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紅軍到了

當我們聽到共產黨軍隊北上的消息時，我便召集縣城裡的紳商開會，這些人便是最初請我出任縣長的
人，他們曾在臨時委員會裡面協助我推進縣政。我建議歡迎這些共產黨軍隊。但是他們已經聽到共產黨占領其他縣城及鄉村的情形，他們深感驚駭，表示不贊成我的意見。實話講來，我本人也不大熱中於我自己的建議，但因為我是個代理縣長，我覺得應該陳述一些意見；除此以外，我更認為友誼的表示或許是很好的政策。
　　
「讓我們試試看」，我這樣主張說。「讓我們歡迎他們一下，看一看我們能否同他們合作。」
　　這些人嘴裡嘟嘟囔囔地搖了搖頭。

　　「我相信任何一支中國軍隊都比日本人好得多，」我說。「讓我們看看他們是不是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抗日。如果他們真是抗日的，我們就幫助他們打日本」。我這樣主張。

　　中國人的天然保守思想，由於他們聽到旁人的身歷經驗，和他們逐漸了解共產黨軍隊的性質與行為，而愈形強烈。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國民黨和共產黨間的衝突，乃是近代史上記載最不清晰的一段史話，我正在這段時期的中間來到中國，一直在努力學習中國語言以準備傳教工作，我對中國當前政治情況的了解，遠不如我對中國舊日生活方式與習慣及中國上古史與中古史的知識。

　　在舊日戰爭中，地方居民照例是歡迎任何打進來的軍隊，獻納禮品和大米，以後再有任一派軍隊占領該地時，他們仍是照例歡迎。我告訴與會的神商們說，我想把這種慣例應用到這一次。我這幾位中國朋友們會意地摸摸頭。

　　「共產黨把那些慣例都改了」，一位老年人冷淡淡地說。「當他們剛到江西某地的時候，當地的老百姓曾經歡迎他們。後來他們被國軍趕出，但隨後又回來了。這次回來後，便把那些曾經歡迎國民黨軍隊的老百姓殺掉」。

　　「江西遭遇過最慘痛的戰禍」，另一位老年人說。「江西人口本來很稠密，在共產黨占領前全省人口有二千五百萬。但後來人口竟減少了一半」。

　　「神父，那太危險了」！當我沈思他們的講話時另一個人又講道。「如果我們準備歡迎時，他們會停在這裡搶走我們的所有財物。我以為還是看看風頭再說」。他們的辯論把我說服了。於是我也決定看看風頭再說。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在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官員到教堂來拜訪我。「我代表呂正操將軍」，他說，一面遞過這位共產黨將軍的名片。「我是他的副官」。我們點頭致敬，並講了幾句中國的客套話。

「呂將軍今晚要到達這裡」，那位副官說。「他將在安國縣設司令部。他想請你一同吃晚飯」。我道著謝接受了邀請，副官隨即談到正事。「我們曉得你有一部印刷機」，他說。「我們想請你替我們印一些圖片──立刻就印」，他補充了一句。

他說話時很有禮貌，但不容我有所考慮與選擇。他把圖片的樣子遞給我，立正敬禮，轉身走出。

　　到了晚上，我騎著腳踏車到了呂正操的臨時司令部。那棟房子是用灰磚造成的，中國人一般都喜歡用灰磚建造住房。像天津、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紅磚房屋，乃是「西式住房」。華北一帶的大部住房都是平屋頂。這棟房子卻是起脊的瓦房，這無疑地是大戶人家的住宅。

　　大門兩旁有兩個石獅子。據中國神話所載，這兩頭獅子是住宅的衛士。但這位共產黨將軍卻有兩個荷槍裝刺刀的門崗做他的真正衛士。

　　門崗正在等著我，立刻把我領進第一層院子。在這裡我遇到他的親隨衛兵。他們向我敬禮，帶著我穿過第二層和第三層院子，走到呂正操的私人住房。

　　中國家庭生活的歡悅談話聲消逝了，滿院荒涼灰黯。在大朗氣清的十月裡，中國人經常喜歡在院子裡種上幾盆紫苑或菊花或其他種花草用作裝飾，現在卻都不見了。這些東西已被視為無用的累贅品而被移開。但當我被引進呂正操的私人住房後，我發現房間裡還掛滿許多匾額。我迅速地把眼光向匾額掃去，發現那都是送給這所住宅的前任主人的榮譽品。這位共產黨「將軍」並沒有下令像移除花盆那樣地立即拆除這些匾額。許多中國人雖然不識字，但縱使目不識丁的人，也曉得匾的意義。

　　呂正操立即接見我，很有禮貌。我們在一起吃飯，同桌的有他的參謀長，和另外幾名官員，呂正操年紀很輕，瘦高身材，面色灰白。他很健談，講一口好官話。他有一套共產主義哲學，但對另一方面的東西也知道得很多。他開始軍旅生活時，任職於東北萬福麟的第五十三軍。當五十三軍被日本軍隊打垮時，他正在西安；因為他老早便庇護共產黨份子，他便加入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張學良所發動的「西安事變」中的叛軍。張學良之駐防陜西，是受命剿滅該地區的共產黨。但是自從張學良的軍隊被日本人從東北驅出後，共產黨在東北軍隊裡的宣傳已經日趨活躍。共產黨的口號是結束內戰，對抗日本。

　　結果制壓共產黨的運動，實際入於停頓，這樣使蔣委員長親自飛到陜西。張學良隨而劫持了蔣委員長和他的高級官員。兩週後蔣委員長才告脫難。

　　這次事變的結果，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又有另一次「聯合陣線」，雖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國共首次聯合的誓約，早已經共產黨無情地背棄。

