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紀元》周刊229期發表了專題新聞，從史料角度還原一個真實的蔣介石。專題分兩篇文章： 一，還原蔣介石的本來面貌，二，抗日：忍辱負重 護衛國魂。回答了蔣介石是否抗日，西安事變之前他在等什麼的關鍵問題。）

一、還原蔣介石的本來面貌

文：華明

2006年3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了《蔣介石日記》。最近，負責主持整理和研究這批文物的郭岱君教授在美國各地發表專題演講，試圖從歷史事實給予蔣介石公允的歷史評價。

「艱難革命成孤憤 揮劍長空淚縱橫」，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含淚揮毫寫下這句詩後，搭機離開成都，飛往台灣，永遠離開了他為之奮鬥幾十年的大陸中國。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時刻。

從此，在中國大陸，蔣介石被中共斥為「獨夫民賊」、「不抗日」的「人民公敵」。直到2006年3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了蔣介石日記，一個完整真實的蔣介石才展現在人們面前，中國大陸也開始出現越來越多公正評價蔣介石的聲音。

最近，全程參與《蔣介石日記》的接收，並主持整理和研究的胡佛研究所華裔研究員郭岱君教授到華盛頓、紐約、波士頓等地，以「從歷史事實談蔣介石」為題演講，幫助重新評估二十世紀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及領導人物，甚至某些改寫了中國近代史的事件。

蔣介石（1887～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是中華民國第1至5任總統。他追隨孫中山參與革命，領導北伐，統一了中國，並領導抗日戰爭走向勝利，但在1949年敗給中共，離開大陸到台灣執政。

熱愛傳統文化 嚴格自律

長期研究蔣介石日記的大陸學者楊天石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一書中說，五四時期許多新潮人物大多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強烈批判態度，而青年時期的蔣介石則不同。他雖然研讀新思想，卻並不廢棄舊學。他研讀王陽明、曾國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稱：「研究至再，頗有心得。甚至夢寐之間亦不忘此三集。」

從日記中看出，1926年以後，蔣介石的讀書逐漸發生方向性轉變，即廢棄新學，專讀古書。儒家：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項事業的起點。道家：存天理，去人欲。他研讀古籍，如魚得水，常常用以作為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原則，或用以作為治兵、從政的規範。

他嚴於律己，不沾煙酒，不斷告誡自己戒色、戒奢侈、戒貪。「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邪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1925年5月，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他嚴厲自責：「將何以模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他立誓作到「四定」，即「體定、心定、氣定、神定」；「四不」，即「口不罵人，手不打人，言不憤激，氣不囂張」；「三要」，即「謹言、修容、靜坐」，以革除自己動輒易怒、罵人、打人的惡習。

外界一直傳蔣介石年輕時候生活浮蕩，得了花柳病無法生育，以致與宋美齡沒有孩子，但這是誤傳。蔣介石1928年日記：「耶！宋美齡懷孕啦！」他很高興。可是那一年8月有刺客進入他家，宋美齡受到驚嚇而小產。蔣公說：「妻病小產，其狀痛苦不堪」「妻病頻做，心生鬱悶……」蔣介石還特別請了五天假到上海去陪她，他非常愛她，尊敬她。

從崇共到反共

20年代的中國，各種思潮彙集，蔣介石與當時所有知識青年一樣，受新思想吸引。他於1919年開始閱讀《新青年》，日記中不斷出現有關記載。例如1919年12月4日日記：「看《新青年》雜誌。」12月5日日記：「上午，看《新青年》。往訪林士及執信。下午，看《新青年》。」

蔣介石也讀過「馬克思經濟論」、「共產黨宣言」等，並嚮往共產主義。1923年，孫中山派他去蘇俄考查，蔣介石在船上還不停地學俄文。他說：「終於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的祖國了。」但是，三個月訪問，蔣介石從崇拜共產主義到慢慢放棄，得出了「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今日中國」的結論。

到1926年，蔣介石8月30日日記：「他黨在內搗亂，必欲使本黨糾紛分裂，可惡也。」他懷疑：「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革命事業，還是只是為了擴大共產黨的勢力？」對此，他「不能理解」。

而且，蔣介石的早期革命主要財務支援來自江浙財團，而共產黨到處搞暴動、罷工抗議，讓資本家很不滿意。他說：「為什麼共產黨到哪裡，奪權和抗爭就帶到哪裡？」各方面他都覺得難以忍受，這才決定在1927年清黨。

