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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評論

仲維光:從中東民眾的要求看中國民眾的希望

【大紀元2011年03月06日訊】最近發生的中東的民主化浪潮對我震動很大。因為我曾經認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大約是看不到共產黨專制倒台的那一天,大約是看不到中國人能夠走向民主化。這是我在八十年代中期的認為。但是在八九年的時候我看到了柏林牆倒塌,看到了整個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看到了中國民眾開始覺醒。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我這一輩子是幸運的,我這輩子縱使看不到中國共產黨政府倒台,縱使看不到那手上沾滿人民鮮血的中國共產黨集團的崩潰,我認為我死也可以瞑目了。因為經歷了八九年之後,大家都相信中國共產黨的倒台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問題。而且就連中國共產黨內部的人,他們自己也已經不再相信共產黨是一個萬年江山了。

但是我真的沒有想到就在我有生之年,在八九年的二十年之後,又看到世界上一個巨大地區的民主化浪潮,看到了人民在追求自由,追索自己生存權利這種過程中取得了又一個歷史性的勝利。所以最近在中東發生的民主化浪潮對我的震動很大,也使我感到我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就是這個中東的民主化浪潮使我更加增加了我的信心,也就是中國的共產黨集團一定會崩潰,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最終一定會倒台,中國人民一定會享有自由,能夠自己在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路上,通過自己的努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中東的民主化浪潮使我非常興奮,給我震動很大,也給我增添了信心。

這裡我要從幾個具體的方面來談一談。我和您一樣,聽眾朋友們,我們都不愛好「政治」,都不是想在「政治道路」上獲得一些甚麼。我們追求的都是自己能夠自由的生活,追求的都是自己能夠按照自己所要的那種方向,那個方式去生活。因此我在這裡想要談的也是中東民主化浪潮對於我們每個普通的中國人啟示是甚麼。

這裡我想做幾個歷史性的和社會性的對比:

一,中東化民主浪潮給我的震動

去年十月八號當諾貝爾和平獎宣佈給一個中國人以後,世界又發生了中東革命這件事情。如果你仔細觀察在這短短的四、五個月裡世界整個的變化的話,對比這兩件事情,我可以跟您說,如果您是一個信神的人,你會更相信有那麼一個神在主宰著這個世界。因為這兩個事件對比、反差竟然如此大。如果您不是相信神的人,那麼您會覺得這個歷史竟然會如此偶然,如此機巧,產生如此巨大的諷刺。為甚麼呢?因為在去年十月八號宣佈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一個中國人以後,本來中國民眾歡欣鼓舞的是認為這個諾貝爾和平獎它給了極權的共產黨政府一個嘴巴,它是一個對專制的摒棄。但是去年十月八號這個獎宣佈授給了個中國人以後,卻不料在整個國際上帶來了對於極權的共產黨的綏靖,在中國社會帶來了對於極權專制的希望。也就是說它帶來的居然是對於共產黨的綏靖,甚至對共產黨期待、希望,乃至歌頌。

我為甚麼這麼說呢?因為諾貝爾和平獎評獎委員會他們的頒獎詞裡就居然就說中國共產黨最近這些年來給中國經濟上帶來了巨大的進步。大家知道這純粹是一種歷史的謊言,因為中國的進步,我們可以通過分析知道是以人權和環境為代價的。而且做一個歷史的對比我們也可以看到,當年三十年代中期希特勒也曾經短暫的使德國的經濟繁榮過,但是有哪一個人敢於歌頌、敢於積極的評價希特勒當時的所謂的經濟成就呢?

