種政治的解讀。

論述至此，我的研究涉及到最關鍵的問題了，即毛澤東在「文革」的第二個階段中所使用的方法是讓共產黨「各省委嗚呼哀哉」，讓各省的那些自治的烏合之眾的組織「自己領導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十六條》語）！現在該明白了吧？一群人，一種社會，若是處在 「自治」的狀態，「自己領導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本身就不需要「外在」的領導了，所以，它之圖像上如果套了個「外在的領導者」，那麼，也是「空」的啊！在這裡，我作為「文革」的參與者告訴大家，「文革」中一句很流行的話是「毛主席被人架空了」，原來當真如此！不過我要補充的是：他不光是被「反對」他的人 「架空」了，而且「忠於」他的人也「架空」了他。我不明白，為甚麼在45年後，「文革」中被「架空」了的毛澤東現在依然被一部份要「架空」呢？好像他本身就該生活在雲霧裡。

第一個階段的「文革」被毛澤東個人給「破壞」了。按理，這的確是共產黨中央《決議》後來所說的毛澤東「破壞民主集中制」，只是，此一種「破壞」造成了人民社會的巨大解放性價值這一點，《決議》給「否定」了。無可否認的實事是，在1966年，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大危機，黨的一貫的、傳統的政治運動在被毛斥之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統治」時，就沒有能力出具「無產階級」的運動了。與之對應的是，毛出具了它，就是現在大家都說的那個「文革」。就共產黨的紀律而言，毛「破壞」了黨對人民群眾非常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統治模式，是「錯誤」的；可就政治的、社會的狀況而言，此一「破壞」是「解放」的、自由的、民主的，卻是「黨」這個小集體利益不可能「包裹」的。

無論怎麼說，毛澤東個人「文革」的正確性是從對此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統治時期」的共產黨政治運動的「否定」和「批判」中生產出來的，因此，這不但是17年一來共產黨受到的最大批判，而且也是到目前為止在共產黨統的62年時間裏受到的最大批判和最厲害的衝擊。共產黨也會把事情搞砸——這是「文革」中浮現出來的一種政治實事啊！全國所有在職、在位的共產黨書記們（捨毛和軍隊師以下黨組書記外）都「落水」了，難道是一種意外？不是，這是一場針對共產黨發動的 「偉大革命」，別說45年前，它是正義的（那時的共產黨當權派腐化程度比今天的要小一倍），就是在今天，它也同樣亦是正義的。當「專制政治」存在於中國時，這一偉大革命過程就不會終結。質言之，第二階段上的「文革」是對共產黨「整體」、「集體」的批判，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那種批判，可惜這一批判的偉大價值今天反被人弄成為「負面價值了」。

第二階段的「文革」是毛澤東階段，這個階段雖然如鄧小平所說的是有「錯誤」可究，可是，它卻有一個最偉大的價值，那就是對共產黨政府及組織「造反有理」。朋友們，你在研究毛的「文革」時整理不出這個價值你就昏了頭。

客觀地講，對共產黨「造反有理」的價值在初始階段的確是毛「個人的發明」，但是，毛在把它向人民推廣時，就產生了一個附加的價值，如果這個不歸毛「消費」僅僅歸「文革」中不當權的普通人消費的價值可以用「民主」——這個詞點出其眉目，那麼，從辛亥革命之後我們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主之出現就不是一個偶然事件了。諸位，它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東西不一樣，不是從一個「理論」的渠道出來的東西，而是從「實踐」­——億萬普通人「實踐」——產生出來的東西啊！