同時，他也讀了很多孫中山的書，並流露出崇拜之意。1925年1月16日日記：「《三民主義》一書，博大精深，包羅萬有。」1926年8月7日日記：「總理規劃於前，中正繼述於後，中華庶有豸乎？」

把共產黨看得很透徹

蔣介石的日記中，一直貫穿著大量對共產黨的看法。他比較共產黨與國民黨的不同：第一，共產黨反對私有財產，國民黨保護私有財產；第二，共產黨要階級鬥爭，國民黨要跟階級合作；第三，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利益，國民黨代表全部民眾、各階層的利益；第四，共產黨講的是仇恨，我們儒家講的是忍，耶穌基督講的是愛。

他說，如果我們用「仁、愛」可以治國救國，為什麼用仇恨？應該說，蔣介石把共產黨看得很透徹，共產黨的本質是「仇恨」治國，他在日記裡好幾次提到「共產黨這樣行不通」。

但是，他也反思自省，在日記裡問：為什麼婦女不聽我們的？為什麼大學教授老是跟著他們走？為什麼青年學生老是相信他們講的話？他在1939年曾經擬了一個問卷，讓國民黨員來回答，本黨為什麼組織訓練比不上共產黨？為什麼不能做基層工作？為什麼不能掌握青年？那些教授為什麼要反本黨？

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他在日記中寫下「中共之罪惡」：資抗戰之名義，而行破壞抗戰之實；藉民主之美名而施階級獨裁之陰謀；藉民選之名義以行其擁兵自衛，割據地盤，奴辱民眾，破壞統一之實；共軍所到之地，所謂民選政府之實情：信仰言論行動皆為絕對統制而無自由，否則即以反動漢奸與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傳教士絕對不能傳教，且不准其進入其民選區……

那個時候，他很清楚：「這個毛賊不可信，我一定要把他抓起來。」中共的獨裁、狡詐、絕不可能給民眾以民主和自由。但他最後還是放了毛。

丟失山河 自責難已

很多人以為，蔣介石離開大陸一定會罵共產黨，如同共產黨在大陸批判蔣介石的做法一樣。但郭岱君說，他1949年沒有罵共產黨，我很訝異，簡直不可思議。兩年前，中國大陸有個領導人匿名來胡佛研究所，我們問，那麼多你們要看什麼？他說看1949年蔣介石怎麼罵我們的？後來駐美大使帶了十幾個部長級幹部來，我說，你們會失望。

整個1949年，他都在自責：「平生最大恥辱」，「愧悔無地自容，幾無面目見世人。」「遁跡絕世，了此一生」，這種話非常非常多……

郭岱君說，我最受感動的是他的堅忍不拔。「在1948、49年，很多政治人物和將領都投降共產黨，也有一些人不願意投共，到香港、美國做寓公去了。蔣介石身邊最親近的兩個人自殺了──陳佈雷和戴季陶。蔣介石雖然也想到過自殺，但還是忍下來了。」

有些西方學者不明白：1949年的蔣介石是徹底失敗了，但同樣一個蔣介石，同樣一個被指為「腐敗」、「獨裁」的國民黨，為何在大陸失敗，卻在台灣成功建立一個經濟繁榮和民主政治的社會？

郭岱君說，實際上，蔣介石一直想搞改革。抗戰剛開始，曾經有兩個省實行了三民主義的土地改革，陳誠在湖北省，陳儀在福建省，他們都做了二五減租，這跟後來的三七五減租很像。但是很不幸，之後又開始打仗了，所以都沒有做成，沒有機會，每天都在戰爭中。

在台灣實現改革夙願

郭岱君說，1949年，台灣進行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由陳誠主導土改。而那時國民黨還在大陸打仗。1950年，76％的產業是國營的，政府控制的，可是10年後，計劃經濟就成功的轉為市場經濟。

1950年年底，蔣介石決定實施地方自治，那時的台灣生產停滯，農業工業都落後，對外貿易連50萬美元的外匯券都開不出來，失業率非常高，上百萬的軍民從大陸湧到台灣，吃都是個問題，到處亂七八糟，而且美國已宣佈放棄台灣。

蔣介石身邊的很多人都說：「這太危險了，到處都是台灣人，國民黨還能有立足之地？」郭岱君說，今天回想起來都是個奇蹟，怎麼敢進行鄉、鎮、市長，縣市長，省議員的選舉？而且結果是蔣介石最不願意看到的台灣本地人當選為台北和台中市長，期間他很掙扎，甚至讓人家退選。最後還是同意他們繼續競選。