然而十月份的頒獎詞卻居然採用這樣的積極的美化一個專制的言論來評論這個極權專制社會。情何以堪!當然它帶來的另一個就是一種綏靖的聲音!這就是伴隨它的那種無敵論,那種對共產黨所謂最近這些年來的這種美化。這一切使得很多人認為共產黨是能夠改變的,甚至看不到共產黨在最近一、二十年來的殘暴,認為最近共產黨也是有所變化了。這樣的話,諾貝爾和平獎適得其反,南轅北轍,使得中國社會實際上又重新走了一個彎路,實際上再次延緩了共產黨苟延殘喘的生命。

但是就在這時候,從十二月底開始在中東就開始吹起了這種民主化的浪潮。首先是在突尼斯。大家知道突尼斯這個國家對於我生活在德國的人來說,就好像是歐洲附近的一個小的中國的縮影。

突尼斯在這些年的專制中也採取了一種所謂經濟開放,甚至突尼斯是德國人的一個旅游勝地。而且在德國人眼裡突尼斯通過旅遊也賺取了大量的外匯,那個社會似乎也是安定的、繁榮的。但是就在這樣一個社會開始了民主化的浪潮。

其次是這個民主化浪潮從突尼斯很快的蔓延到埃及、利比亞。

這個在非洲、在中東發起的民主化浪潮不僅再次超出了歐洲人的想像,而且非洲民眾對於這種民主的要求,對於專制的摒棄,和十月八號諾貝爾和平獎所帶來的那種對於專制的綏靖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諷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覺得在這個歷史對比中,中東的民主化浪潮的意義我覺得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對於全世界民眾來說它就具有了更大的意義。

二,歷史對比,中東的民主化浪潮對我們具體意義

我覺得這裡我們可以通過一個豎向的歷史的對比來看中東民主化浪潮的幾個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

第一個意義,我覺得中東民主化浪潮它給我們帶來的就是對於九十年代初期,美國的一位所謂學者杭亭頓提出的那種文化對抗論,那種以後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對抗的那種觀點的一種粉碎性的否定。

這個中東的民主化浪潮就使得我們看到,無論是哪個種族的民眾,無論是哪種文化的民眾,他們追求自由,他們嚮往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權利、自己生活方式的這種衝動都是主要的,都是占主導地位的。

每一個種族、每一種文化在這種追求中它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傾向,都可能走各種各樣的道路,也可能是彎路。但是有一點,就是人類對於自由,對於人權,對於自己生活方式的這種追求,包括對於自己的信仰等其它方式的追求是相通的。也就是無論甚麼內容的文化,都是「人」對於自由的生活,美好的生活的追求。這就是聯合國人權宣言之所以是普適的也是這個道理。

這種普適它不只是普世到每個人,而且甚至普適到它所存在的各個種族文化中。也就是任何一種文化,最根本都是對於人性最根本的需要的追求產物,為此,它最深處都包含著自由和權利。

因此中東發起的民主化浪潮它第一個就使我們看到的就是各個文化中,在不同的信仰中,在所有的民眾中,追求自由、追求自己信仰權利、追求自己生活權利是主要的。

那麼這裡我要做一個豎向的對比。為甚麼會在七九年的時候伊朗革命最後卻造成的是伊斯蘭極端分子來掌權,而這次的方向卻是是民主化。

在這次中東爆發民主化革命浪潮開始的時候,在西方的很多媒體,甚至在我們中國人裡也有跟著說,中東的民主化浪潮不一定帶來的是好的,可能帶來的是一個極端的宗教分子的這種政府,這樣將使中東比以前更壞了。但是事實上在今天大家看到,中東各國發展的方向是和七九年伊朗革命的方向是不一樣的。為甚麼會如此呢?這除了使我們看到,也就是我前面講的各種文化中在民眾中追求自由,追求自己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那種衝動是占主導的,還使我們看到,我們東方民眾追求自由、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生活方式的這種努力只有靠我們自己。在西方有我們的朋友,也有那些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出賣我們,那些政客,那些商人,一心想著他們自己的利益剝削利用我們的人。所以這裡豎向的對比就可以使我們看到我們今天我們中國人的努力、中國民眾的努力也只能靠我們自己。

我為甚麼這麼說,這個我從第一點最近四個月的變化,以及現在要做的歷史對比,做更具體的研究來說,可以看到,很多第三世界的專制政府,乃至恐怖份子,是西方政治人物,商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豢養起來的。他們沒有把第三世界的人的人權、自由放在首要地位,作為一切問題的基礎,而是把冷戰,東西對抗,把本國的政治、經濟利益放在首要,如此五十年來,第三世界民眾的利益,也就是人權一直是被放在第二位來考慮的。是西方的這種政策,造成伊朗的七九年結果,造成阿富汗,造成本拉登羽翼豐滿!造成二十年代蘇聯的發展,造成七十年代的所謂緩和共存,造成今天中國的所謂經濟奇蹟!