　　如果呂正操不向我詳細敘述他個人的經歷，我仍會曉得他剛加入共產黨不久，沒有受過真正「老」共產黨員的馴練，所謂老黨員是指那些在一九二零年時代初葉便加入共產黨的人們。那天晚上我看他只吃了一管鴉片煙，這便證明了一切事實。老共產黨員不准他們的高級官員吃鴉片。他們認為一個人如果染上鴉片或酒色嗜好，或仍要他純物質享樂時，便不會成為一個可信賴的好黨員。中國共產黨「三巨頭」之一的朱德，以前曾是個鴉片鬼。他拋棄了鴉片而不拋棄共產主義。

　　呂正操顯然是要戒絕他的鴉片嗜好。在吃鴉片煙前後，他一支一支的連著吃香煙，整晚沒有停嘴。
吃過晚飯，我們的談話轉入正題。他對我說，當他聽到一位天主教神父是一縣之長時，他真吃了一驚。當他又聽到這位縣長不僅是個天主教士而又是一位歐洲人時，他更覺驚異。

　　這樣便引起我要講的話頭。「我今天晚上是特別來向你辦交待的」，我告訴他說：「我們這裡沒有政府官員，老百姓便推舉我出來作反抗日本的組織。但是我一直在等候一個適當中國當局的到達。現在你來了──你是一位將軍──你又有軍隊。因此你便是合法的當局──我不再代理下去。如果你能接過這項職務，使我重新返回傳教工作，乃是我最感高興的事」。

　　他聽到我這項動議很覺吃驚。顯然地是他還沒準備解除我的工作，因此他用許多阿諛的言語，強烈反對我的意見。

　　「我已經聽到老百姓是如何愛戴你」，他說：「那乃是最重要的事。人民和人民的需要。你必須繼續你的職務。你繼續作下去與我也有光彩」。

　　但在他的慰勉下，我並沒有放棄決定，我也用同樣有禮貌的態度堅請辭職。但是我同意繼續和臨時委員會的三名委員幫忙，（這三名委員曾擔任過行政與改組的主要工作）直到舉行選舉後為止。這三個人愛國思想都很濃厚，辦事忠誠。一位是蒲丈浦，商會會長，六十歲。一位是舒慰農，辦事能力極強，有領袖天才，另一位是朱卓清，是退任的少將。

共產黨挾持人質要脅兩百枝來福槍和兩萬塊銀元

　　那天晚上當我離開呂正操的司令部時，我滿懷著希望，覺得我們能夠真正共同合作。我的樂觀情緒不久就雲消霧散了。三天之後，呂正操把臨時委員會的三名重要委員一併逮捕起來。他把我請到司令部，簡短地談了幾句話。

　　「我需要兩百枝來福槍和兩萬塊銀元」，他說：「如果明晚八點鐘前後不到的話，你的朋友們便要被槍決」。

　　多辯是無用的，他己經在命令上蓋上官印，並注明時間，我曉得多爭辯只是耗費寶貴時間。我立刻
走出搜集槍枝，心裡感得異常難過。

　　當那天晚上我們一起吃飯時候，呂正操曾特別關心我組織起安國縣的方法，他問起我們在縣裡都做過些什麼事。他想曉得我們怎樣弄到這許多槍隻。我一一都據實以告。

　　我告訴他，當我就任縣長後，我看到我們需要些來福槍裝備警察以保護縣城。我記得當國軍南撤時，他們必須渡河。他們必須迅速涉水，在深湧湍流中，有很多人都淹死在河裡。只在曹家莊附近的一條河裡，便淹死了一千多名兵士。

　　在九月間，我曉得河水會降低，於是我在一天集合起一群老百姓，每人攜帶一根長鐵棍。我們有的涉水，有的搭乘舢板，把鐵棍探到河底。當聽到碰著金屬的響聲時，便潛水下去把槍枝撈上來。我們這樣做了一個星期，總計尋到三百多枝槍。這些都是來福槍，擦淨上油後便可以使用，現在城裡城外警察和民團所用的槍，都是這樣得來的。

　　我深夜派專人到各處送信，要求他們把槍枝交出，以贖救這三個人的性命。但是老百姓們都不願交出來，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銀元倒還容易搜集，但到了第二天四點鐘──距離限期還有四小時──我只收集
到一萬銀元和七十枝來福槍。現在已經來不及再搜集了，我只好去見呂正操蹉商一下：

　　「老百姓都窮得很。我們又在打仗。我們都是同舟共濟的人。你能不能把這些收下，不再追索欠數並把那三個人放出呢」？

　　呂正操的神氣是全無商討餘地。他答覆說：「我說什麼就是什麼。你必須把我要求的數量全部繳齊，否則槍斃你的朋友」。

　　我要求他展限。他在命令上又批註限「夜半」交齊，蓋上印，讓我離開。

　　我再拼命各方奔跑，別人也幫忙搜集。直到四點鐘，我們才休息一下，吃幾口飯──這就是我那天的早飯。到了晚上，我曉得我們要拼死命去做了。到了夜間十一點，我們把二百枝來福槍和兩萬塊錢都湊齊了。我先跑去向呂正操報告，人們在等候著消息。

　　呂正操假裝出很殷勤。他帶著所有參謀人員來歡迎我們，因為我並不是獨自來的──城裡的幾位紳士都到了。他收下現洋，背著後面架起的來福槍，很講了一片話。

　　「我到過許多縣」，他說：「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像貴縣老百姓這樣愛國，情願送給我兩百枝槍和兩萬塊銀元」。在盛大炫耀的場面下，這三個人被釋放了。

　　第二天他又弄出一套新花樣。

－－來源：希望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