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3月07日訊】我家是村裡的「首富」，有幾間房，幾十畝地，兩輛馬車，農忙時僱用幾個短工，土改時被劃為富農。這頂富農的帽子，像一塊石頭，壓在我家每個人頭上整整四十年。這是屈辱的四十年，我們只能彎腰低頭，夾著尾巴做人，村裡人見我們像見了瘟神，遠遠地躲開。反右傾、拔白旗、四清、揭階級鬥爭蓋子、批四舊、刮十二級風暴，哪一次運動，我的叔叔們都逃不了被觸及靈魂、皮肉的批鬥。不批鬥他們，村裡的鬥爭就無法搞起來。

我的四叔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莊稼活是一把好手，有一次被派到南山坡地扶犁種豆子。種完豆，還剩下一把豆種，四叔本想揣回家，為得水腫病的四嬸熬水喝，又怕村頭人看到，就偷偷把豆種埋在了地頭上。不知是四叔忘了還是由於害怕，這把豆種就被留在了那裏。若干日子後，人們到南山坡地鋤地，發現地頭上長出一叢茂密的豆苗。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四叔當場被揪出來批鬥。有人從廟裡抬出一口鐵鐘，扣在四叔頭上。四叔，戴著五十多斤的鐵鐘，在熱辣辣的太陽底下，在人們的批鬥聲中，倒地死去。家人匆匆把他埋在南山坡，人們說他私吞公家的豆種，罪有應得。

我作為富農子弟，中學畢業與大學無緣，回家務農。富農在我心中是一種恐懼，一種恥辱，一種罪過。貧下中農的孩子，有的被保送上了大學，有的進城當了工人，有的參軍當了兵，留在村裡的有當隊長、會計、出納、記工員的，有當民辦教師、赤腳醫生的，就是幹活也是看場院、看瓜地、看菜園、趕馬車等輕活，而最髒最累最苦最危險的活兒都是富農和他們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幹。

二叔修梯田，三九天抬石頭，雪大坡陡，不慎摔倒，石頭砸在腳上，無錢醫治，落下跛足。初春冰雪剛融，架浮橋、打稻埂這些活就落在五叔六叔身上了。刺骨的河水泥水，凍傷了他們腿上曲曲彎彎的靜脈血管兒，潰爛發膿。

那年冬月，我們幾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派到十里外的河邊修電站。白天在結冰的河裡打樁攔河，不到一小時就凍得渾身發抖，上岸喝一口老白干，再跳進河裡繼續幹。夜裡挖機坑，在水裡風裡一直幹到深夜。無論如何賣力幹活，我們還是與家庭劃不清界限，還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為了表示與家庭決裂，五叔的三兒子也參加了對自己父親的批鬥。他幾次揚起手，終不忍出手，專政頭頭說：「你不會打，我教你。」說著朝五叔臉上打去，五叔的臉立即成了血饅頭，他的三兒子也哭昏了過去。其實富農子女與富農分子沒甚麼區別，老一輩富農死了，村裡還得鬥下去，斗的對象就輪到富農子女。

有一次我和貧農青年丁二在牛棚裡出糞，本來出這一圈牛糞是我倆的任務，可那丁二就是不幹，坐在牛欄幹上抽煙。牛圈出得只剩一角了，我要丁二下圈出糞，他不幹，悠蕩著二郎腿說：「今兒個讓你孝敬俺貧下中農，我來教育你，怎麼？不服氣嗎？」說著站起身，用糞叉揚我一臉牛糞。那時我真的忘記自己是富農了，也用糞叉朝他揚糞，不料那糞叉竟把他的手指劃破了。這下我闖了大禍。「地主富農反了，打貧農了！」丁二大叫著。隊長跑過來，不分皂白，當即叫民兵連長把我押送到公社派出所。所長喝斥一頓後，把我送進小號。我被送走後，媽媽送給隊長五十元錢，又給丁二五十元，還給丁二做了兩碗麵條雞蛋湯。要知道那一百元錢是我家唯一的積蓄啊！這還不算完，後來的批鬥中都少不了我這個活靶子。

富農家最愁的不是苦累，而是娶媳婦。七嬸有三個兒子，身子健壯，五官端正。老大快四十歲了，還沒有成親，七嬸愁白了頭髮。那年月，誰願意嫁給富農的兒子當老婆呀！貧下中農家自不必說，就是地主富農家的子女也不願意，這不是從一個火坑跳到另一個火坑嗎！沒有媒人說親，七嬸就去求親戚，親戚也無奈，後來總算找到一個腿腳殘疾比兒子大五歲的姑娘成了親。

秋後打穀場上分口糧，是村裡最高興的事，可是富農高興不起來。上風頭的糧飽滿，下風頭的糧乾癟，貧下中農分的是上風頭好糧，富農分的是乾癟糧。青黃不接時，上邊撥下救濟糧，貧下中農分得米面，富農分得糠皮。

大年三十晚上，富農家不許放鞭炮快樂，有時我站在窗前看貧下中農放鞭炮，無語流淚。新年期間，村裡照例要扭上幾天秧歌。扭秧歌要吹鎖吶，打大鼓，鼓很大，兩人打，四人抬，抬鼓的人歷來都是富農分子。後來富農年歲大了，抬不動了，就由富農子弟來接班。那時有個笑話，一小伙子到外村相親，女方父親是個教師，假裝斯文，問：「小伙子，台甫怎麼稱呼？」小伙子一時蒙了，答：「俺是貧農，不抬鼓，地主富農抬鼓。」幾十斤的大鼓，綁上鼓架，抬在肩上，從這院抬到那院，從這街抬到那街，從這村抬到那村，從早上抬到晚上，從初一抬到十五，一般人是招架不住的，再加上兩個打鼓人咚咚猛敲，震得耳朵嗡嗡直響，一天下來，抬鼓的就癱在炕上了，真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階級敵人難受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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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白：一九七○年夏天，南京市分兩批槍決現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先在五台山體育場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宣判後將二十四名犯人分別押上十二台卡車，每台押兩名，開赴江東門刑場。每台卡車前方兩側各架一挺機槍，後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裝的軍人，兩名犯人掛牌站立，面朝車尾，遊街示眾。革委會嚴密組織沿途街道委員會，命群眾在劃定的地段觀看遊街。被通知觀看遊街的群眾必須出席，且須自帶板凳，端坐街道兩側，等候遊街車隊，接受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育」。當局的組織效率奇高，從五台山體育場到江東門刑場，沿途安排的觀眾有百萬之眾。被槍決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馬列主義編譯局俄文翻譯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學校長王飛等。

――轉自《黑五類憶舊》第十期，焦國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