在這次中東民主化浪潮中,我們再次看到西方政府的反應遲緩,猶豫不決,這種遲緩猶豫延續下去肯定會為伊斯蘭極端分子組織造成更大影響的機會。在中東事件中,我們也再次看到專制政府鎮壓民眾的武器大多數是從西方進口的。

我還要跟大家講的是,同樣類似的事情也包括當年五六年匈牙利民眾起來反抗共產黨的時候,當時在反抗前民眾都對西方寄予了巨大的希望,以為只要起義西方就會給予支持,但是最後西方背叛了匈牙利的民眾,實際上等於出賣了匈牙利五六年的那一次起義事件。

這個例子也表現在柏林牆的建立和崩潰問題上。柏林牆的崩潰是東德民眾自己努力的結果。而當時的西方政府,包括西德政府在內,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柏林牆會崩潰。

他們當時的政策就是東德會存在下去,會繼續存在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他們就要努力做好和東德共產黨政府和平相處,好好打交道,做商業、貿易其它的來往,不要因為兩方的對立而侵犯了他們西方國家,西歐自己的利益。

今天實際在中東革命裡,我剛才講的這個對比也是這樣,在突尼斯的事件起來的時候,在埃及事件起來的時候,西方的很多政客是袖手旁觀的。所以只有我們民眾自己起來,自己來爭取自己的生活方式,來爭取自己的自由,才能夠獲得我們自己的自由。

這也是我們本來不喜愛「政治」,可是不得不問「政治」的原因,因為你們剝奪了我們的權利,迫害我們,因為你們出賣了我們。這就是第二個我要講的從中東自己的歷史對比裡得出的教訓。

三,對比中東民主化浪潮,中國能夠得出哪些教訓。

我在前面已經講了,各個民族的文化裡都有那種爭取自由、爭取自己生活權利的那種努力。而且正是這種努力支持了各個民族文化世世代代不斷的發展,不斷完善自己。

當然我們中國文化裡也是這樣的。而且大家知道我們中國文化它的特點就是在整個世界各個多元文化當中是最注重人的內容,最注重人的倫理、人文這些東西的。但是為甚麼我們中國人在這條路上卻走了一個彎路?在一九八九年東歐的其它國家拋棄了共產黨勝利了,唯獨我們中國沒有,還在經歷共產黨的統治。那麼到了二十年以後,二零一一年我們中國又是怎麼樣?

這裡通過今天中東民主化浪潮的這種啟示我們可以來對比一下一九八九年的情況。一九八九年我們中國的情況,我可以坦率跟你講,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文化傳統被共產黨已經徹底粉碎了。因此,我們中國人自己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還沒有到達今天,二零一一年年初的中東民眾的那種覺醒程度,那種自我覺悟程度。我們當時的那種對於自由,對於自己權利,對於自己信仰、生存、生活方式的那種追求的衝動,我們遠遠的不如今天中東的民眾。

我為甚麼這麼說呢?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你看一看東歐的國家,也就是東歐的國家為甚麼能夠粉碎了東歐共產黨集團,取得柏林牆崩潰的這種勝利,而我們中國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那是因為東歐各國實際上從五十年代以來,從五三年的柏林起義到五六年的匈牙利起義,到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到七十年代末期的波蘭的團結工會的這些對於共產黨的對抗和抗議鬥爭活動,所有東歐的這些活動裡都有一個原則,一個訴求:那就是不要共產黨。

但是大家看一看我們中國人、中國民眾。由於中國共產黨,或者說我們中國的所謂某些個知識精英從五四以後就一直是採取一種徹底否定傳統,引入這種西方的左派思想,西方的這種馬克思主義,因此到四九年的時候,以及四九年之後,中國的傳統被徹底粉碎了。而且在這種粉碎傳統的基礎上,四九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又造就了兩代和三代沒有傳統的中國人。被共產黨黨文化毒化了、扭曲了思想精神、知識框架,畸形變化了中國人。

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在經歷了六六年到七六年十年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之後,到了七六年還沒有人提出來要反對這個共產黨,要粉碎這個共產黨的領導,要拋棄這個共產黨。

一九七六年居然還有那麼多人是在懷念好的共產黨!