關於第三個階段上的人民運動，因為受篇幅的限制，我不想多說，它是一個消費著「造反有理」的運動，所以，性質是民主。正因為是民主的，所以，在「造反」的初始階段上一個「一元」的「整體」的「人民」才立馬給一分為二了，出現了「史無前例」的中國人大分派現象，一個家裏出現兩派，出現了「派性鬥爭」，至於說，夫妻因派性離異，父子因派性失和的事情，那真是屢見不鮮啊！如果你認為這個現象是毛澤東有意設計的，那麼，我收回我的學說（「六六學說」）和我的觀點。可是呢？誰都知道，毛澤東沒有設計它，只是他承認了它，並且對之驚訝。實事上「人民」之中的任何一方也沒有「設計」它，它是民主——這個東西的必然產物。正如我前天在給《多維博客》一個批評我的文章的網友回帖中所說的那樣：「在專制主義條件下，『人民』是一個整體，但是，在民主條件下，它卻分了兩塊或三塊？」至於在這一篇文章中，若是有人問我：「『民主』中的『人民』為甚麼分派？」我回答：「沒有原因！」我只知道，如果某一個國家的「人民」是鐵板一塊，那麼，這個國家肯定是專制的、獨裁的；相反，如果某一個國家的人民公開地、大大方方地分成了多個政治派別，那麼，這個國家此時此刻一定是民主的。如果它今天「分」了，今天就是民主的；明天又「合」了，專制就復辟了。

最先，毛澤東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個人的「發明創造」在「普及」到「人民群眾」中時，不會「變質」，依然是他自己的，可是，他很快就發現了，他的「無產階級的偉大戰略部署」在被「人民群眾」的政治運動「落實」後，變化為一種「資產階級的派性」時，毛就不答應了，於是他在1969年4月1日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使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共產黨又給「復辟」了，於是產生於「人民群眾」運動中的所有事情，他也就容不得了，造反派組織被取締了，造反頭目許多人進了監獄，中國出現了「軍人政權」。於是，第三個運動隨著毛對共產黨組織和秩序的回歸也就這樣地被「消解」了。

許許多多的人在理解「文革」時，常犯的一個錯誤是：他們認為毛澤東向人民出示了一個A,這個A，在人民中間的形成圖式可以表示如下：AAAAAAAAAAAAAAAAAA……，其實呢？根本就不是這樣，毛澤東所發出的一個A,在人民中間真正的分佈的圖式是：ABCDYFGHJKLZXCVBNM……；。在前一個圖式中，人被簡化為「物」或者一個數學的（．）點，而在我的學說中， 「文革」時的中國人即使再差勁，也是「人」，而不是「物」或（．）啊。其實，「文革」的毛澤東想要的也是第一個圖式，當他從個人光輝的「頂峰」跌了下來時，才看清楚了已經出現的第二個圖式，所以，他發怒了，揮筆一摸，說：「統統不要！」朋友們，你們都不想一想，毛澤東是何等精明的人啊，他如果真正地要保他的「文革」，會「解放」「文革中的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嗎？

千萬別忘記，鄧小平是毛澤東「親手」「解放」的啊！我發現《中國文革研究網》上有許多人想恢復原汁原味的毛澤東思想，可是，這個毛最後把「文革」中捧他為「神」的「人民群眾」摔掉，把已經被打倒了的「落水狗」們又給「解放」了，難道不是實事嗎？「文革」中，毛澤東立起了一個價值，但是，後來又撤掉了——這才是「文革的重大真相之一」啊！

鄧小平——雖然是一個具體的個人，可是我以為他不僅僅是純粹的「個人」，他是「文革」前後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標籤。毛澤東放棄造反派，而要鄧小平——這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組織過程之一部份啊！因此，我和別人不一樣，很早就在鄧小平「反對文革」的行為發現了他用另一種方法繼承毛的事業的本質。可見，用「毛澤東」名義做出來的「文革」，其實是很複雜的，一部份是毛「說」出來的，見諸於公開的或者不公開的毛澤東言論，一部份是毛澤東「做」出的，只是「行」，沒有「言」。人們用「言行一致」的模式解讀毛的文化大革命，不失敗才怪呢？

我在年輕的時候就堅持至今的一個觀點是：無論是誰，在他當權的時候公開同情人民，支持人民運動，他就偉大；相反，在摔開人民並且消解了人民運動時，就不偉大。

我直率地說：1966年的毛澤東有過一段「偉大」時刻（甚至「非常偉大」），但是這個時刻向閃電一樣地就過去了，而後就進入了被人怨恨的時期，最終在一片詛咒聲中死去。

我個人的研究結果是：要保住毛個人的「文革」價值，就必須建立一個被它更大的中國人民的「文革」大「收藏夾」，在後者沒有建立時，前者同已經去世的毛澤東個人陰魂一樣，是孤魂野鬼。

2011年6月6日 於首爾《中國文革研究網》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