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08日訊】【編者按】澳大利亞政治家、法官埃德蒙‧巴頓(Edmund Barton) 是第一任澳大利亞總理，也是澳大利亞最高法院首任法官之一。他在澳洲歷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作為聯邦領導人，他將澳大利亞六大殖民地的自治政府聯合起來實現統一，成立了澳大利亞聯邦，然而巴頓認為，聯邦是人民的運動，而不是政治家們創造出來的。他也曾在憲法創立中擔當了重要職責。不過19世紀80 年代後泛太平洋地區的排華風潮，影響到1901 年澳洲聯邦政府成立時的基本國策：白人至上。作為那個時代的男人，他們的世界觀不可避免的充滿了西方大男子主義的理念。也正因為如此，他的「白澳」觀念與種族偏見使他的名字直到現在仍鮮為人知。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偶然的機緣，大紀元墨爾本記者肖琳在一次扶輪社的聚會上採訪到了他的曾孫女安妮‧巴頓（Anne Barton），讓我們一起隨著她的視線，走近澳大利亞第一任總理埃德蒙‧巴頓。

我在成長過程中，巴頓家族鼓勵族人對我們這位著名的祖先——澳大利亞聯邦第一位總理的事蹟保持低調，但我非常珍視他在澳洲歷史上所起到的作用。2001年，當我作為巴頓後人，前來墨爾本的展覽中心大樓參加聯邦百年慶典時，我才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太瞭解他。我知道，那時他被稱為「總理的唯一人選」，以及「澳洲最高貴的兒子」，但同時也被稱為「酒鬼」。有人批評他懶惰，我決定試圖找到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還有他的價值和理想。

投入聯邦事業

我開始讀有關他的事蹟時，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感染。如果我能早些瞭解他，就會非常喜歡他了。他是1827年來自英格蘭的移民威廉姆和瑪麗巴頓的第11個孩子，出生於1849年，成長於悉尼，在悉尼大學學習古典學。大學畢業後，他開始了律師生涯。在大學期間，他對政治就有了濃厚的興趣，是悉尼大學席位候選人。

從他對聯邦運動這個事業感興趣那時起，直到19世紀90年代時，他才登上了聯邦領導人的位子。事情是這樣的，那時被看作是「聯邦之父」的帕克思（Henry Parkes）爵士將職位非正式地移交給了巴頓，之後，他將所有精力都貢獻給了這個事業。

這是一個頗具挑戰的事業，需要巴頓的智慧、決斷、精力和統領全局的技能，而非糾纏於瑣碎的細節。六個獨立的殖民地（之後的省）不斷的爭吵，妒忌彼此的優勢，極其保護自己的領地。但巴頓看來是適時出現的合適人選，將他們聯合起來實現統一，創造出了一個偉大自由的獨立民主國家。

妻子珍妮的愛和支持對他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這段時間裡。她是一位富有魅力、精力旺盛而能幹的女人，也是他心靈的伴侶。巴頓成為總理之前的日子有時是艱難的，長時間旅行不在家中，有時還缺錢，他們在分別時是很想念對方的。他們一直相愛，直到1920年巴頓去世。我的祖父奧斯沃德是他們的六個孩子中的老五，像他的父親，我的祖父熱心公益事業，受到社區朋友的愛戴。

實現統一

巴頓堅定的認為，聯邦是人民的運動，而不是政治家們創造出來的。他的名言「一個大陸的國家和一個國家的大陸」為人民展望了聯合起來的前景。他遊歷全國，在公眾會議上談及聯邦。在巴瑟斯特舉行人民聯邦大會時，當地的報紙評論說，「巴頓一個人的出席就足以確保大會的成功了。」

他是一個精闢的演說家及令聽眾趨之若鶩的演講者。他能數小時吸引成千聽眾聆聽，受到同事和廣大公眾的尊敬。他的傳記作者伯頓（Geoffrey Bolton）講到他1952年在西澳的Derby會見了一位老廚師的事。廚師記得，他當時還年輕，在悉尼一家旅館工作，當時巴頓會後帶了一些聯邦會議代表用餐，他告訴伯頓說：「我看到了所有人，瑞德、迪肯、弗羅斯特，但他們中的王子是埃德蒙‧巴頓」。令伯頓意外的是，一位城市中產階級政治家竟然會給一名既非居住城市又非中產階級的人留下如此深的印象。這個故事說明，巴頓在接受聯邦挑戰的過程中是有高貴之處的，這也是為什麼聯邦運動會稱他為「澳大利亞最高貴的兒子」。