今天大家知道,從共產黨成立開始。歷史上哪有一個好的共產黨?一個好的共產黨只是一個虛幻的說法,說的難聽了是一個騙人的說法!

但是在七六年到八九年當中,中國民眾中沒有提出對共產黨的徹底反省、徹底拋棄。而過去對共產黨曾經有過清醒認識的那一代知識份子,在二、三十年代存在的那一代知識份子早已經被共產黨徹底埋葬,使得後人很難再聽到他們的聲音了。所以到八九年的時候,中國社會是一個失去傳統的社會,是個傳統聲音極其微弱的社會,也是一個西方現代化人權自由的聲音極其微弱的社會。

而這裡還有一點又可以使我們看到的,實際上西方近代的人權思想,這種爭取自由的思想,和中國文化傳統中那種最根本的、最深的人文關懷是一致的。這裡就使我們產生第二個對比,就是中國在八九年經歷了這種天安門血腥大屠殺以後,中國民眾重新被之置於死地而後生,也就是說從九十年代初期以後,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傳統重新覺醒。應該說中國傳統的一個轉折性的、決定性的這種覺醒的階段是在九九年以後。從九九年以後中國民眾越來越多的覺醒。

這裡邊我尤其要提的就是法輪功學員們的努力。在九九年以後法輪功學員們通過他們對自己信仰的不屈不撓的追求,通過對於自己的傳統的那種熱愛,然後又把這些化諸為一些文字,比如說《九評共產黨》;化諸了一些行動,比如說退黨運動,比如說辦的一些網站,辦的一些電視台,在宣揚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說現在在世界各地進行演出的神韻。這些都不是政治活動,他們都是宣揚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種傳統的延續,一種中國人所固有的那種美德。

所以實際上我第三點要講的這個歷史對比,我們大家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從九九年到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我們中國人實際上和中東民眾走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走在同一條路上,他們在要求他們那種生活方式的自由,我們中國的民眾也終於和八九年的時候不一樣了。我們所有的在大陸的異議人士,所有那些維權人士,那些地下教會、各種教會追求自己信仰的人,都是在追求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追求一種拋棄共產黨,不要共產黨,摒棄極權專制帶給我們的意識形態,帶給我們的政治枷鎖的這個努力。

在二零一一年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國產生的努力和一九八九年的時候已經不一樣了,一九八九年的時候很多東西還是想要一個好共產黨,還是想要一個胡耀邦,或者一個其他的甚麼看起來所謂和掌權的共產黨有點不同的共產黨。但是二零一一年大家可以看到,通過二十年的努力,我們中國社會和今天中東的民眾實際上是一樣的。

在第三點中,我還要強調的是,中東民眾的民主化浪潮忽地一下就起來了。它給我自己的鼓舞很大。也就說是今天在二零一一年我們中國社會也已經具備了像當年八九年東歐的情況,也具備了中東民眾所具有的那種社會狀態。也就是今天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只要有一個機會、有一個可能,我們要表達的就不再是要一個好的共產黨,就不再是容忍共產黨的專制來繼續存在,而是徹底拋棄它。

這也是我第一點所講的歷史的巨大諷刺:一個無敵論,一個有敵論,這個敵人就是中東民眾告訴我們的。那麼現在我可以告訴聽眾朋友們,在中國社會只要一個風吹草動,有一個像中東這樣的可能,那麼我們中國民眾就要徹底拋棄共產黨專制,哪一個人也挽救不了共產黨專制。這就是第三點,通過中東的歷史對比,然後對比我們中國人的幾十年曆史得出來的教訓。

四,我們每個普通人現在能夠做甚麼

我在前面講了,你、我在「政治」上都沒有甚麼所求;你、我要求的都是「自由」;你、我要求的是「拋棄共產黨」,砸碎共產黨地方壓在我們脖子上的這個桎梏,這個鎖鏈!那麼我們現在能夠做甚麼呢?