非國民黨員當上了市長，本省人才看到政府決心實施民主，以致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加入國民黨，成為國民黨候選人參加選舉，這奠定了後來國民黨在台灣55年的基礎，不但是土地改革，而且也是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成功。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說：「沒有蔣介石墊下基石，台灣就不會有今天的經濟成就、民主法治，因此，以『一代領袖』尊稱蔣介石，應非溢美之辭。」儘管最後的民主政治是蔣經國完成的。

以民生、民族為重

蔣介石在台灣，早期念念不忘反攻大陸，但他幾次拒絕美國欲對大陸使用核武器的建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宣稱，美國在積極考慮對入朝中共軍隊使用原子彈。蔣介石12月1日日記：「杜魯門與美國朝野主張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

1954年10月20日，美國空軍部計劃處長提議，台灣方面可以向美國申請借用「原子武器」，他表態：「對反攻在國內戰場，如非萬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對於民心將有不利影響。」1968年12月，他對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說：「你們永遠不應設想以核武器對付中國。」

日記中，蔣介石崇尚「仁義」施政。在大陸遭天災人禍時──54年大水災，58年大躍進、74年中越海戰等，都有人勸他趁機打擊中共，而他說，我的黎民在受苦，應該如何救民於水火之中，不能趁此時去反攻，否則不是仁義之士。

1969年，中國和蘇聯發生珍寶島衝突，蘇聯派人與蔣聯絡，蔣開始有點動心，但他說蘇俄對我們絕無好心，不願做吳三桂，做蘇俄的馬前卒。1950年中國開國週年大典，國民黨空軍準備轟炸天安門，他在最後時刻取消：「我不能做項羽，英法聯軍」。

用中華傳統文化「反攻大陸」

蔣介石最後的日記是1972年，日記中說：「此為最黑暗之時期，但余對光復大陸之信心，毫不動搖，且有增無已，因確信上帝與真理和我同在也。」其實他早就知道，不可能軍事反攻，但這時候他已提出政治反攻，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用三民主義來反攻大陸。

60年代，與中共文化大革命「批判孔孟之道」同步，蔣介石推行「復興中華文化，光復大陸國土」，台灣開始從小學到大學入學考試，以及政府公務員考試，都大量強化學習古典中華文化的科目，尤其是以孔子為主的儒家學說，受到特別推崇。致使台灣成為今日全球華人中最能完整承繼中華傳統文化的地區。

如今，21世紀的台灣，經濟發達社會穩定，在中國傳統文化陶冶下生機勃勃；而今天的大陸，政治獨裁，經濟發展不平衡，意識形態缺失，民怨沸騰，如同一個火藥庫，讓人擔心隨時可能爆炸。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蔣介石日記》的出爐與研究，讓我們有機會認識蔣介石的另一面，或許也正是歷史還原真相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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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抗日：忍辱負重 護衛國魂

半個世紀以來，中共一直指責蔣介石遲遲不抗日，錯失時機民氣。《蔣介石日記》公開之後，人們才知道蔣介石拖延向「日本開戰」的深沉苦衷。

文 ◎ 畢儒宗、孫芸

半個世紀以來，中共一直在指責蔣介石不抗日，批評蔣中正是因為張學良發起西安事變及共產黨促使之後才抗日的。直到幾年前，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向公眾開放「蔣介石日記」，人們才知道蔣介石拖延向「日本開戰」的苦衷。

中日軍力懸殊 如何打？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入中國東北，中國人群情激憤。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近日在波士頓演講時說，蔣介石當時十分痛恨日本，在日記裡一律稱之為「日倭」或者「倭」。蔣介石很清楚：中日必將一戰，因為「倭所要我者，為土地、軍事、經濟與民族之生命。」

但他深知，當時的中國軍隊遠不是日本軍的對手，中日實力懸殊，中國要爭取時間。日記中，已經成為基督徒的蔣介石時常禱告，讓神給予他時間，他也一直派人去歐美尋求援助，因而遲遲沒有正式向日本宣戰。

郭岱君說，918事變時，中國有什麼軍隊？只有一些軍閥割據，除了黃浦軍聽他的指揮外，其他軍閥都為自己的利益著想，軍隊不受蔣指揮，直到1944年抗日快結束時，還是這個局面。蔣介石一生都沒能真正統治中國，國民黨並沒有能力號令全國，軍隊裝備也嚴重落後。

