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02日訊】今天下午4：26分，我正在報社值班，堂弟渝德從西彭打來電話說，他剛接到老家的消息，六姑媽在20分鐘前去世了，享年81歲。剛放下電話，琳姐的電話又來了，說的是同一件事情。我不得不相信，父親的最後一個同胞已經永遠的離我們遠去了，至此，父輩七個兄弟姐妹已經全部謝世。
這是我們家族一個時代的結束。
就在昨天，我和琳姐還在電話上約定，新年一定要去鄉下給六姑媽拜年。沒想到，就在新年還有最後幾天就到來的時候，她卻永遠的離開了我們，思之曷勝悲痛。
六姑媽叫陳懋蘅，是我爺爺的么女，可謂出生名門。很小的時候，六姑媽就接受過嚴格的家庭教育，她的女紅技藝十分精巧，剪裁縫紉挑花繡朵無一不精，那時沒有聽說過縫紉機，家裏大人小孩的衣服都是我的幾個姑媽自己手工縫製，所有的枕套帳簷都是她們自己手工刺繡，那真是美麗，現在看來全都是精美的藝術品了。六姑媽的手藝非常好，我還記得，小時家裏吃麵，不管是麵條還是餛飩（我們那裏叫包麵），都是六姑媽用擀面棒擀成一張張像紙一樣薄的面皮，再疊在一起切成的麵條或者餛飩皮，麵條又細又軟，餛飩皮又勻又薄，比起後來那些機器壓的好吃多了。一大家人，至少十多個人吧，六姑媽從和麵到下鍋，好像並沒有要多少時間就全做好了。
有誰願意相信，像六姑媽這樣一個善良能幹的人，一生的大部份歲月竟是在悲劇中度過的。那個荒唐的時代，強加給了她過多的苦難。
在六姑媽還是個少女的時候，我爺爺就將她許配給了天塹鄉著名紳士陶華軒的兒子陶奎，陶奎一表人才，剛從朝陽大學畢業回家，在一所小學當校長。陶家在當地是很有名的，陶華軒有三個弟弟，叫陶吉軒、陶馥軒、陶南軒，都是滿腹文章的人，陶吉軒還當過四川省參議員。對這樣的門第，我爺爺當然是滿意的。陶家也為能和我們家聯姻而高興。
1949年，共產黨進城後，一切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地主開始成為階下囚，我的么叔從重慶寫信給我爺爺，說六姑媽的婚約應該作廢，不能嫁到陶家去，否則要受罪。我爺爺卻聽不進，他是飽讀詩書之人，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不可失信於人，硬是在1950年正月十二那天將六姑媽嫁給了陶家。那年六姑媽23歲，從此，六姑媽就陷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1962年，我爺爺在臨終前流著淚在遺囑中寫道：「今已無可奈何！惟有死後坐十八層地獄以抵罪耳。」
六姑媽嫁到陶家的當年，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恐怖已極的運動便殺氣騰騰的開展起來了，他們家的所有財產被搶奪一空，民兵們擁到他們家去分勝利果實，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強行搬走，六姑媽結婚的陪嫁包括箱子、彫花床、罩子（蚊帳）等全被搬走，他們身上穿的稍好一點的衣服當場從身上剝下來，就連泡鹹菜的罈子都不放過，最後連尿罐都拿走了。陶華軒老大人為自己準備的棺材和一座很氣派的生塋，也都成了民兵們的勝利果實。
這還不算，接下來就是極其殘酷的鬥爭。
民兵們把陶華軒老人的兩個大指拇並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鉗把兩個拇指夾住，用繩子把火鉗捆緊，再往屋樑上吊。寒冬臘月，民兵們把陶老夫人的衣服脫光，只留一件菲薄的單衣，然後把她丟進一個盛滿了水的大水缸裡，再把她的頭壓到水裡，過一陣又提起來再按下去。那是好冷的天氣呀，天上下雪呢，水缸裡的水冷得像冰，陶老夫人60多歲了，怎麼受得了。我六姑媽和全家人被強行押在旁邊看，不敢哭，只有背過身去悄悄抹淚。
陶家的二哥是國民黨時期天塹的鄉長，也挨了不少的鬥。二嫂更慘，她的手被點天燈。甚麼叫點天燈？就是在手窩裡裝上油，然後放上燈芯點燈。她還被大針穿進指甲縫，痛得昏死過去。
六姑爺陶奎在學校裡聽說了父母被鬥爭的事，坐立不安，就給天塹鄉的鄉長寫了封信，請鄉長關照一下父母，他和鄉長有舊情。誰知鄉長把這封信交了出去，說陶奎沒有和父母劃清界限，六姑爺就這樣被撤消校長職務開除回家了。民兵們硬要六姑爺去鬥爭會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說是這樣才是劃清界限。六姑爺是知書識禮之人，怎麼能做這種缺德的事呢，但是民兵們用棍棒逼著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著眼淚去打，晚上回家後，六姑爺和六姑媽偷偷地相對痛哭。
陶華軒老大人，還有叔公陶馥軒和那個當過天塹鄉長的二哥，據說是罪大惡極的人，被押到烏楊鎮關起，天天吊打。這時已經快要過年了，六姑媽和姑爺就天天等著他們回來過年。到了臘月三十，家家都在團年了，他們卻沒有回來。最後終於得到消息，臘月三十那天，正是萬家團圓的時候，他們父子叔侄三人被綁到神溪口，就是縣城對面的河壩，和另外幾十個地主一起槍斃了。事前並沒有告知他們三人，只是叫他們背著鋪蓋卷沿河邊走。臨近神溪口時，遠遠的看見河灘上搭起了公審台，陶華軒老大人一下就明白了，不禁仰天長歎：「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啊！」隨即父子叔侄同時罹難。六姑媽和姑爺是幾天後才去收屍的，屍體在河邊暴露了幾天，已經變顏色了，看著父親、叔叔和哥哥無端橫屍江頭，六姑媽和姑爺不敢哭，眼淚往肚子裡流。