我覺得中東的這個民主化浪潮再一次給我們一個新的啟示。實際上中東的民主化浪潮和當年八九年前東歐的民眾情況很多理念很多表現出來的現象都是一樣的。這裡第一個就是我們大家要堅持我們自己的理念,堅持我們自己的追求。這一點套用當年捷克異議人士的話說,就是要生活在真實中,也就是說你要堅持去說實話,堅持你的信仰,那麼就是對共產黨的一種拋棄。如果我們大家都是這樣起來拋棄了,那麼共產黨就很難存在下去。所以第一點在這裡講我們能做甚麼,就是我們自己無論在甚麼場合,無論採取甚麼方式,都要堅持自己,堅持正義,堅持向善,向好的方向努力。而摒棄那些協助專制的幫手,儘可能的做到一切。做不到的時候,你保持沉默也不要做幫凶。

第二個我想我們能做的,就是東歐和中東告訴我們,推翻專制的過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裡我就講我自己既不是抱很大希望,中國共產黨立刻就能夠倒台,中國立刻就能夠產生巨大的變化;卻也抱很大的希望、絕不絕望!

我認為只要通過我們不懈的努力就一定會達到我們的目的。這一點我可以跟大家講,就是當年東歐、東德的和平革命的變化也是一點一滴帶來的,一點一滴的變化積累起來的。

有很多的西方記者,也有中國大陸的一份《環球時報》說中國的民眾不滿是有的,但革命是沒有的。這裡我卻要說的是,革命或遲或早會發生,但是它是要看時機,而這個時機就是我們的民眾用我們的不滿來創造。

柏林牆倒以前,沒有一個西方人能夠想到柏林牆會倒塌,也就是說在柏林牆倒以前沒有一個西方人想到會有這樣一場和平革命。一直到他來了以後才被所有的人承認。因此我覺得我們中國民眾從現在開始要付出不屈不撓的努力。東德革命,星期一萊比錫大遊行、和平遊行進行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每週一都上街,這樣的話就把這把火就越燒越旺。

我希望我們中國的民眾也像萊比錫星期一和平大遊行一樣,也要像埃及開羅的街頭的民眾一樣進行不屈不撓的努力,進行持久的努力。但是這裡我要強調的是,我們要盡可能的保護自己,我們都不是問「政治」的,我們追求的都是美好,因此我們也沒必要去正面碰撞那些暴力。

這裡我覺得我們能做到的就是如果暴力在西邊堵截,我們就去東邊的廣場;如果暴力到東邊的廣場,我們就去南邊的;如果暴力東西南北都佔了,我們就回家,但是我們就是回家也不買這個專制的帳,我們也不去歌頌這個專制,不去像某些人那樣去說無敵論!這就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們能做到的:第一持久下來;第二,我們要用多種的方式,用多種的地點;這也是我前面一再強調的,就是我們不買共產黨的帳。我們要把這種對共產黨的拋棄的調子越唱越響!也就是說我們最重要的在今天要逐漸的使共產黨陷於四面楚歌,要把共產黨圍困在垓下。

我們是用甚麼來圍困呢?是用我們的精神,我們的追求,我們的思想!這包括我們的聊天、談論、討論,這包括利用一切可能、一切網絡!這當然也包括我們最近五、六年以來在海外法輪功學員發起的那種退黨運動。用所有的這些形式來唱衰共產黨,來唱衰專制,來唱衰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醜惡、最殘暴的集團。這樣的話我相信如果我們持久的努力,靈活的努力,實際的和精神上的努力,不屈不撓的從思想上、從精神上堅持自我,堅持我們自己去對抗共產黨,所有這些努力都做到了以後,那麼我們中國就會和中東的民主化浪潮一樣,在某一個時刻就會忽地一下燃燒起來。

因此中東的民主化浪潮給我的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全世界民眾追求自由的努力都會成功!

轉自《希望之聲》名家談節目@