他在日記寫，第一，這個戰怎麼打，日本那麼強，中國那麼弱。第二，軍閥割據各有所謀，軍閥不見得會聽他號令打這個戰，第三，當時汪精衛在廣州另立中央，跟南京對抗……。他不認為可以打贏這場戰，要打就必死無疑：「今日唯有鞠躬盡瘁死而已，萬一不測特令此為遺囑。」

蔣介石在日記中，還記載了自己不能被黨內人士和學生理解的痛苦。郭岱君說，滿懷熱情的年輕學生，不能理解他為什麼不向日本宣戰，國民黨左派也認為他的抗日是假。蔣介石三十年代的日記中，反反覆覆記述了他對此的憤怒和羞恥。

攘外必先安內：收復西南

蔣介石採取的方針是「將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在日記中寫道：「不先剿共滅匪，則不能禦侮。不先平內，則不能攘外。」但這個「安內」不是指中共。

他認為，中日之戰既然一定要打，上海是受不住的，決定遷都四川，可是南京政府進不了四川，因為四川、雲南、貴州這西南都是軍閥控制，他根本進不去，怎麼辦？

郭岱君說，在1932～1933年間，蔣介石根本就沒有把共產黨放在眼裡，經過幾次剿共，紅軍不到3萬人。而他故意留下一股紅軍，跟著後面，這樣才能進入四川、雲南、貴州，然後再往西北走。因此，他以剿匪為掩護，藉「剿共」收復西南，而紅軍，只要再來一次圍剿就可以剿滅了。

張學良壞了一盤好棋

另一方面蔣介石積極和日本和談，希望再有三年，拖到一九三九年，不幸的是，由於張學良的魯莽，西安事變打亂了他的部署。他在日記裡反覆講「漢卿壞我大事」、「漢卿誤我一盤好棋」、「漢卿誤我大局」，而張學良當時一定是看到了蔣介石的日記，深受感動，最後決定護送蔣介石回南京。

然而，楊虎成和他的西北軍、東北軍都反對，說蔣介石沒有親自寫下手模腳印，絕對不能信任他。但張學良聲淚俱下地說，我一定要護送委員長回去，否則中國沒有人能領導我們抗戰。不過，蔣介石一輩子都無法原諒張學良。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沒有辦法再拖延，全國倉卒抗日。他本來希望德國顧問能幫助他訓練六十個德國裝備師，但此時一半都沒達到，同時想取得蘇聯、美國等列強的支持也落了空。

然而，一旦宣戰，蔣介石堅定不移。他曾在一份批文中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說與日本和談的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其中可見其對抗戰的決心與態度。

艱苦抗戰 敗而不降

中國和日本第一大戰為何選在上海？蔣介石說，松滬之戰必須打，第一，必須把戰線從北邊拉到南邊來，擴大日本戰線，不能讓他們從東北直接到西南；第二，喚醒國人全力抗戰；第三個很重要，要震動全世界，西方列強很多商業利益在上海，要讓他們感覺到痛。

郭岱君說，松滬戰中國打得慘烈。國軍三個人一支步槍，步槍有的還要用繩子綁起來，不綁就散掉了。哪天打仗哪天發子彈，每個士兵只發約10顆子彈，平時訓練只能用假的。當時的中國就那麼窮，士兵只能穿草鞋，可是日本是軍艦，機械兵團，中國是在用血肉之軀抵擋日本的高強度火力。

當時第三戰區司令官馮玉祥說：「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3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個小時死了三分之二，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

郭岱君說，到了1938年，蔣介石的策略非常清楚，就是堅忍不拔，敗而不降。每一仗幾乎都打敗了，但是絕不投降。所以日本每次有一個大的攻勢，就以為中國一定投降，結果中國人敗了就撤退，就是不投降。

以空間換取時間

蔣介石在抗戰時曾講，中國人地域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一吋山河都是抗日的地方。郭岱君說，他那時確實是帶著中國人這樣做，他想拖垮日本，以空間換取時間，打不贏就換地方。事實上也是，直到國際反法西斯戰場上出現轉機，中國才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

但是中國的損失慘重。抗日戰爭中，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小型戰鬥38萬931次。國軍總損失400多萬人，也讓日軍死傷近250萬人。

半個世紀以來，兩岸對蔣介石的評價，因政治立場不同，存在極大的差異。台灣難免於「完人」的歌頌，大陸則責以「罪人」之名。持平而論，蔣既不是「完人」，也不是「罪人」，然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在鋪天蓋地襲來的各方壓力下，蔣介石忍辱負重，竭力護衛國家，實不愧為民族英雄，功不可沒。◇

　

－－轉載自新紀元周刊２２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