1900年澳大利亞聯邦終於通過全面表決的形式成立了。這並不是妥協後的結果，西澳從始至終都很猶豫是否要加入到新的國家來。他們剛一加入進來，巴頓就隨同一個小代表團前往英格蘭遊說英國政府通過「澳洲憲法」。他疲於奔波達數月之久，網羅英國統治階層。一個代表估計，他們遊說了3000個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引起爭論的主要原因是有關澳洲法律問題向樞密院提起訴訟的權利。殖民署認為不應該有所限制，巴頓則對本國的經驗和澳洲人處理自己事宜的能力頗具信心。最終他們被說服時，代表團成員們興奮極了，他們抓住彼此的手在房間裡歡欣雀躍。

成功後的挑戰

1901年為澳大利亞的誕生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儀式。但當時新政府和領導人巴頓所面臨的令人望而卻步的挑戰是：淘金熱的結束、商品價格低、連年的乾旱和19 世紀90年代的大蕭條在影響著就業和環境。巴頓顯示出來的技巧、耐心和謙卑在組閣從保守的佛羅斯特到激進的肯斯頓一夥人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領袖，他的長處在於技巧、外交能力和找出可行的折中解決方法的能力。他所受到尊敬的一個例子是，起初，他放棄了決定聯邦/國家關係政務問題的權利，但幾個月後，他的同事在多數事情上都遵循了他的意見。為了避免仍處於紛爭的國家出現問題，他令內閣能夠坐下來進行圓桌會談。

但曾有一次，他說漏了嘴，告訴一位同事他覺得上台後的第一年又一個季度裡「不愉快」，他的健康狀況很糟，有時感到憂鬱。他顯然有自己不快的時候，例如，在同一個不得不取悅於而非令其滿意的代表團談過話後，他說：「紳士們，我希望我已經很令自己模稜兩可了」。作為總理，報紙將他形容為一名「努力工作、有著全面而直觀見解，且口齒伶俐的興趣濃厚的大師——一位發揮了自己能力的真正領袖」 。

種族歧視是可恥的

巴頓和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們很清楚自己創立了一個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新國家。他們有著偉大的見解和高尚的理想，知道其它西方國家將澳大利亞的奠基作為一個偉大的社會試驗在緊密關注著。這必須是一個白人的自由而平等的國家。作為那個時代的男人，他們的世界觀充滿了西方大男子主義的理念，考慮到時代，是合理的，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有色人種要劣於白人的觀念，這怎麼可能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呢？我當然知道，作為一名白人，我受益於這種傳承。但我認為，這種公開叫囂的種族主義，恐懼的驅逐和排斥那些在此居住了幾十年的人們（例如中國人）現在已經被廣泛認為是可恥的。在我看來，這是現在巴頓鮮為人知的原因之一。

但在當時，他被看作是活躍於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家。1902年他和妻子珍妮去英格蘭參加了愛德華六世的加冕儀式，在那裡他被授予了殖民地可獲得的最高騎士勛章——聖邁克爾和聖喬治騎士團騎士十字勛章。在去加冕禮的路上，他同羅馬的裡歐主教XIII會面，他們用拉丁語進行了談話，主教授予了他一枚勛章。他就是因為與「教皇獨權主義的罪惡權勢打交道」 的原因而在自己國家受到嚴重宗族主義的批判。

從總理到法官

1903年9月，巴頓辭去了總理一職，位列新高等法院的三個法官之一。這並非是輕而易舉做出的決定。儘管他的身體很糟，作為領導人的壓力時時伴隨著他，但他不想拋下他的同事們，仍然被看作是最有能力將成員聚集在一起的領導人。據報導，他問過一位同事，「我能在號響的時候就離開嗎？」

巴頓在高等法院的法官生涯一定是滿意而有成就的，因為他需要翻譯他曾經在創立時擔當了重要職責的憲法。他是其他兩位法官格林菲斯和歐康妮共同的朋友，這兩個人有著非常不同的性格，他在法院的順利運作上也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最終，在一個不確定的政治家生涯之後，他有了穩定的收入和一份自己熱愛的工作。他一直從事公益事業，直到身體狀況迫使他於70歲退休，後於1920年1月去世。

我的研究發現，巴頓是一個慷慨而富有熱情的人，一個真正的朋友和同事，也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為澳洲的聯邦事業工作，實現了偉大的政治夢想。他通過顯示出利益大相逕庭的人們可以在聯合的願望下聚集起來，從而幫助我們做回了自己。他一直是一位妥協和一致的勝利者。我們的社會福利，曾經使澳洲成為了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如老年金、鰥寡金、大學教育費、生活津貼和勞動仲裁的歷史就是他的公平和榮譽價值觀的明證。我認為，作為一個和平的國家，我們的基礎使得我們成為了一個穩定的社會，這是我們的優勢之一。我希望，我們現在的政治家和領導人能夠為國家選擇一個更加有遠見的21世紀的發展道路。我以我的祖先為自豪，很自豪能夠瞭解他，知道他是如何幫助澳洲成就今日的。（大紀元記者李平、夏墨竹協助編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