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約西元前730－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被稱為管子，春秋時代的穎上(今屬安徽)人。官至齊國丞相，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管子》一書，現存76篇，是戰國時人根據管子的事跡編輯而成。

管仲首先強調指出：「知予之為取，政之寶也。」意思是說，懂得給百姓以好處，就會從百姓那裡得到好處，這是治理國家的一個法寶。他解釋道：「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在他看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如果人們在生活上，過於貧困，甚至連飯都吃不飽，那麼他們心目中就很難有「禮」、「義」、「廉」、「恥」四字。而這四個字，是治國的大綱。如果「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這一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在今天，尤其顯現出它的重大意義。

管仲的富民政策，突出地表現在農工商同時並舉方面。他除強調農業的重要性外，對於手工業、商業也極為重視。如關於國家礦藏的開採，他創造性地總結出一套管理原則：一是舉凡金銀銅鐵等礦藏，其權力統歸國家所有，任何人不得私占。在＜管子地數＞和＜輕重＞諸篇中，除對如何發現礦苗(稱為「見榮」)和預測礦藏數量作出實驗性的諸多說明外，還明確規定：「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二是在強調國家主權的基礎上，鼓勵組織民間力量去開採經營，並提出了三七分利的具體辦法。他認為，如果由國家強迫罪犯去開採，會帶來管理上的一系列困難，罪犯們將會利用深山峻嶺的地理環境而逃亡，給社會帶來紊亂；假若以征發勞役的辦法，去強制百姓開採，也會招來百姓們的不滿和怨恨。要是這樣，「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因此，管仲既強調礦權國有，不容許私人染指，又提倡在政府的有效監督下，由民間去開採經營。他的具體做法是：「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七，君（國家）得其三。」一句話，就是要盡量激起群眾開採礦藏的積極性。這種管理思想和基本原則，卓有見地。這種「民得其七，君得其三」的辦法，充分的表現了讓利於民的思想！

對於其他手工業，管仲還設計出一個「同業聚居，父子相承」的管理方案。換句話說，就是把行政管理、戶口編製和專業技術的發展結合起來。由於同一行業，聚居在一起和子承父業，能夠耳濡目染，互補短長，「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智」，既保證各個專業後繼有人，又促進了同一行業之間的互相競爭。這種管理方法，充分顯示出對個人財產與智慧的尊重和保護。

應該特別強調指出的是，他的商業管理思想，即政府除對市場貿易加以稽查、監督和收稅以外，採用了經濟調節這個槓桿，去控制和調整物資的吞吐量和商品的價格。他說：「歲適美，則市糴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鏹，而道有餓民。……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意思是說，豐年時穀賤，糧食賣不出去，連豬狗都吃人食；反之，荒年時穀貴，每釜漲到十貫銅錢，致使百姓挨餓。怎麼辦呢？國家應該有效地控制市場以穩定價格，即是在荒年時，組織糧食的供應與販賣；豐年時，則組織收購與貯存。除糧食以外，對於鹽、鐵等國家重要物資的購銷，政府採取由國家壟斷買賣的辦法。至若其他萬物，則實行與生產者訂立合同的辦法，他說：「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所謂立貲，就是以契約的形式定出收購的價格。管仲為發展生產，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使齊國成為一個社會安定、經濟發達的一個大國。

在安民方面，管仲提出「九惠之教」，即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其主旨是通過各種不同的措施，對鰥、寡、孤獨和老弱貧殘之人，給予撫慰和照顧，以穩定社會秩序，加強國家治理。其具體內容載於《管子》中，茲不述。

在富民與安民兩個方面，都做得好，則其國必富，必強，必盛，必尊！反之，則其國必弱，必敗，更有甚者，其國必亡！此謂千年萬載不渝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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