這年新年，六姑媽家裏沒有一顆米一滴油，夫妻二人就沿著村子去要飯。六姑爺是朝陽大學學生、小學校長，一輩子為人善良，沒有做過虧心事，而且是很顧面子的人，六姑媽也是大家閨秀，過年的時候雙雙去走村要飯，是多麼痛苦的事啊。
六姑媽的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婦，還要經常挨鬥，不久死去。
1961年，六姑爺在特大饑荒中餓死，丟下六姑媽和只有幾歲的兒子——我的表弟陶新明，那時我六姑媽才34歲，許多人給她做媒都被她堅決的拒絕了，她就帶著幼小的孩子艱難度日，我爺爺在日記中對六姑媽有這樣的記述：「蘅女過河來，談及該區隊伙食團已經停止吃紅苕，每人每頓只供應蕎子二兩。此子鳩形鵠面，桔瘦如柴，情實可憫。」「蘅女每日抱病勞作，又出夜工，沒有休息時間，情實可憐，此子將死於是鄉矣，一歎！」
我爺爺是1962年7月逝世的，也是死於飢餓。5月1日那天，他已經不行了，他堅持著翻開已經寫好的遺囑，用戰抖的手艱難的握住筆，在後面添上了歪歪斜斜的一段《補抄》：「衡女身體不強，無力耕作，不足她母子二人之伙食，饑寒之險，在所難逃。我死之後，希望嫂嫂和內侄們大力照顧，我也得瞑目於地下也。1962年5月1 日寫。」我每次讀到爺爺的這段血淚所成的《補抄》，無不為之感傷。
生活上的艱辛已經難以忍受了，然而更可怕的卻是政治迫害。六姑媽是1950年結婚到陶家的，根據共產黨的政策，應該以1949年以前三年的經濟狀況來劃定成分，六姑媽是無論如何也劃不成地主的，可是中國的事情就有這麼怪，他們硬是把六姑媽定為地主成分，而且「享受」地主的政治待遇，甚麼訓話呀鬥爭呀苦役呀，一樣都不少。那真是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六姑媽就冤枉當了幾十年地主，表弟陶新明當然從小就「享受」了地主崽的待遇，在歧視中長大，成了文盲一個，除了種田甚麼也不會。
我伯父還在我爺爺之前就餓死了，爺爺死後，我父親和我么叔一直牢記著爺爺的遺囑，儘量照顧六姑媽，但是，在漫長的恐怖與饑寒交織的人人自危的年代裡，誰又能救六姑媽出水火呢，父親和么叔也只能盡力而為。2003年，父親在經歷了一次嚴重的腦中風剛剛好轉後，堅持要到鄉下六姑媽家裏去度過自己的87歲生日。到六姑媽那裏有很長一段山路不能通車，我們是請人將父親背過去的。父親和六姑媽一見面，兩人都哭了起來，哭得好傷心，我們勸了好久才勸住了。那天天氣晴朗，我們把酒席擺到屋外的院壩裡，大家一起向父親和六姑媽敬酒，真是喜氣洋洋。誰也沒有想到，歷盡無數苦難後，父親和六姑媽都是如此高壽。
2005年冬天，父親去世了，我們在電話上將噩耗告訴六姑媽後，六姑媽當即失聲痛哭，要下山渡江來奔喪。那時六姑媽已經很衰弱了，我們害怕她到靈前承受不了痛苦，就沒讓她進城來，結果她在家裏哭了幾天幾夜。現在想起，還是應該讓她來呀。
去年回家過年，初二上午，我就和儲兄瑜妹一起，過江登山，去給六姑媽拜年。她看到我們高興極了，忙著和新明一起去做飯款待我們。新明50出頭，滿手硬繭，頭髮花白，還好，他兒子熙忠再沒當「地主崽」，從商校畢業後已經在復興鎮工作多年。我們去了一會，他就騎著摩托趕回來了。這孩子知道他奶奶一生辛苦，對奶奶很孝順。那天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六姑媽，臨別時，她老人家堅持沿著窄窄的田埂走了很遠來送我們，一邊走一邊說：「我這些內侄兒好啊。」
本來說定了2006年農曆六月初五我們一起去給六姑媽拜壽，那天是她八十大壽，結果到了那天，我卻遠在康藏高原的路上，失去了給她拜壽的機會。六姑媽永遠的走了，我倒真的希望有傳說中的陰曹地府，那樣的話，她就可以和六姑爺，和我爺爺奶奶，和我父親他們相聚在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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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白：朱守中原是上海某師範學校副校長，因反右中「動搖退卻」被開除出黨，作為上海支援寧夏大隊的一員，到寧夏中衛縣中學任教。四清運動中，朱被開除教職，下放農場。他一直不服，常有反革命言論，諸如江青妄想以老佛爺慈禧自居，葉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麼也爬不進中央，他們這樣做豈不是成了夫妻黨？把林彪的名字載進黨章，這還叫甚麼共產黨黨章？陳伯達自詡為中央唯一的理論家，看來快不行了，康生是中國的貝利亞，寧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虧，等等。一打三反中，朱守中被槍斃。
――轉自《黑五類憶舊第十期》，焦國標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